道家易

更新时间:2024-09-01 16:23

周之“史”官,负责收藏室的工作。而当时的收藏室相当于现在图书、档案、博物、珍宝等馆的综汇。不但收藏周武王前后的书籍、史料、珍宝,还收藏一百多个大小诸侯国的历史记载、上古遗书,各国的供奉,以及有关各氏族渊源的记载,大禹所制的九鼎和夏商遗物等。

先秦道家易学

周之“史”官,负责收藏室的工作。而当时的收藏室相当于现在图书、档案、博物、珍宝等馆的综汇。不但收藏周武王前后的书籍、史料、珍宝,还收藏一百多个大小诸侯国的历史记载、上古遗书,各国的供奉,以及有关各氏族渊源的记载,大禹所制的九鼎和夏商遗物等。

从已有的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看,中华文明始于伏羲,至黄帝已趋兴盛。但那时的文化,可以说还是一种巫史文化。但正是这种巫史文化,孕育了中国的学术文化。在这当中,就现有的文献看,最突出的就是《易》文化。由《连山》至《归藏》,再到《周易》,呈现出逐步发展、深化的趋势。

道家易是易学的一个学派,陈鼓应先生在《先秦道家易学发微》中说:“《易传》借道家的道论来解释世界变化的法则,《系辞传》谈及‘道'处有二:一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是‘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两句话非常重要,然而却是对老子道论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系辞》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可能是对《老子》42章万物生成论的一个概括。有关道器的问题,在《老子》书中已经隐约提出,马王堆帛书《老子》有云:‘道生之……而器成之(在今本51章)',今本《老子》28章云:‘朴散则为器',意即道散则为器(朴即道,见《老子》32章‘道常无名朴')。”还说:“道论创始于老子,无论是万物生成之道还是变化之道、以及作为事物原理的道,在老子哲学中都有系统的论说。”(载《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二辑。)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中有一段话讲得更为明确:“《易经》是一部占筮之书,《易传》则提升而为一部哲学义理作品。两者相距有七八百年之久,这期间,老子思想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至于战国秦汉的道家,对《周易》却是一直重视的。这一时期的道家分为南北两个支系,北方道家的经典系统为“黄老易”,主旨在于融合道法而形成一种帝王之术;南方道家的经典系统为“庄老易”,主旨在于提倡无为政治理论并维护个人的精神自由。在这里,“黄老易”和“庄老易”两种次序,正好显示了这些经典的权威地位的等次,其中《庄子》的地位一度超过《老子》这一点,尤值得学界注意。战国秦汉文是以北方中原文化为主,道家经典也是以“黄老易”的系统为主流,“庄老易”的系统到汉武帝以后才显得重要起来。东汉以后,控制中原地区的曹氏、夏侯氏家族先仿效汉初的黄老之治,后又沿袭早期的南方道家而提倡“三玄”之学,使由“黄老易”到“庄老易”的学术重点转移过程变相地重演了一遍。《易》与道家、《易传》与道家之间密切关系,历代儒、道名家与海内外学者均有大量的研究。

自春秋以上,中国学术总于易学一体,官学开始逐渐演变为民间私学。易学前后相因,递变发展,百家之学兴,易学乃随之发生分化。自孔子赞易以后,《周易》被儒门奉为儒门圣典,六经之首,而儒门之外。“有两支易学,与儒门易并列发展:一为旧势力仍存在的筮术易;另一为老子的道家易。所以自孔子赞易起,中国易学开始分为三支”。从易学发展史上看,先秦易学发展到老孔时代,形成了道家易、儒家易及术家易三支。其後秦始皇焚书,易以卜筮之书独存,然易学至此盛极而衰。三支易学的这一总趋势,到先秦以下乃由隐而显:透过淮南子,道家易的趋势明朗化;透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儒门易的趋势明朗化;透过占断灾异之学,术数易的趋势明朗化。

两汉道家易学

经过战国中后期道家诸子对黄帝、神农的宣扬,汉代炎黄观念趋向成熟,并与政治紧密结合,二者互相推助,形成了以黄帝为宗的道统与帝统观念。汉代黄帝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以黄老宗师的面目出现,又多与符和图谶联系在一起。这两方面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推动了汉代诸子炎黄观念的发展,并为民众认同,从而成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因素。刘邦亲自为炎帝与黄帝立碑,并且为与黄帝争战的蚩尤也立了碑,这样一来中国各民族便都是兄弟了。不过中国人都是三皇五帝的后代的确也是史实,否则便不会被各民族所承认而达到统一的目的。

刘邦去世后,吕后专政。吕家势力被扑灭后,文帝刘恒被拥戴登基,汉朝帝业才算真正稳定。文帝在位23年,传位于儿子刘启,是为景帝,在位16年。这39年,从公元前179年到141年,由于汉初刘邦、吕后以及文帝与景帝采用黄老之学治国,使汉朝的政局开始正规化。政治稳定使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仓廪丰实,府库饶财,移风易俗,黎民淳厚”,人民真正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盛世(文景之治),因而被以后的历史家所称羡。

在崇尚黄老的学术氛围中,道家《易》得以彰显和发展。据《史记·日者列传》所记载:“楚人司马季主,通《易经》,述黄帝、老子,博闻远见。”在与宣扬孔孟之道的宋忠、贾谊辩论易道之广大时,使宋、贾二人“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怅然‘噤口不能言”’。

淮南王刘安曾聘请精通易学的九位高人,著《淮南道训》二篇。刘向《别录》载:“所校雠中易传《淮南九师道训》,除复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为易者九人,从之采获,署日《淮南九师书》”(《初学记》廿一)。遗憾的是,此书早已亡佚,已无法了解具体内容。不过从刘向《叙录》中看,应当是阐述道家易学观的。另外《汉书·艺文志》中所记载的“《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也应当属于道家易或阴阳易。不过汉朝阴阳家易学与道家易学已无明显区别,他们本身都属于隐士易的范畴。

从汉武帝后,仕途以儒家为主,但其他诸子百家并没有遭到禁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朝的易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所以至今汉易在易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据《史记·儒林传》中记载,汉初孔氏《易》的传人为田何,田何传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但田氏易学在汉初的文、景之世影响并不大。尽管汉武帝将孔子所传的《易经》列为儒家的《五经》之首,但是儒家却往往更愿意学习道家易。于是道家所传的隐士易主宰了汉世的易坛。其代表为孟喜、焦赣和京房。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焦赣“独得隐士之说”;京房受易于梁人焦赣,而焦赣曾经与孟喜学习过易学,可见这三家象数易皆非孔子所传之《易》。

西汉《淮南杂说》中《老》《庄》、《易》本于一体;而严遵《老子指归》为汉朝道家黄老易的代表之一,其弟子扬雄扬其波而著《太玄经》。扬雄少好学,口吃,博览群书,长于辞赋。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家贫,晚年嗜酒,人罕至其门。那时刘歆总管六经,曾读《太玄》、《法言》二书,嘲扬雄日:“空白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扬雄笑而不答。七十一岁卒。

扬雄一生著作,主要的五赋二解载于《汉书·扬雄传》,哲理著作《法言》东汉曾传诵一时,但易学著作《太玄》却一直罕有研究者。究其原因,乃在于这是真真正正的道家易学著作,确实太深奥,所以刘歆这样的大经师都未能读懂,嘲笑他说:“恐怕后人会拿你这书去盖酱罐!”

《太玄》(道家称之为《太玄经》)之所以深奥难懂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它是道家的筮易理论,必须深透地理解道家哲理才能明白其筮易的原理。《周易》是先有数筮,经几千年发展才与哲学结合:《太玄》是先有哲理,其后才据理而发明筮易之法。两者所走的道路完全相反:《周易》是从实践提高到理论,是归纳法的产物,为人们所易于接受:《太玄》是从理论推导出该如何实践,是演绎法的产物,故为人们所难以接受。第二,《周易》的宇宙观已普遍为人接受,其宇宙生成理论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早已为人所理解并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太玄》的宇宙观却尚未为多数人所理解,其宇宙生成理论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完全是道家的理念,与当时及后世人们的生活经验有很大的距离。《周易》的宇宙观决定了其筮易时用的是二进制数学,其宇宙生成过程之数是2n系列。《太玄》的宇宙观决定了其筮易时用的是三进制数学,其宇宙生成过程之数是3n系列。《周易》的宇宙观可以用平面几何的图象显示,其计算(筮)也只在平面上进行,其时空概念是二维的(平面的。这是受古代思维方法之限制,如地理概念往往局限于二维的、平面的“四面八方”)。《太玄》的宇宙观则一定需用立体几何的图象才能显示,其计算(筮)也是立体的,其时空概念是三维的(立体的。这是扬雄思维非常超前之处,他认为空问是三维的,时问也是三维的。这一点即使是今日的物理学家也未必都能理解,确是令人震惊的超前思维)。因此,从《周易》到《太玄》的进步,正象从平面几何进步到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从普通代数学进步到微积分数学,故当时的人(包括大学者、大经师)都很难理解扬雄的《太玄》。

道家《易》学,以其特点,或可称为“科学易”。道家《易》学的代表人物是老子。老子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主要贡献是以其思辨的睿智,摒弃天命神学的芜言谬论,将“道”概念从传统的政治伦理局限中拯救出来,改造成为超时空的绝对的精神本体,并进而使有无、本末、难易、刚柔、母子等范畴第一次获得完全的哲学意义,从而使传统的、世俗的宗教伦理哲学,升华为理性的思辨哲学。尤其重要的是,以道家的基本精神弘扬了《易》道。《老子》之“道”,是《易》道之再现和发展,尤其是对《易》中所包含的自然知识的继承、发掘和发展,则是勿庸置疑的。《老子》着重探讨的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关系,飘风骤雨与自然变化的关系,万物与阴阳的消长关系以及人自身循道与长生久视的关系等等。秦汉以后,由于黄老之学所享受的特殊地位,以至汉代《易》学无不带上老学色彩。东汉末,随着黄老之学的黄老道化,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将道家《易》之象数引进丹术之中,倡言炼丹服饵可以养生延年以至成仙飞升,又把道家《易》学引向宗教化。道家《易》学,对于化学、医药学、气功养生学、数学、天文学、历学、地舆学、矿物学等有关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准备和推动作用。

魏晋易学

王弼《周易注》、《周易略例》与韩伯(康伯)《周易注解》等,分别继承先秦道家黄老易与庄老易等道家易学思想,一扫儒家易学陋说,实为易学一大革命。既是胡适先生所说的魏晋人的“道家易。

后世道家易学

道家《易》学文献实际上包括道家《易》学文献和道教《易》学文献。由于先秦两汉以及玄学等各位道家祖师的思想影响,道教在道家易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独具道家风格的道家易学养生。那么为什么《道藏》只收载“道教易学”既道家易学方面的道书(亦即与道教修持方术及科仪有关的注释之作),而不直接在“本文”部类中收载《易》古经或《易》古经与《易传》合二为一的《周易》呢 ? 究其因由,道教自认属道家,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流,认为《周易》为文王、周公、孔子之所作,为“圣人之书”,故以后称《易经》,归为儒家经典。在学术思想史上,虽然儒、道互补,但儒、道(道家与道教)两家门户之见甚深,各为比势竞誉,道不同不相为谋,每多相互斥贬,道教虽早已引《易》入其义理,并兴起“道教易学”,但是却未直接收《周易》入《道藏》。

需要说明的是,道教《易》学文献中部分著作得到了儒家认可,如《老子》、《庄子》、《周易注》等,被古代学者列入正统易学之中,而《周易参同契》类、蕴涵易学思想类《易》学文献往往被排斥在外,被看作易外别传,予以贬斥。朱彝尊《经义考》只是象征性地照顾了《参同契》,但他同时说道:“《参同契》本道家之言,不当列于经义。然朱子尝为之注,且谓无害于《易》,故附载之。是书注解颇众,则概略而不记也。”③这种有限的包容,仍然引起学者的不满。全祖望批评《经义考》于易类著录易外别传,“乱经者莫甚于此”。《四库全书总目》也说:“丹经自丹经,易象自易象,不能以方士之说淆羲、文、周、孔之大训焉。”

攻击道家易先天图书之学:顾氏说:孔子论《易》见于《论语》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曰“南人有言日,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则圣人之所以学易者,不过庸言庸行之间,而不在乎图书象数也。今之穿凿图象以自为能者,畔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图,康节之书,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学兴,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举窜迹于其中以为《易》,而其《易》为方术之书,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去之远矣。(《日知录》一)

指出宋儒之《易》学是道家的《易》学,这是清儒的一个大问题。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在这一方面的成绩最大。后世学者对此论断绝少异议。章太炎谓:“邵康节本为阴阳家,不能说是儒家”,“邵子迷于五行”,进一步指出了康节易学的学术实质。

道文化,无疑是华夏文明的根文化,如果说道家(道教)、儒家(儒教)为这个根上生出的最大两枝,那么,百家之学是她的旁枝或小枝。道教易学,首先是以“道”注解《周易》的著作,代表作品是《易说》、《周易恒解》、 《周易集说》;其次是图书易,代表作品是《易数钩隐图》、 《易象图说内外篇》、 《易图通变》等;再次是直抒丹道真意的著作,代表作品是《会真集》、 《金丹大成集》;最后是丹道三大经典《文始真经》、《周易参同契》、 《阴符经》的代表性注解。《文始真经》、《阴符经》虽非易学著作,然而其理与《周易》相合.为了保证丹道体系的完整性,也列在其中。

道家易学经典

古代道家易的代表作有《老子》、《文子》、《黄帝四经》、《恒先》、《太一生水》、《列子》、《庄子》、《鹖冠子》、《管子》、《彖传》、《系辞》、《吕氏春秋》、《淮南子》、《老子指归》、《太玄经》、《周易参同契》、《周易注》、《周易略例》、《辩谦》、《周易注解》、《道家诸子书注疏》、《易龙图序》、《先天图》、《无极图》、《正易心法注》、《东坡易传》、《易老通言》、《梅花易数》等等。

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道家易学建构》、《道家文化研究》;周立升《两汉易学与道家思想》;高怀民《先秦易学史》;王葆玹《黄老与老庄》、潘雨廷《易老与养生》;顾文炳《易道新论》;李养正《道教义理学综论》;詹石窗《易学与道教符号揭谜》、《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等等。

陈鼓应《老学先于孔学——先秦学术发展顺序倒置之检讨》、刘先枚《论南方之学与北方之学的辩证发展——南《老》北《易》源流初探》、王葆玹《“黄老易”和“庄老易”——道家经典的系统性及其流变》、王树人、喻柏林《周易与道德经在思维方式上的内在联系》、李中华《老子与周易古经之关系》、曾 勇《文子易学思想简论》、林义正《论列子天瑞的易道思想》、李延仓《庄、易关系浅论——兼论道家易》、《郭象《庄子注》易学思想蠡测》、《成玄英《庄子疏》的易学思想管窥》、于成宝《论鹖冠子的数术之学》、赵建伟《乾坤道论》、杨默玄《对淮南子运用易学的思考》、罗炽《易传与道家思维方式合论》、罗炽《太平经与易学》、张善文《道藏之易说初探 》、詹石窗《论易学与道教文化相关研究的意义与原则》、《遁甲之学符篆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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