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引用经典电影，小说等人们熟悉的事物进行加工再创作，这是其创作方式之一，其中以1993年创作的影像装置作品《24小时惊魂记》最为人所知，可以说是他的成名作，作品以希区柯克（Alfred Hithcock）的经典惊悚电影《惊魂记》为素材模板，在没有对原作品内容做任何改动的情况下，将其变成无声，并将原本2小时的作品放慢延长至24个小时之久，在一个大型的暗空间的中央的银幕上放映，这就是戈登创作的影像作品《24小时惊魂记》，放慢了的镜头，就好像每一张照片缓慢地重现在人们眼前，而这些画面好像又似曾相识，每一幕，每个画面瞬间的时间被延长了，每个画面似乎被定格了，每个细节都显露无疑了，而原本那些令人心惊的恐怖镜头也在这样缓慢的进程中变得不再恐怖了，浴室里的那一幕已没了那么深刻的惊吓效果了。被放缓了的镜头，加上那些有点模糊而又缓慢的影像让每一秒时间都充满了新的意义。

《惊魂记》这是希区柯克执导一部关于谋杀与精神病患的经典惊悚影片，故事讲述的是一名盗取公款的女郎在逃亡期间投宿于一家汽车旅馆，却在浴室中被精神分裂的狂人杀死，她的妹妹和男友加入警方的调查，在逐步侦查下终于揭露狂人的真相，旅社经营者诺门贝斯(Norman Bates)与他的母亲住在这黑暗陈旧的房子里，一起经营着旅馆，而他却是一个患有经神病的年青人，更将家中的浴室变成一个最令人害怕的杀人现场，一旦旅客住进他们的旅馆，几乎没有人能够毫发无伤的退房，影片充满了浓重的紧张、悬疑的气息，给观众强烈的震撼，也是观众熟悉的影片。而《24小时惊魂记》让观者由眼前的影像忆及曾经经历过的记忆，是探索想象与记忆共同编织而成的一次视觉经历。

在一个安静的空间里，人们要花好长一段时间来观看影片或是观看着一部不断重复着同一个动作的影片，在欣赏过程中，时间慢慢地流逝了，人们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感受着时间的流动。镜子上一直在重复着那句“我已经改变了，你也已经改变了”，在现实生活中那或许被用来当作一个借口或是一个安慰，然而那更像是一句箴言。每个人都听说过它甚至每个人都用过它，然而当你在镜像中看到它的时候或许仍然无法更深刻的理解“我”与“你”的区别。这件作品也体现了戈登创作作品的主题：认识与重复，时间与记忆，黑暗与光明等，戈登试图通过这种影像呈现的方式来体现影像与永不停歇的时间之间的关系。

戈登在创作这件作品后称：“《24小时惊魂记》，在我看来，不是对一件简单的对原作品的复制，它不是直接的盗用。原作品是一部巨作，我也喜欢经常翻翻看看……我想保持希区柯克作品的原意，不想改变，这样当观者观看我的作品时，想到的更多的是希区柯克而不是我，即使一点也想不起我，也没关系……”

1999年戈登在高古轩举办的个展“Through a looking glass”，包括两件大型的录像装置，引用了好莱坞经典电影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幕——马丁·斯科西斯（Martin Scorsese）《出租车司机》电影中最经典的一幕，戈登将观者置在了Travis Bickle的两大影像中间，一个是真实的崔维斯·拜寇（Travis Bickle），另一个影像则是“真实的反映”。这两件影像作品最初出现在镜面中相互映衬着，配以狂躁的一段独白，给人视觉与听觉上的极大冲击。在作品中，崔维斯的手枪从两侧对准自己和我们，从客厅或剧院里的安全位置看作品，我们对崔维斯的狂怒与暴力感觉更敏感了，并与之产生了共鸣，戈登将我们引入了玻璃中的两张崔维斯的脸，两张镜像更发出了“你”与“我”的字样的声音，萦绕在我们的耳边，就像子弹在我们头顶周围飞过，而我们却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先保护哪一个。

《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是1976年由马丁·斯科西斯执导的好莱坞经典电影，是第一部描写越战对参战军人所造成影响的电影，以其优秀的演出和直析的写实主义风格而受到赞扬，主角崔维斯极有可能受战后失调症所苦(后记载于1980年美国心理疾病诊断及统计手册(DSM-III))。他那斯巴达式的生活形态以及选择低收入又没有出路的工作的模式，正是许多受苦于此症状的退伍军人的写照。心理或身体上有残疾的退伍军人被政府或社会遗忘, 并且没有得到适当的补偿。此外影片也描写了严重的孤独与疏离感造成的影响, 这是“类分裂性人格疾患”的征兆, 伴随着因社会的不公义而迁怒到他人的倾向, 最终采取了杀人行动。影片的宣传词：每个城市，每条街道，都有个无名小卒梦想着成为大人物。 一个孤单被遗忘的男人，绝望的想证明自己还在活着。

在作品《10米/秒》[10 ms-1，1994]中，戈登借用了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医学胶片元素。一面硕大的斜屏上无声地循环地投影着一个男人，屏幕的倾斜，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我们感官上的平衡，让我们能更接近画面中的人物，对他的境遇感同身受，与之产生共鸣。第一眼看去，男子似乎在进行体操训练，而随着情节的发展，他的身体不断地痉挛抽搐着，每当他试图努力爬起的时候，他那苍白无力的肢体似乎在阻挠着他站起来，他只穿着内衣，更增添了他的脆弱性。他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和失败不禁激起我们的怜悯和同情，也开始意识到这个男人也许是一个外伤严重，正处于苦难中的人，他的痛苦同样折磨着观者，这种不适促使观者开始思考所看到的一切，沉浸在无休止的站立和失败的循环中，我们的思想在他身上游离着：他看起来是那么健康，我们开始怀疑是不是哪里出了错。

这件作品可以说是《24小时惊魂记》（24 Hour Psycho）（1993年）的延续，后者也进行了慢动作处理，通过放慢或者循环原版电影胶片来增加悬念，作品的源脚本无法找到，更是给作品增添了不少悬念，而所能找到的脚本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为我们的解读增添了一层新的感伤和历史厚重感。通过作品，戈登想要论证的是，我们对环境的感知来源于它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方式。对内容的变化，改变了电影的含义。作品名称来源于一个物体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坠落的速度，比如身体正常落下的速度。强调了时间的流动，动作的缓慢及循环的过程。在戈登的作品前，人们的目光很难从痛苦、迟缓的框中人身上挪开。正如戈登在一次访谈中所评论的：“恐惧、排斥和魅力同是这一学科（神经心理学）和电影世界的关键要素。” 用电影来表现人的精神世界及心理状态。

戈登的另一件为人所津津乐道的电影再创作作品《穿行在黑暗与光明之间》（Between Darkness and Light, 1997）更是对电影再创作的一个经典，将亨利·金（Henry King）的《圣女之歌》（The Song of Bernadette, 1943）和威廉·弗莱德金（William Friedkin）的《驱魔人》（The Exorcist, 1973）同时播放在银幕两侧的，这就成了戈登的作品《穿行在黑暗与光明之间》，两部电影都是描述被灵魂附身、有关信仰与疑惑的电影。

戈登并未改变两片播放的速度或配音，而是让影片从头到尾播放完后再重复他们；彩色的《驱魔人》和黑白的《圣女之歌》，虽然分别代表邪恶与善良的主题，但被艺术家放置在一起却并不显得唐突，且还呈现出相互补偿的图像结构，代表善与恶两种极端主题的电影放在一起处理，便显现了强烈的对比效果，它们各自独享的特殊音轨混杂了美好与邪恶之间强有力的竞争，结合在一起的影片并没有给人混乱的感觉，反倒有一诡异的美感和原始故事所没有的冲突，尤其是当《驱魔人》的恶魔与《圣女之歌》的修女出现在同一画面的刹那，银幕的两面彷佛成了善与恶，圣洁与恶魔的交战，体现了属于戈登作品中的欲望与恐惧、生命与死亡、善良与邪恶、真实与虚构的二元对立。《穿行在黑暗与光明之间》打乱了人们传统的观赏经验，瓦解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感官认知，让人反思如何从自身经验来体验周遭事物的意义。戈登的影像装置揭露了个人的扭曲的记忆与现实的差距。戈登的很多作品都是无声的，而《穿行在黑暗与光明之间》却带有音轨，这对戈登来说，是一次有趣又诚实的实验，谁也不知道一旦声音被扩散开来将发生什么。

2002年戈登创作的两个作品《雾》（Fog）和《黑星》（Black Star）都涉及到了詹姆斯·霍格（James Hogg）1824年的小说《一个清白罪人的私人回忆录与自白书》（The 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小说以加尔文主义下的苏格兰社会为背景，及早期的“双重意识/二元性”的心理学理论的萌发，小说主人公Robert Wringhim是一个正直的人，但受其阴险的同伴Gil-Martin的蛊惑，Robert Wringhim犯下了一系列的残暴的罪行，甚至杀死了自己的哥哥，但Gil-Martin一直没出现过，随着小说剧情的发展，Wringhim的思想的挣扎及其心里的复杂性逐渐地显露出来了，读者也开始怀疑Gil-Martin是否真的存在亦或是他就是Robert Wringhim自己人性阴暗一面的写照呢……

“Fog”，基于小说的创作，一部关于邪恶故事的小说，而据艺术家自己称，出演的这个人是其孩子的教父，这两者间的鲜明对比，更使作品周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影棚则布置成电影《致命诱惑》中格兰?克罗斯与米歇尔?道格拉斯对打的那一段经典的场景，充满了烟雾，但当烟雾慢慢散去的时候，观者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一个看着自己影子的男人，而同样的画面也呈现在银幕的另一边。他有两个影子，亦或可以说他与另一个他合用着同一个影子，这符合了西方的吸血鬼传说，同样引起了人们的恐惧。对于小说情节的人来说，他们会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对于不知书中内容的人来说，这种恐惧感也依然深刻。摄像机绕着一位静默的周身围绕着雾的人物拍摄，雾气渐渐散去。这些画面被放映在一个透明屏的两边，但是不同步，这样，一个就成了另一个的重叠，这样主人物与放映中的另一个他相互交叉，变成了一个，变得独特，也变得永无停歇了。

在“Black Star”中，人们身处于一个简易的空间——也就是“星”，戈登利用人们的一个普遍的共识：在圣经及神话中，人们只有站在五芒星的最中间，才能将魔鬼撒旦召唤出来。戈登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圈套或是玩笑，其目的就是想看看人们在意识到艺术家的用心之前会不会站到“星”中间的那个位置上，因为在人们的意识中，这毕竟关乎着生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Hogg小说中，你无从得知那是否是一个骗局，也无法知道那究竟真的是魔鬼显灵还是Robert Wringhim的幻想。装置作品是一个完全漆黑的空间，戈登的声音充斥着这个除了自己之外一无所有漆黑的空间，而这个声音对于进入空间的观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安慰。戈登称创作这个作品的最初想法是想通过作品来反映在小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便这个小说采用的是非常简单直白的叙述方式，但当你真正进入其中的时候会发现，这些简单直白的东西全部凭空不见了。

1996年，戈登同样是基于Hogg小说的作品《一个清白罪人的忏悔》（“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赢得了当年的特纳奖。

受安迪·沃霍尔创作方式的影响，戈登做过一个安迪·沃霍尔的《帝国大厦》的摹本，称之为《私刻版帝国大厦》，如同是一个业余电影爱好者翻拍的著名导演的经典大作——那是一件很不稳定的作品。戈登用摄像机对着它拍了第一个小时，然后再拍下了最后一个小时——一件持续两个小时的作品，体现了时间与艺术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当一个事物在生理上深刻影响你的时候，在你的心理上它也已经留下了自己深刻的痕迹。

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及创作方式对戈登影响深远，戈登欣赏沃霍尔的作品《我的皮条客》时，不禁赞道：“很工业化，太酷了”。受沃霍尔对公众名人丝网印画的创作方式的影响，戈登创作了《自我肖像》（Self-Portraits）系列作品，这个系列的作品中极大地体现了戈登对“镜像”的浓厚的兴趣，在一个对戈登的采访中，戈登称对于“镜像”运用的兴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恐惧以及众多可能从青少年的窥淫癖演变到中年人的施虐癖或者其他想看而又不希望深陷其中的那种很盲目的情绪混杂而来的。在“Self-Portraits of You + Me”系列中，戈登对众多名人的海报或照片进行再创作，人物形象被损毁，有些人物的眼睛像是被人从脸上挖掉了，亦或是人物的脸像被焚毁过，而在每幅再创作的照片的后面则是一个镜面，人们看着画时，镜面中显示出的却是自己，将自己与画中的公众人物放在一起，自己是完整的，而偶像却是残缺的，让人们相信自己，不要过度崇拜。在这个系列作品中，艺术家探索过度崇拜的观念及广告形象的意外毁损。

“Self-Portraits of You + Me：Bond Girls”，是戈登对过去四十年007电影中的女明星的照片进行再创作。《邦德女孩》每幅图片中，人物形象的眼睛被从脸上挖掉了，人们只能通过过往的记忆印象和剩下的部分来辨认。在每幅再创作的照片的后面是一个镜面，挑战着观者的观赏，越过照片的残余向镜面中看去，戈登在这个艺术体系中暗中颠覆了我们对偶像的认识。

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是一套小说和系列电影的主角名称。小说原作者是英国作家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在故事里，他是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的特务，代号007，被授权可以干掉任何妨碍行动的人。他的上司是一位神秘人物“M”。他为英国情报局工作。他的经典开场白是：我的名字是邦德，詹姆士?邦德。他既是一个出色的间谍，也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他常驾驶一辆与众不同的跑（阿斯顿马丁），并配有杀人执照。他有许多的敌人，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有一个欲望，那就是统治整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所有人。詹姆士?邦德的任务就是要阻止他们的野心。他总是以它独特的方式杀死敌人。在没有比詹姆士?邦德的故事结局更有戏剧性了！

2007年戈登在高谷轩画廊举办的“Self-Portraits of You + Me：After the factory”，依旧是好莱坞明星图片的再创作，以中世纪电影明星的宣传照为创作模板，照片中人物的眼睛被冷硬的黑、白、或是光滑的镜面所代替。戈登是个集体记忆及出奇观念的魔幻师，挥动着他那用流行文化的日常事物所做的魔杖，包括好莱坞电影，科幻电影，摇滚巨星的照片，亦或是诗歌中意味深奥不明的诗词。在他的多样的影像作品中，戈登技巧性地注入了他艺术方面的才智和恐惧，操纵控制着观者对熟悉的事物变化了的反应。

用镜子将观众纳入作品当中，时而自己直接在作品中登场，让观者在他的作品调查过程中扮演着侦察者与见证者的身份，为观赏者带来一份新鲜的感动，从镜子里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或许不像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那样罪恶、恐怖。观者可以看到很多完全清白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发生在屏幕之外的现实中变了样的事情。

用身体作为研究依据的创作

戈登还以自己的身体为创作的模板，创作了许多与人体相关的片段作品。戈登对那些发生在我们可视范围之外的事物更感兴趣：假设这些事情发生在了我们的手和脚上呢，那会怎样呢?以人体为素材的创作颠覆了盲目崇拜的观点，让观者在欣赏作品的时候不会轻易盲目的去迷信去崇拜。

2001年2月戈登在高古轩画廊举办了个展“Thirteen”，展出的作品是取材于Robert Louis Stevenson1983年的名作“Treasure Island”（金银岛）。

在作品中，手掌上的黑斑是一个凶兆的预示，也成了死亡的一个标志。在《黑斑》系列中，戈登拍摄了13张自己左手的偏光板的照片，左手的中间是一块圆形的黑斑，正是根据小说节选中的那个死亡情节创作的，并把它们放大到三英尺的大型尺寸。那并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有关人体的片段，而是对心理学的解读，这些人体的片段是为了让人们审视和自己的身体相隔一定距离之外的那些东西。

《分裂的自我》亦是另一件与身体相关的作品，戈登将自己的一只手臂上的毛刮地干干净净，另一只不做改变，这样两只手臂看起来就不一样了，然后两只手臂之间的较量开始了，或许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两个不同的人在争斗、在比赛一样，作品在两部电视机上进行展示，作品名为“分裂的自我”，题目就很好地解释了作品的内容，也为戈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戈登躺着，两只手臂交叉着，看起来像两个人，通过摄像机拍摄出来的画面感觉上不是只有一个人。戈登以前一直在读《化身博士》关于精神分裂之类的小说，戈登称这是一个很能出点成绩的领域。

《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 Mr. Hyde) 出自与狄更斯同时代的英国著名作家史蒂文生的笔下，讲述受人尊敬的科学家杰克医生喝了一种试验用的药剂，在晚上化身成邪恶的海德先生四处作恶，他终日徘徊在善恶之间，其内心属灵的内疚和犯罪的快感不断冲突，令他饱受折磨。这种貌似荒诞无稽的故事其实蕴含了最深刻的人性命题：人，到底是简简单单黑白分明一成不变的非善即恶，还是既善亦恶，时善时恶？“变身怪医”也是文学领域中众人皆知的艺术形象。

《收尸人》[Croque Mort，2000] 则扩展了戈登用自身作为研究依据的兴趣，因为他在这个作品中拍摄了自己刚刚出生的女儿。重叠也是戈登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另一个兴趣，这个包括七张照片在内的系列作品表现的是一个具有强烈效果的自我封闭的视觉装置，作品被放置在一间完全红色的房间里，像母亲子宫的内部。“Croque Mort”，在法文里，是“收尸人”的意思，据传说收尸人会在人们刚刚离世时咬他们的脚，以检验他们是否真的死了，亦称为“咬死人的人”。根据传说，在这个系列作品里，戈登的女儿咬着自己的脚和手指玩，虽然这只是一个新生儿出于天性在对自身的生理存在进行确认，但戈登通过对这种行为的高度特写以及赋予作品这样一个具有邪恶意味的题名，从而提醒我们人的生理机体的死亡必然性。因此这个本来可以让人心生怜爱之情的婴儿系列照片，却让观众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体验。

戈登的其他创作

道格拉斯·戈登在以他的慢速度来分散观众的注意力，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产生各种各样的联想——我何时在哪看到过这个镜头？我是否也能这样弯曲自己的手指？这种唤醒人们记忆的思想同样运用在一个大型的写满文字的作品中。在这个题为“名单”的录像作品中，道格拉斯·戈登将自己曾经见过的人的名字全部记录下来，作品1990年第一次展出时包括1440个人名，1996年这个名单增加到2756人，这是一个缓慢地进行着的作品。

《装死；真实时间》与《B级电影》都是涉及生命与死亡的主题。对于作品“Play Dead：Real Time”戈登用一只印度大象作为主要拍摄内容。大象一直以来被经典性地用来象征着记忆，在这里，大象则唤醒了我们对马戏团、动物园的记忆，对自然记录，野性的力量的记忆，正如展名所体现的那样，大象按照指示，在试图站起来之前倒在了一侧，想法的不可能性，及无法完成性，两种动作想要同时完成是不可能，这正是艺术家一直对对立二元性的研究，控制与自由的意志，生与死等主题。对此作品，戈登称他的作品更像是对记忆，曾经听过的故事，看过的电影的研究探索……

《B级电影》，一部关于苍蝇之死的影像作品。在《B级电影》中，我们目睹了一只垂死挣扎苍蝇的一次次抽搐动作，这些画面看起来是那么冷酷无情，令人毛骨悚然，而冷酷的镜头却驱使吸引着人们去观看，在情感上越是想和屏幕上所发生的事件决裂，我们就越是被吸引，吸引着去审视这些脚本给我们带来的异样的感受，并思考影片所蕴含的内涵及影片本身带来的视觉震撼。正如雷蒙德?贝卢尔的简洁评论：“戈登让影片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我虽已经死去，但我仍然可以在此存活着。”这些特殊的画面使整个作品都贯穿着一种类似于感情创伤之类的含义，像记忆中那种经常出现的感伤事件，带着令人不安的信息，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去观看。与《B级电影》类似的作品《狂乱》（Hysterical）（1994-95年），放映的是一位年轻女子被弄得浑身痉挛，然后又恢复原样。

以最简单的方式制作的《30 seconds》不是呈现在欣赏者眼前的影像装置，人们进入一个黑色的房间，在完全不知道将会遇到什么的情况下，一个挂在天花板的小灯泡突然亮了起来，人们才发现黑色的墙壁上写着几排白色文字，而30秒后灯泡就自动熄灭，观者只有在电灯的亮灭短短的时间之间阅读墙上的文字。文字描述的是20世纪早期的一位法国医生主导的一次实验，他举着一颗刚在断头台砍下的头颅，观察刚与身体分离的头颅对刺激物有什么反应，医生指出，人在听到别人呼喊自己的名字时，他的眼睛张开与合上作为回应所用的时间大约是30秒，而30秒刚好也是一般人阅读墙上的白色字样所需的时间，这些文中相互作品的巧合，死去的人的直觉感知，及自身设定的“最后期限”是戈登主题的最简洁的诠释。时间不仅是外在与内在、生命与死亡、人造和想象的，更与个人的身体和自然世界息息相关。

戈登和另外一位艺术家菲利浦·帕雷诺共同制作了一部关于法国足球传奇人物齐内丹·齐达内的影片——《齐达内，一幅21世纪的肖像》“Zidane, Un portrait du 21eme siecle, 2006”。这部电影在2006年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展映，受到了很高的评价，影片的长度刚好相当于一场足球比赛的时间，影片集中锁定在齐达内一个人身上——随着比赛的进行，影片对齐达内的情绪和反应进行特写镜头的跟踪。这部影片进一步发展了艺术家对于艺术、电影和影院之间关系的兴趣。作品于奥运会期间在北京都亚特画廊展出，作为奥运会特别策划的一部分。

戈登利用将同一画面倒置的创作方式，给观者一种新的视觉体验；利用重复的图像组合来转换视觉角度，让观者尽可能看到不同的事物。作品《M：徒劳的恐惧》（M: Futile Fear, 2006）是戈登拍摄巴黎国家剧院指挥家詹姆斯·柯隆（James Conlon）指挥的过程，将拍摄内容同时投射在三个排列在一起的银幕上，中间的银幕呈现指挥家正面的动作，集中在指挥家的面部表情与双手的动作，尤其是指尖、汗滴、眼睛、嘴唇的特写，而两侧银幕曾将相同的画面倒置过来、变成左右颠倒的对称结构，也让三个银幕的图像组合成有如“M”的样子。影片中看不到任何一位管弦乐团成员，也无法确认指挥家所在的位置，那些特写镜头占据了整个银幕，使得作品变成半抽象的画面。银幕对面的墙上的一排喇叭，当人们观赏作品的时候，刚好能听到耳朵两侧喇叭传来希区考克的《迷魂记》（Vertigo, 1958）电影配乐；代表悬疑的音乐配合着眼前令人晕眩的画面，使原本抽象的图像像是在传达神秘、感伤的讯息。模糊的画面，感伤的音乐操纵者人们的视觉与听觉的反应；揭露了不同的感官间微小却显著的断裂。同样的创作方式也运用在作品《左边是对的，右边是错的，左边是错的，右边是对的》（left is right and right is wrong and left is wrong and right is right, 1999）。

对人们熟悉的事物进行加工再创作，让观者在搜集眼前所见时，也加入过往的经验，给观者一种新的体验。重复、延长、重叠、倒置的影像，不仅就像时间的轮回、延续、累积、流向，更宛如一个追寻回忆、认知的过程，将过去的记忆与人们的联想结合在一起，让影像具备了更深的意义。利用自己的身体为研究模板，让人们对自身产生新的认识，破除了盲目崇拜；戈登的作品还探索了诸多关于二元性：生与死，存在与消亡，善与恶、真实与虚假、记忆与忘却等。戈登还探索了与人的精神心理相关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