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6日，杨尚昆回忆证实：主楼楼上东走道原房主的小客厅，即为遵义会议会议室。同年7月1日，定名遵义会议会址对外开放。

1959年10月1日，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遵义会议会址正式对外开放。

1964年2月，省委、省政府决定对会址进行全面大维修，在外形恢复原状的原则下，采取整体脱落，原状安装，重新修复的方法。1964年11月，毛泽东主席亲笔为纪念馆题写“遵义会议会址”。

1965年上半年，会址全面修复工程竣工。在维修过程中，按照当时省委一位负责同志的个人意见，未经上级文物管理部门批准，就把会议室加宽了0.8米，使面积由原来的16.20平方米，扩大为21.00平方米。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会址的陈列也不断修改。变化最突出的是会议室。1966年最先把邓小平的照片取下，接着把刘少奇照片取掉，1967年开始，会议室只挂毛泽东一人的照片，并在照片两侧增展两块毛泽东语录牌。1971年，把这两块毛泽东语录牌又摘下，只挂毛泽东的照片。在此期间，跨院的朱德住室也被拆除。

1968年至1972年2月，会址内的辅助陈列也作了三次大修改。在会址主楼临街大门上，用霓虹灯管制作了大标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并在大门楼顶正中树起了高高的铁旗杆，两旁还有10根插彩旗的旗杆。会址内外墙上、柱子上也挂满毛泽东语录牌。整个环境的历史气氛受到严重损坏。

1970年10月4日，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决定将遵义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现凤凰文化广场）一部分房子，作为“遵义会议陈列馆”。经维修后，陈列馆于1972年1月8日半开放，年底正式对外开放。开放后，会址内的辅助陈列拆除。

1979年，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45周年，遵义会议纪念馆着手对会址的陈列进行修改。

1980年1月8日，在上级党委和新华社记者支持下，纪念馆第一次较准确的、科学的在会议室南墙上挂出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陈云、刘少奇、朱德等八人的历史照片，会议桌及周围的木边藤心折叠靠背椅，由于十五年来的陈列宣传，已在人们印象中留下深刻印象，就未恢复到会议室陈列初期的原状，只是增加了两把靠背椅。并在会议室走廊墙上，挂出了出席遵义会议二十位同志的名单及当时担任党内外职务的说明牌。同时，还第一次在新城毛泽东住处的楼内复原陈列了对遵义会议的成功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张闻天，王稼祥住室。

1983年，在会址主楼陆续复原陈列了刘伯承、杨尚昆、彭德怀、刘少奇、李卓然、彭雪枫及参谋人员住室，恢复了当年的原貌。

1984年，红军总政治部旧址修复，并在旧址内辟“遵义会议辅助陈列室”，将原“遵义会议陈列馆”拆除。同时把会议室毛泽东等八人的照片在辅助陈列室中展出。11月，邓小平题写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几个大字。

1985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旧址、遵义会议辅助陈列室对外开放。

1988年，会址南侧的跨院，复原了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局机要科旧址。于同年8月1日对外开放。

2001年，遵义市委市人民政府对其周边环境进行了较彻底整治，拓展了保护范围，增设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雕塑像和毛泽东像章陈列展。

2004年，新建“遵义会议陈列馆”。

2007年，遵义会议会址“红军街”开业。

遵义会议会址由主楼和跨院两部分组成。主楼建筑面积428.48平方米。坐北朝南，两层，为中西合璧式砖木结构建筑。大门西临子尹路，两侧原为8间铺面。门厅后是砖砌牌坊，牌额用彩色瓷片嵌字，前为“慰庐”，后为“慎笃”。牌坊后是青石铺墁的小天井。南侧有小门通四合院，为柏氏旧宅，北侧为主楼。

主楼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面阔25.75米，进深16.95米，高12米，歇山顶，灰墙青瓦，坡面开一老虎窗，有抱厦。两层均有回廊，楼层回廊在明间处截止。东西两端有转角楼梯，木栅护栏。堂屋保持中国古代“彻上明造”的建筑特点，门窗涂赭色，楼层窗为梭窗，底层为对开窗，均镶彩色玻璃，附加护窗门板。楼内房间设有壁橱。会议室呈长方形，面积27平方米，东墙壁上有一只挂钟和壁橱，西墙壁为一排玻璃窗，厅中置长方形桌，赭色木架藤编折叠靠背椅沿桌放置。

跨院是黔北民居四合院风格的建筑，坐东向西，由东屋、北屋、南屋、西屋四部分组成，建筑面积334平方米。东屋是跨院的主屋，面阔五间，深四间遵义会议期间，总司令部机要科办公室和科长毛庭芳住室在这里。北屋面阔三间，进深一间，二屋，小明间与主楼（会址）天井相通。南屋面阔三间，进深二间，二屋。遵义会议期间，机要科工作人员住此屋。西屋面阔五间，进深二间，单屋。遵义会议期间，机要科工作人员住此屋。

主楼和跨院之间伸出一船形的楼房，原是柏家制作酱料及收晒豆子的晒房，遵义会议期间是红军总司令部厨房。一局事务长姚国民、警卫班长潘开文等住厨房楼上。

会址亦是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楼上除复原陈列了会议室外，还复原红军总司令朱德住室，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住室，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住室；楼下复原总部作战局办公室和局长彭雪枫住室及参谋人员住室；复原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住室，红5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和政委李卓然住室；主楼南侧的跨院，复原陈列了一局机要科办公室和工作人员住室。

遵义会议会议室在楼上，原为房主的小客厅。面积为36平方米，长方形。屋子正中的顶壁上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员灯，屋子的东壁有一只挂钟（原物）和两个避柜（原物），其中一个避柜上嵌着一面穿衣镜。西壁是一排轩亮的玻璃窗。屋子中央陈列着一张板粟色的长方桌（原物），四周围着一圈木边藤心摺叠靠背椅，共20只，为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所坐。长方桌下有一只烧木炭的火盆，为当时取暖用。遵义会议会议室按原来陈列，每天接待成百上千前来的瞻仰者。

军委总司令办公室（作战室）在遵义会议会议室正对的楼下，面积为56平方米，两间长方形的房间组成，中间不一道可拍叠的六合门。屋子正中陈列着两张黑漆大方桌，桌上有铁座马烟、钉书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信、报纸做的信封、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册以及《陈中日记》等。屋子的西窗下陈列着两张三屈桌，桌上置西部皮包电话机，桌下立着线拐子。东窗下陈列着一对灰褐色的铁皮公文挑箱。北壁上陈列着一幅巨大的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的军用地图，图上插着红蓝色的三角小旗，标示着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的敌我态势。

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在会址主楼西头的第一间。室内按原状陈列：一张老式的暗褐色的木架子床上，铺白色粗布垫单，有一床灰色薄棉被；窗下一张红漆九屈桌上有铜墨盒、瓷质毛筒、美孚罩子马灯、军委会信、信封、毛笔、铅笔等物件。室内一角置一挑铁皮公文挑箱。壁上持手枪、望远镜与竹斗笠。在引人注目的壁上还挂着一帧周恩来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留影。这张珍贵的历史的历史照片为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所摄。

朱德和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在会址主楼东头第一间，与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相对。室内按原貌陈列：一张浅红色的老式木架床上，铺着白色粗布垫单、一床灰薄被、一床棕黄色的老式俄国毯。室内一角有一对铁皮公文挑箱。窗下的红漆九屈桌上有铁座马灯、军委会信、信封、毛笔、红蓝铅笔等物件。壁上挂竹斗笠、狗版手枪（康克清所用）、望远镜以及朱德和康克清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窑洞前的合影，为中国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所摄。

红军总政治部旧址，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杨柳街，原为遵义天主堂，由经堂和学堂两大部分组成，占地面积8957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285平方米。建于清同治五年（1867年）。

干部大会会场（经堂）整组建筑，系“罗马式”建筑。它的两侧是一排排圆拱的雕花窗棂，镶着五颜六色的玻璃。其房屋结构为中国式空斗墙包木柱，罗马式伞形顶，面积385.2平方米，高约7米，堂中两侧八根圆木柱，外顶正中竖立一个红十字架，有壁画、雕塑，较壮观。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遵义后，红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在经堂内主持召开了遵义各界群众代表大会，商讨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等革命组织的筹备工作，领导红军之友社、赤色工会、工人游击队等革命群众在此活动。遵义会议后，二渡赤水回师遵义，党中央在经堂内召开红军干部大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在会上总结了遵义战役胜利的经验，使广大干部对遵义会议改变军事领导后所取得的胜利，感受到极大的鼓舞。

学堂在经堂南侧，是一组庭院式平房建筑，瓦木结构，该建筑原设天主教堂男学堂等。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期间，红军总政治部机关即设在这里。

整个旧址长105米，宽129.1米，共占地面积13555平方米，四周建有峻宇雕墙，颇为富丽。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遵义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新城古寺巷（又名穆家庙，今幸福巷19号）国民党黔军旅长易少荃的私宅里。

这幢楼房，背靠桃源山东麓，建于1933年，坐南朝北，占地面积2500平方米，毛泽东住在楼上左前间，室内陈设有钢床、圆形靠背椅、茶几、军用电话机、红漆九抽桌，桌上置马灯、军用地图、方形铜墨盒、楠竹笔筒、毛笔、红蓝铅笔、信笺及三磅热水瓶，白色搪瓷茶缸等物，桌下有木架火盒，桌旁放着一对铁皮公文箱，以及其他生活用具等。张闻天住楼下左前室。王稼祥住楼上右前室。各展室均作原状陈列。

遵义会议会址陈列馆馆藏文物1551件。其中原物726件，复制品667件，仿制品158件。有当年红军长征时用过的渡船、枪械、刀具等许多珍贵文件、文稿和搜集的红军标语等。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了会议。博古首先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解。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的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长篇发言，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犯的一系列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都在会上发了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纲领和意见。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随后，在川滇黔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201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八十周年纪念。贵州遵义市的市民自发来到遵义会址、红军山烈士陵园、红军街等革命圣地，纪念遵义会议召开八十周年。

1985年初，为纪念遵义会议胜利召开50周年，杨尚昆与李伯钊旧地重游来到遵义。

199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遵义会议会址。

1996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再次视察遵义会议会址。

2011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贵州调研，瞻仰了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和遵义会议会址。

2012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视察遵义会议会址。

201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纪念馆。

2020年12月，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摩尔多瓦等12个国家驻华使节、国际组织驻华代表近日相聚贵州，访问遵义会议会址等地。

2021年9月24日，由来自泰国、韩国、乌拉圭、柬埔寨、新加坡等11个国家的16位驻华外交领事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在中国外交部领事司的带领下，来到贵州省遵义市，参访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遵义红色文化旅游发展情况。

遵义会议会址内的陈列馆、会议室、革命文物、历史资料、历史照片，是让后人对革命先烈勇于斗争、百折不挠、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感到深刻认识，了解这段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出奇兵等红色历史来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用革命文化传播和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1961年3月4日，遵义会议会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3年12月，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将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处，“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遵义会议会址”的组成部分进行保护。

1993年，遵义会议纪念馆被国家文物局选定为“全国优秀社会教育基地”。

199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被共青团中央命名为“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

1996年，遵义会议纪念馆被国家教委、团中央、国家文物局、文化部、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命名为“全国百个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997年7月，遵义会议纪念馆被中宣部公布为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004年，遵义会议纪念馆获“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先进单位”。

2009年，贵州省纪委把遵义会议纪念馆命名为全省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2011年，遵义会议会址被评为全国廉政教育基地。

2018年11月24日，遵义会议会址入选“第三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

遵义会议会址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

免费参观，出示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即可免费领取门票一张。

全年08:30—21:00（最晚入园20:30）。

遵义公交车经过（停靠）遵义会议会址的公交车线路有：1路、17路、23路、6路。在“会议址站”下车，从市中心丁子口走过去，二十分钟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