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冬，任中共龙岩县委宣传部长。1928年3月4日，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福建临时省委决议，参与领导龙岩后田暴动，建立了闽西第一支农民游击队，开始了创建闽西苏区的斗争。

1928年4月，任中共上杭县委宣传部长，负责该县北四区蛟洋农民运动。深入蛟洋一带，协助当地领导人发动蛟洋农民暴动。6月底永定暴动后，建议暴动队伍撤离县城，到农村开展土地革命。他与张鼎丞一起，领导分田斗争，创造了漠南分田经验，并担任红军营党代表。7月中共闽西特委成立，担任宣传部长，并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兼任红七军第五十七团党代表。1928年7月，在永定溪南正式成立了中共闽西特委，邓子恢任特委宣传部长；同时还成立了闽西暴动委员会，邓子恢任副总指挥。

1929年3月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领导地方武装，配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入闽作战。邓子恢闻讯朱毛红军已挥戈西进去了赣南，及时将闽西地区敌情变化情况写成书面报告派人星夜送到红四军前委毛泽东、朱德处，要求红四军再次入闽。毛泽东、朱德根据当时敌情决定红军入闽开辟苏区。5至6月，邓子恢组织工农暴动，配合朱毛部队进入闽西，并歼灭国民革命军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2000余人。5月23日傍晚，邓子恢在龙岩同毛泽东、朱德、陈毅首次见面。同年6月红四军攻打龙岩城后，任龙岩县革命委员会主席。不到两个月时间，龙岩、永定、上杭三县大部分土地分配完毕。7月，在毛泽东指导下，主持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闽西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割据的总路线，并当选为中共闽西特委书记。

1930年3月18日，主持召开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并当选为主席，领导闽西人民巩固发展了闽西革命根据地。期间还和董成荣一些战友们一起革命。当年5月，闽西地方红军和各县赤卫队共3000多人正式编组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2军，邓子恢兼任政治委员。闽西苏区发展到纵横300里，人口近百万，党组织发展到8个县委、53个区委、546个支部，拥有万名左右的党员；建立了6个县、60多个区、597个乡的苏维埃政府的鼎盛时期。

1930年7月8日，因抵制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被免去特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务，调离闽西，以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巡视员名义，派往闽中、闽东、闽南等地开展白区工作。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并兼任代理土地部长。1931年12月，调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指导漳浦、龙溪、云霄、平和等县土地革命和游击队发展为红军独立第三团，创建了闽南游击根据地。

1932年7月初，邓子恢随红军东路军回到龙岩。不久，前往瑞金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之职。保证了红军在反对第四、五次“围剿”中的供给。1933年又兼任国民经济部长。他亲自主持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中央苏区财政税收的政策和法令，对统一中央苏区财政、巩固土地革命胜利成果等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曾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批判，降职为中央财政部副部长兼没收征发局工作。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邓子恢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

1935年4月回到闽西，组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先后任宣传、财政兼民运部长，副主席兼财政部长，同张鼎丞、谭震林、方方等一起，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遵照中共中央的方针，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同闽西国民党当局达成和谈协议，实现了闽西南第二次国共合作。1938年3月1日，邓子恢与张鼎丞、谭震林率领的闽西南红军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并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部长，部队北上。1939年，邓陪同新四军军长叶挺处理高敬亭问题，此后新四军离开大别山，部队进入江北地区。1939年5月5日，邓子恢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开展皖东故后游击战争。1939年7月1日，新四军第四支队分编成第四、第五支队，邓子恢直接指导第五支队。1939年12月初，增补邓子恢为中原局委员。1940年3月，邓子恢亲自指挥了半塔集保卫战。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军部被歼后于1月20日进行重组，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由于当时的淮南形势很紧张，邓子恢未立即赴军部任职，仍留在半塔集领导新四军第二师改编。1941年5月，邓子恢到军部就任政治部主任。1941年5月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陈毅、张云逸、邓子恢等为委员。不久，邓子恢以华中局代表的名义率新四军军部巡视团到皖东北地区彭雪枫部检查和帮助工作，稳定了部队的情绪。8月11日，邓子恢兼任新四军第四师政委。

1942年11月25日，淮北地区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撤销淮北军政党委员会，邓子恢任淮北区党委书记，同时兼任淮北军区政治委员，坚持并发展了淮北抗日根据地。1944年7月25日，在豫湘桂会战河南沦陷背景下，新四军四师向路西发展恢复豫皖苏边区，开展河南抗战局面，彭雪枫率领四师主力5个团执行西进任务，邓子恢等率领两个团和地方武装坚持淮北路东根据地，配合支援主力西进。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分局。邓子恢为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根据中央指示，他一面将华中各部队整编为华中野战军，以内线作战迎击国民党军的进犯一面积极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与复查，创造了“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土改经验，开创了华中与山东、渤海地区土改新局面。1946年4月，其与曾山奔赴延安会见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讨论留守江北的新四军战略。次月，邓子恢返回淮安，并组织土地改革。全面内战爆发后，参与组织了涟水战役，12月参与组织了宿北战役，此后转入山东作战。

1946年底，华中分局与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邓子恢任华东局副书记，主持土改复查工作。并对组建后的华东野战军负责后援供给。1947年7月下旬，与张云逸等转移到渤海地区，组成华东局工委，以邓子恢为负责人。1948年5月9日，任中原局第三书记兼中原军区副政委，主持中原局日常工作，领导中原财经工作走入正轨。担负了淮海战役的后勤及支前工作，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8年冬率中原局机关进驻开封。此后，当选为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领导了剿匪反霸、减租减税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巩固了中原解放区。1949年5月12日，任华中局第三书记、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后改为中南军区）第二政委。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12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领导中南地区人民出色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等项艰巨任务。他在这一时期的光辉业绩，特别是在农村土地改革和群众工作方面的独特创造，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

1952年10月，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林业、水利、气象、供销和信用合作等部门。在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实事求是地提出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也就是从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现状出发，坚定不移地实行党中央确定的自愿互利、稳步前进的发展方针。在随后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偏差时，提出了一系列调整经营体制的意见，主张建立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1955年4月，毛泽东主张在原有65万个农村合作社的基础上翻一番，增加到130万个；邓子恢主张原计划不动，即在65万个社的基础上翻半番，发展到100万个。为此，毛泽东曾几次约见邓子恢就此问题进行商谈。邓子恢坚持意见，毛泽东建议中央召开会议进行解决。随后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指出像“小脚女人”那样东摇西摆的走路，犯了“右倾”错误。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邓子恢提出“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不宜过快，要求不能过急”的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批判。

1956年4月2日，邓子恢在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讲：整顿巩固现有合作社的基本关键，主要是做好三件事：一、搞好生产，保证增产增收，改善社员生活。这是巩固合作社的物质基础，这一条做不到，一切都完了。要勤俭办社，发挥群众的潜在力量，把劳动定额包工包产搞好。二、政策上要补课，提高合作社干部素质。要确立社内民主制度、选举制度，确立社干之间、社员之间、社员与干部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

1961年，在下乡调查后，邓子恢仍然坚持主张保留土地责任制、进行包产到户，对毛泽东的过激农业合作化政策有所抵制。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提出的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被当作“修正主义纲领”，受到严厉批判，撤销了邓子恢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

1965年1月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分管计委财经工作。此外，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迫害，处逆境而不消沉，处困境而思奋进，始终顾全大局，坚持原则，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1972年12月10日，由于政治上长期受迫害和歧视，因病在北京逝世。

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为邓子恢同志平反的通知，其中指出“他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

邓子恢是新中国的农业专家，曾身居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他在农业问题上曾与毛泽东发生过矛盾，但两个人是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闽西的革命岁月中就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战斗情谊。邓子恢的儿子邓淮生深情讲述了父亲和毛主席的一段交往，并称这一直是父亲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

邓子恢与毛泽东的初次见面颇费周折。1929年3月，一直在闽西闹革命的邓子恢闻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从井冈山出发，经赣南杀向闽西、长汀时异常兴奋，他深知红四军的到来将极大改变闽西的局面，便星夜赶往长汀会见毛泽东。还没有赶到，红四军又撤离长汀向瑞金进发。邓子恢知道红军神出鬼没，于是写信请求红军入闽，红四军决定重返闽西时，毛泽东也回信要求邓子恢务必于5月22日在蛟洋见面。等邓子恢到了蛟洋，红军因战斗需要又向龙岩推进，一心想见毛泽东的邓子恢马不停蹄又奔向龙岩，最后终于在龙门追上了红四军大部队。红军官兵平等，凭肉眼很难辨认出谁是部队的指挥员。经多次打听，才见到了衣着简朴，而威名远扬的毛泽东、朱德。首次见面，举止不凡的毛泽东给了邓子恢深刻的印象。

到了1929年6月底，毛泽东不再担任红四军主要领导职务，他来到闽西休养，一蹲就是五个多月，特别是在苏家坡的几十个日日夜夜里，邓子恢与毛泽东交往甚密，朝夕相处，经常在一起探讨马列主义理论和根据地的建设等问题。邓子恢为毛泽东杰出的军事才能和独到的见解所折服，视毛泽东为师长和益友，毛泽东也非常看重邓子恢。那段时间里，毛泽东不但处境不顺，还患上恶性疟疾，身体肿得很厉害，十分虚弱。身为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子恢对身处逆境中的毛泽东非常关心，托人买来牛奶、白糖，每天炖牛肉汤、炖老母鸡为其补充营养，并找来当地最好的医生医治。邓子恢与毛泽东不以利交、不以势交而是危难之中显真情，这样结下的战斗情谊是最深厚也是最牢固的。由于邓子恢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毛泽东渐渐恢复了健康。不久，痊愈的毛泽东精神抖擞地重新走上了红四军领导岗位。1934年，毛泽东随主力红军开始长征，邓子恢留在了南方坚持斗争，两个人不得不拱手告别，这一别就是12年，直到1946年俩人才在延安重逢，毛泽东高兴地送给老朋友一张照片和一条毛毯。

1931年端午节过后，刚熬过春荒的贫苦农民，又迎来青黄不接的夏荒季节。福安溪柄这个产粮区也五谷歉收，灾荒严重，许多农民已绝粮断炊，靠野菜充饥度日。而福安国民党当局却照样横征暴敛。地主和粮行老板都把粮食贮藏起来，囤积居奇，一面抬高米价，一面从水路偷运粮食到外地卖高价。此时，邓子恢正到福安巡视，而马立峰正在学校，邓子恢了解到溪柄一带农民因交不起麦债而愁苦怨恨，便决定以断粮为导火线，发动农民破仓分粮，救济饥民。他就和马立峰来到溪柄马厝。

乡亲们听说马立峰家里来客，晚饭后便来串门，具有丰富农民运动经验的邓子恢通过马立峰作翻译，一会儿功夫就和贫苦农民谈到一块去了，农民的斗争热情很快地被他调动起来。就像一股强劲的春风吹拂溪柄洋，各村纷纷成立农会。邓子恢从农会中挑选骨干，组织几个队伍专门对付地主粮行老板，监视这些地主资本家的举动。

一天，黎明前的时光，溪柄的街上寂无人影，只有几盏忽明忽暗的“风不动”在夜风中摇曳，农会的会员们就埋伏在当地一个最大的地主兼粮行老板家门口。过会儿，只见一个肥头胖脑的老板从大门口出来，在指手画脚地指挥雇工偷运粮食。这些人偷偷摸摸地把一袋袋的粮食运往河边，装上船，准备起运。这时，突然一声大吼：“不许把粮食运走”。农民们一拥而上，紧紧地围住运粮老板；有的还跃上大船，控制了粮仓。与此同时，其他几支农会队伍也都阻止了想外运粮食的老板地主。

清晨，东方刚透露出一丝曙光。溪柄街上就挤满了几千从附近各村赶来“买”粮的群众，很多粮行前聚集了许多农民。邓子恢一面指挥大家扣住了粮船，一面派农会会员到交通要道放哨警戒，防止坏人的捣乱破坏，并派农会骨干代表与地主谈判，要求冻结米价，实行平粜。接着，以农会名义在溪柄街上公开贴出通告，规定米价。

粮船被扣留下了，米价也冻结了，可是农民手里一元钱也没有，还是弄不到米。邓子恢、马立峰与农会会员研究后，进一步发动农民向地主粮行老板进行赊米的斗争。告诉农民：为管多少钱一斗，先赊下来再说。有些农民当心地主不肯，邓子恢引导说：“怎么不行，拖债、扣粮船、封河道、办平粜都胜利了。赊米还有什么办不到？”有些农民说这样干没良心。邓子恢继续引导说：“什么叫良心？地主老板向我们收租逼债时给你讲良心了吗？”这样，农会便选出十几人组织了平粜委员会，找地主老板谈判。

代表们与地主和粮行老板谈判，要求赊借粮食。地主粮行老板怒火中烧，气汹汹地说：“你们要共产吗？”坚决不答应农民的要求。

“不行也得行，你存粮，让我们饿死呀！”

“好说不答应，我们就自己动手了”

这时粮仓外边挤满农民。有的提着麻袋，有的挑着箩筐，准备动手打开粮仓。老板娘见势不妙，吓坏了，赶紧叫老板同意农民的要求。地主老板们在觉醒的斗争农民面前，失去了往日的骄横霸道，乖乖地答应平粜委员会提出的条件。晌午时分，平粜委员会代表统计了几个大粮仓的粮食，开始分粮。每个仓库的粮食都被分得一干二净。农民们扛着粮食诙谐地说：“这叫老虎借猪，有去无还”，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各村去了。这场斗争，名义上叫赊粮，实际是分粮。它的胜利，鼓舞了溪柄一带农民的斗志，于是先后有一两万人卷入了这个斗争的浪潮中去。

“革命不坐车，坐车不革命”

洛阳战场上的硝烟刚刚散去，陈毅、邓子恢一行就风尘仆仆驱车进入这座古城。他们在陈赓的陪同下，视察了攻克洛阳时战斗最激烈的战地现场，然后听取了刚到任的洛阳市委书记周季方、市长杨少桥汇报的城市接管的有关情况。

邓子恢特别关心城市交通问题，尤其是黄包车问题。因为在旧中国，公共交通很不发达。一般城市都没有公共汽车或电车，黄包车是一般城市最流行、最普通、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它轻便灵活，遍布市区的各个角落。这种人拉人的卖苦力的社会现象，对于刚从解放区过来的农民出身的革命者来说，无疑很不习惯，也很不理解，甚至无法容忍。如何对待和处理黄包车问题，不仅是城市接管中的社会问题，而且也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其政策性很强。邓子恢特别关注这一问题。

担任市长的杨少桥如实汇报：“我们进城后，老百姓不摸共产党的底，不敢再坐黄包车。我们的干部怕犯错误更不敢坐，怕群众说共产党的干部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经过讨论研究，大家统一了认识，认为黄包车是一种交通工具，可以坐，我们干部应带头坐。我是新市长，第一个坐，还特意在大街上绕道而行。这样，黄包车就重新活跃在街头巷尾，城市交通很快恢复正常。”邓子恢听了杨少桥的汇报后，点头称好，特别是对市长能带头坐黄包车大为赞扬。他乐呵呵地对洛阳市的领导说：“你们做得很好，很好！我们进入城市，首先要让群众有饭吃，并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处理，让群众了解我们人民政府是为群众办事的。这样，敌人散布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我们就不会脱离群众，并赢得市民的信任，社会才能稳定，人政权才能巩固。”

1948年10月，中原地区的另两座重镇郑州、开封宣告解放。邓子恢调兵遣将，着手接管郑州和开封的工作。开封市内主要交通工具也是黄包车。许多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战士看不惯这种人拉人的黄包车，感情上通不过。他们认为一人坐车，一人拉车太不平等，想取消这个行业，但又拿不定主意，只好在革命队伍内部规定干部不得乘坐黄包车，并说明坐黄包车同革命者的身份不相称。不久，“革命不坐车，坐车不革命”就成了一种“时尚”，而且传遍开封城。广大市民都以革命干部为榜样，也不去乘坐黄包车了。

无数辆黄包车冷冷清清地停放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大批靠拉黄包车谋生、养家糊口的车夫顿时失业。他们的家庭生活成了一大问题，人力车工会派代表到市政府请愿上访，要求发放救济金。市民们也大为不满，尤其是对老弱病人和商人们的出行交往很不方便。许多人叫苦连天，但又不敢明说。暗藏的敌对势力，则趁机煽风点火，大肆散布各种谣言，利用市民的不满情绪，制造混乱，暗中进行破坏活动。霎时间，整个开封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谁也没有料到小小的“黄包车”事件，在开封竟引来了如此众多的社会问题。黄包车成了人们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这对刚从解放区进入城市的革命者来说是始料不及的。

作为中原解放区主管城市和财经工作的邓子恢，得悉这一情况后深感震惊，决定亲自过问此事。一天，他穿着军装，带了几个警卫员，大模大样地坐上黄包车，让车夫拉着他和警卫员，穿行于开封繁华的商业街上，有意引起市民的注意。邓子恢在开封带头坐黄包车穿行于繁华的市区，等于在城市上空投放了一枚重磅的政治炸弹。“共产党的大官坐黄包车了！”这条富有爆炸性的社会口头新闻，迅速在开封的大街小巷传播开来，产生了积极影响。

自从邓子恢带头坐黄包车出行后，一度闹得满城风雨的黄包车风波，很快平息。黄包车行业继续开张营业。各种人力车一如既往地穿行于大街小巷。黄包车车夫为广大市民提供交通服务的同时，自食其力，再也不到人民政府上访告状、要求救济。市民们出行和商业往来的交通运输车辆有了保障，城市商业又恢复了繁荣景象。敌人散布的共产党“要共产、要取消商业”的谎言不攻自破。开封出现的黄包车风波，对共产党、解放军接管城市的能力是个严峻的考验。处事稳健、富有魄力的邓子恢，在这场考验面前，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赢得了人民的尊敬。

中国共产党的七千人大会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得到逐步调整。在农村，由原来以人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以生产队为单位后，农民的积极性有了较大提高，于是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又在许多地方自发地搞起来。1961年，安徽省委主张对这种形式进行支持和引导，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支持安徽省委的意见。

1962年7月9日、11日，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邓子恢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他说，现在集体经济的经济管理大部分没有搞好，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表现在社员的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责任制没有建立起来，派工不能因材施用，不能真正做到分工而又合作。邓子恢主张要固定所有制，使所有权、生产权、管理权、分配权统一起来，都在生产队，使土地、牲畜、大农具都归生产队所有。邓子恢提出要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他不同意把单独干活等同与单干，说：“认为集体劳动就是一窝蜂，单独干活就是单干，单干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又说：“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在196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并被认为是刮“单干风”。

邓子恢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农业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邓子恢纪念馆，位于福建省龙岩市东肖镇中心小学内，系利用革命旧址白土桐冈书院设立的名人专题纪念馆。1987年，利用东肖镇桐冈书院设立了占地面积300平方米的邓子恢纪念馆，大厅正中安放着邓子恢塑像，分为8个展区，展出图片96幅、文物76件。

桐冈书院建于清同治年间，坐北朝南，为一院二厢房土木构平房建筑，占地面积1050平方米。1921年春，邓子恢、陈明、章独奇等在此举办进步读书会“奇山书社”。1923年9月，在此基础上创办闽西第一个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岩声》报，对闽西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该馆分8个部分展示了邓子恢在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三年游击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后在农业合化方面所从事的革命实践和重要贡献，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和农村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和现实指导意义。2001年6月，邓子恢纪念馆被中共龙岩市委宣传部列为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邓子恢纪念馆展出图片120幅、文物85件、展线11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