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拔奇，又名伯奇、滕伯、邓岗、白希，1903年6月4日生于广西怀集县(今属广东省)甘洒乡高富村一个殷实之家。父亲邓若星是清末秀才，为人刚直，不慕官场。母亲伍氏勤劳俭朴，为人宽厚。邓拔奇是长子，有弟、妹三人。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邓拔奇在读私塾时就好学诗画。1915年，他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学习勤奋，课余常爱在父亲经营的“振兴书店”里看书。因此，他的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科都学得不错。受其父性格的影响，邓拔奇嫉恶如仇，憎恨这个黑暗的社会；同时，又如其母善良、宽厚，深深同情处在重重压迫和剥削下的劳苦大众。

中学时代的邓拔奇已开始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一个追随时代潮流的爱国青年。五四运动中，他积极参加进步师生组织的“讲学会”，开始阅读《新青年》等革命书刊。1919年10月1日，他参与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学生爱国总会怀集分会，经常率领学生上街、下乡演讲，号召各界一致抵制日货，声讨北洋军阀政府媚日卖国罪行，弘扬新文化、新思想，反对封建旧礼教。

1921年7月，邓拔奇中学毕业，次年春到上海。在沪期间，他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积极参加了两广留沪同学会组织的进步活动，开始较系统地研读《新青年》、《共产党》等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书刊，思想为之一新。是年秋，他考入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攻读法科。他积极参与雷经天等学生运动领袖组织的革命活动，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3年暑假，邓拔奇回家度假，父母亲要为他完婚，并以断绝上学经费相逼迫。为继续求学，他违心同意结婚。拜堂那个晚上，他对妻子说：“我们的婚姻是不美满的，这不能怪你，这是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压迫与束缚的结果。我是许身于革命事业的青年，我要继续求学，不能在家伴陪你。如果你愿意回娘家，就请你回去，可以另嫁。如不愿回去，我决不强迫你回去，留在我家，我一定要求父亲送你去读书。女子也应该和男子一样有读书和独立的权利。”他为妻子起学名叫谢惠民。在邓拔奇的坚持下，其父终于同意把谢惠民和妹妹送到县城，请了一位教师到“振兴书店”教她们读书识字。

1924年7月，邓拔奇辍学奔赴广州参加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共产党员毕磊为会长)所领导的宣传队，并任小组长。他联络在广州的郑作贤、梁盘石、陈嗣炎、梁钟琛、邓卓奇等进步青年，成立了“怀集留穗同学会”，出版《怀集青年》，起草和发表《告怀集青年书》等文章。邓拔奇在文中疾呼：青年要猛醒，做革命先锋。这时期，邓拔奇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年冬，由团转党。

1925年春节后，邓拔奇奉命调到广宁县开展团的工作。五卅运动中，团广东区委又调他回穗参加声援上海罢工斗争的工作。6月23日，他和梁钟琛等人参加了广州各界10余万群众声援上海工人的示威游行。面对英帝国主义的疯狂扫射枪杀，他奋不顾身地前去抢救遭难的同胞。7月，他带领邓卓奇、陈知我、梁钟琛等返回怀集募捐，得600银元汇寄省港罢工委员会。不久，共青团广东区委又调他到广宁县担任团的负责人。他与国民党广宁县党部青年部长孔令淦(共产党员)密切配合，在农运学运中积极发展团员，建立团组织，成立近20个支部；接着改组广宁团支部为共青团广宁地方执行委员会，他担任书记。后来，邓拔奇被派回怀集领导青年和农运斗争。他先是在自己的家乡高富村一带，宣传广宁县农民运动的经验。白天，他与进步青年邓惠奇等与农民劳动，晚间又逐户寻访，进行社会调查，动员贫苦农民参加农民协会。在他指导下，成立了高富村农民协会。在成立会上他发表了生动的演说。会后，邓拔奇带领群众游行，晚上演出宣传农民运动的白话剧。次日，他以农民协会的名义，召集当地乡绅开会，宣布农民协会章程和实行二五减租。尔后，又发动农会的农友们修筑三处水坝和石桥，显示了农民协会的力量。这期间，邓拔奇向中共广东区委报告了怀集农村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并派农民代表到广州，向广东省农民协会请求派员来怀集指导成立农民协会，扩大农民运动。

1926年1月，邓拔奇被派往梧州参与组织各界进步青年报考留俄孙文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工作，被推选为广西留俄孙文大学同学会梧州临时办事处五位干事之一。2月，他带领被录取的留俄学生40余人赴广州，在大东路可园参加广州国民政府开设的留俄预备班补习俄语。学习期间，他与廖梦樵一起创办广西留俄孙文大学同学会会刊《疾呼》等杂志，发表大量革命文章。邓拔奇还在留俄广西学生会中建立了中共组织，介绍了胡炳琼等一批学生加入党团组织。在启程出国前夕，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留邓拔奇在共青团广东区委工作。他顾及大局服从党的决定，放弃了这次留俄学习的机会。

1927年5月，邓拔奇受命于危难之际，潜赴梧州，与廖梦樵、黄士韬等成立了中共广西地委，邓拔奇任地委委员。他机智沉着地奔走于梧州、桂林、柳州、南宁、玉林、平南与桂平之间，为整顿恢复广西地委领导下的党组织系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深入浔州四属农村，指导宁培瑛、苏其礼、胡奕卿等发动了桂平、平南、武宣等县农民的武装暴动，给新桂系军阀的“清党”屠杀政策以沉重打击。武、平、桂农民暴动失败后，他又和宁培瑛、黄启滔、苏其礼等布置善后工作，指导各县党组织建立党的秘密交通站，使失败后的武、平、桂农村革命斗争又重新活跃起来，农民群众的情绪高涨。

在1927年广西地委秋收起义的计划无法实现后，邓拔奇在桂平县的白额、烂泥两村重建地委机关，健全和发展了党的基层组织。11月26日，广西地委接到中共广东省委指示，迅速发动暴动，牵制新桂系军阀部队入粤，策应广州起义。邓拔奇立即召开地委会议，制定广西冬暴计划，决定以平南县劳五区农村为暴动基地，由地委委员宁培瑛负责，他自己则在桂平负责全盘工作。会后，发布了33条《我们的口号》，号召广大群众积极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斗争，举行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政权。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消息传来，劳五农军举行暴动，袭击了平山团局。翌年1月中旬，劳五暴动失败，宁培瑛、陈平、李修其等40余人壮烈牺牲。广西地委冬暴计划未能实现。

1928年1月24日，中共广西地委奉党中央命令改为特委，邓拔奇担任特委书记。这时，新桂系军阀正在大举“清乡”，残酷“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游击队和农军武装。为打破“清乡”，邓拔奇总结了冬暴以来的斗争经验教训，制定特委《目前工作计划》，确定地委斗争总政策是“用党的力量去发动群众暴动，在暴动中训练同志，并吸收同志，发展党的组织，健全党的组织，去发动广西的群众暴动，动摇反动的政策”，发动农民参加秘密农会和农民自救团、农民自卫军、从开展小规模的斗争入手、引导农民举行反抗“清乡”的大暴动。他和黎赤夫在平、桂农村开办干部短期训练班，印发通俗易懂的教材。邓拔奇亲自授课。在邓拔奇的领导下，党组织得到较快发展，仅3月份就发展新党员250多人，至4月底达800余人。在平南、桂平、贵县部分农村建立了农民自救团和农民赤卫队，共计数百人枪。

然而，斗争是极端残酷的，革命道路并非一帆风顺。3月，特委常委苏其礼、余济卿和贵县县委书记陈培仁被杀害，黄启滔领导的平、桂工农游击队在转移贵县覃塘的途中遭敌伏击损失严重。4月，特委常委昌景霖被捕叛变，特委常委只剩邓拔奇一人。5月，他与玉林五属和南宁、同正等地党组织接上关系。1928年6月1日，邓拔奇在贵县圩心街广东巷主持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并代表特委作了工作报告。这次会议全面总结了“四一二”以来广西党的斗争，健全和加强了全省党的领导机构，决定了广西党的斗争任务，对广西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会后，邓拔奇作为特委巡视员到怀集县检查工作，健全了怀集县委。9月4日，邓拔奇在上海向党中央写了关于建立省临委经费问题的预算报告。9日，又致信党中央，从广西的实际出发，估计了在梧州建立临时省委机关的困难性，认为领导机关和交通联络站、印刷厂要坚持小而多的原则。在这期间，广西各地党组织努力开展土地革命的宣传工作，领导农民进行抗租抗捐抗税斗争，党的组织建设也有好转。11月间，邓拔奇在梧州街上为叛徒昌景霖发觉，梧州国民党当局立即下令军警第二次破坏了临委机关，邓拔奇和朱锡昂、聂根虽机智脱险，但已无法在梧州立足，只好紧急分头转移，最后与朱锡昂在玉林县新桥榕木根村重建临委机关。

1929年1月，邓拔奇赴香港汇报工作，中央巡视员决定派他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山大学里，邓拔奇刻苦研读马列主义著作，与同学们讨论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并鼓励两广同学说：“我们都是许身革命的职业革命者，能来赤都留学深造不易，只有学有所成，来日回国才能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在此期间，他与广西留俄学生莫佩琼(兰英)相爱，并经常互相鼓励，立志做个社会改造者，把人生献给党的事业。

1929年秋，为了加强对广西革命斗争的领导，党中央电令邓拔奇回国速返香港参加广东省委工作。邓拔奇抵港后，在香港油麻地上海街梁钟琛经营的“南洋鞋店”建立了省委指导广西工作的联络机关。

1930年9月初，中央南方局任命邓拔奇为代表，前往右江苏区传达贯彻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示。

1931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遭破坏。2月2日，省委重建，邓拔奇担任省委秘书长。3月29日，广东省委改组为两广省委，邓拔奇为委员兼秘书长。他先后与李富春、蔡和森等省委领导人一起，为健全省委指导机关、恢复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营救被捕同志、救济殉难者家属、发展两广革命斗争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此时，党中央派莫佩琼由沪赴港协助邓拔奇工作，并批准他俩结为夫妻。他们住在省委秘密招待所里，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5月6日，两广省委鉴于“右江工作需加紧，决定邓拔奇即去巡视”并指导广西特委(6月改为郁江特委)工作。

邓拔奇受命后，与莫佩琼稍做准备，即以生意人身份，经湛江、玉林到南宁。在南宁停留的几天里，还赶往吴圩指导革命斗争。然后乘船沿右江到达镇结、思林等县的红军游击区。这时，桂系军阀正对右江苏区发动第一次大“围剿”，交通中断，敌军严密封锁，邓拔奇一行无法进入东兰、凤山苏区只好折回南宁。1931年6月15日，邓拔奇根据党的策略和当时的斗争情形，在给中共右江特委与红二十一师党委的一封指示信中，明确指出“立三路线”的错误给右江苏区造成的严重损失，一再指示右江党组织“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揭发一切的错误”和“实行工作上的转变”，以求集中全力组织恢复东、凤两县政权的运动，巩固这一革命根据地以开展全右江的工作。

1931年9月26日至10月2日，邓拔奇在邕宁县吴圩七坡村主持召开郁江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邓拔奇在会上指出：郁江党组织的总任务是冲破敌人的“清乡”、“围剿”。他还强调广西是农业的省区，“农民运动成了广西的中心工作之一，与城市的工人运动同等重要”，“只有重视农村斗争，才能促进广西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他又在七坡村开办了为期五天的短期训练班，提高了干部的政策水平和组织能力。以后他又在吴圩领导建立了广西工农游击队第五大队。在邓拔奇的指导下，郁江地区的革命斗争有所恢复和发展。

1932年春节前后，两广省委决定调他到东江苏区参加大南山的武装斗争，先后担任中共东江特委组织部干事和秘书。他根据4月18日东江特委扩大会议精神，制定出5至7月组织工作计划，纠正了过去东江党组织忽视组织工作的倾向。他带病工作，举办各种类型的干部训练班，还参加东江特委《东江红旗》等机关刊物的编辑工作。在《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一文中，他用极浅显的语言，从革命人生观、党性原则等八个方面阐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应具备的条件，号召共产党员要“认定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随时准备“牺牲一切为党工作”。

1932年秋，广东军阀陈济棠调张瑞贵、张达两个师以大南山为重点向东江苏区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每天都围山搜索，大肆焚杀，东江特委机关一天被迫转移好几个地方。10月9日晚，特委转移到田村，准备在10月10日召开扩大会议。不料，次日早上七点半，田村即遭敌包围，特委机关目标暴露，警卫部队仓促抵抗，掩护特委向陆惠苏区的方向突围转移，邓拔奇等三位特委干部在突围中壮烈牺牲。

1930年3月，任中共广西特委书记。1930年9月任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向红七军前委传达“左”倾冒险主义方针，要求红七军离开左江北上攻打柳州等城市，导致红七军受到严重损失。1931年初随红七军到达全州后，受红七军前委委托，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途经香港被留在广东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后去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