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底，邓曰谟回到国内，先在胶济铁路材料实验室工作，担任工务员，从事化验和物理实验；不久，受聘担任福中矿务大学物理教授；1924年，又担任胶济铁路材料实验室主任。1927年在天津自营福裕铁工厂工作，并担任主任工程师，从事机器设计与制造；其后又到上海开华强商店并曾去新加坡经商。1929年出任山东济南利达铁工厂经理兼工程师，继续从事机器设计与制造。

1930年，邓曰谟到北洋大学任教，先任化学教授，继任机械教授，后任水利教授，并自办了一个小工厂，组织了一个机械研究社，仍一本初衷，重视实践，一面进行教学，一面从事工程设计和机器制造，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1937年天津沦陷，北洋大学南迁，邓曰谟去开滦煤矿西林技术员训练所任所长兼教务主任。在此期间，他编写了许多讲义，讲授矿山机械等多门课程，培养了一大批采矿专业人才。抗日战争胜利后，邓曰谟复任北洋大学采矿系教授，并与其父亲的经理赵聘九合资开办友兴铁工厂，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和机械设计与制造。

在几十年动荡多变的社会生活中，邓曰谟始终保持了政治上的清白，“平生不问政界事”——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然而，他的爱国热情却未曾削减。他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解放斗争；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腐败统治，同情和支持进步的学生运动。1947年5月20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邓曰谟的次子邓霄担任队前纠察，被国民党军警用带铁钉的木棍打成重伤。邓曰谟专程从天津赶来北平，参加了5月22日晚在北大沙滩民主广场举行的“光荣战士晚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讲，愤怒谴责当局反人民的暴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邓曰谟，被任命为北洋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天津财经委员会委员，担任天津市农垦局、双林农场、农业部新港及海河工程局、天津市工业局新华机械厂等许多工厂和单位的顾问，并再次成立了机械研究社，承担大量的工程设计和机械制造任务，为许多地方和厂矿解决了一系列工程技术上的难题。

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邓曰谟由天津大学转至中国矿业学院，任机械教授，长期致力于机械工程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培养研究生、承担工程设计、开展校内外技术咨询服务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肯定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的赞扬。1957年，邓曰谟随煤炭工业部机械机电考察团赴苏联考察并进行学术交流。“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和诬陷，被隔离审查，1978年9月公开平反，恢复名誉。1983年12月30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创制多种机械工程设备

鸦片战争中诞生的中国近代机械工业，从一开始就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点，中国民族资本创办的企业一直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的重压之下，境况十分艰难。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机械工业仍然极为落后，主要的机器设备都是依赖进口，机械产品的设计和制造也大都由洋人把持。邓曰谟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自己在机械工程领域的探索和奋斗的。

邓曰谟生性机敏，学习刻苦，勤于动脑，肯于钻研，尤擅长动手设计和制作。在大学期间，他对于中国因技术水平的限制在机械及冶金方面的落后状况逐步有了深入的了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下决心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即根据中国缺什么，目前尚不能制造什么产品，决定自己学什么，做什么。他认为：“与外国人相比，中国人并不笨，关键是要重视研究和实验，动手去做，实际去干。搞冶金，搞机械，一定要重实际，一定要重实践。”

年轻的邓曰谟一面在北洋大学刻苦钻研冶金和机械技术，一面结合学习开展实验和制作。他向家里要了一笔钱，在天津三条石开了一个小翻砂厂，作为个人的实习场所；同时还与父亲的经理赵聘九合开了福裕铁工厂，以锻炼自己工程实践能力和从事经营的能力。1918年，他采用热处理的方法提高山西白口铁锅的韧性，达到把铁锅烧红后再浇入凉水也不开裂的程度。1919年，为一家香皂厂设计了成套造胰设备。同年，他还设计出一整套清油厂设备，其中的高压滤油机是关键设备。邓曰谟所设计和制造的滤油机采用加压过滤的方法清除花生油的杂质，这种滤油机由初滤器、油泵和压滤装置组成，为当时我国第一台自制的高压滤油机。

1920年底，刚刚大学毕业的邓曰谟来到美国留学。他没有去大学或研究院，而是去了工厂。在工厂实习拿不到学位，但亲手制作，亲身体验，用实践对理论加以验证则是邓曰谟赴美留学的主旨。他为自己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打算用半年的时间把工厂中各种产品、各道工艺都亲自做一做。进入工厂后，工厂老板问他学什么，学多少时间？邓曰谟回答后，对方说：“这样学，有三个月时间便够了。”又问：“你要多少钱？”邓曰谟回答说：“我不要工资，每月有60元的生活费就行了。”对方听了哈哈一笑，说：“厂里工人最低工资200元，你只要60元，从广告费用中开支就行了，不用出工资账。”就这样邓曰谟开始了他的旅美生活。

1922年，邓曰谟在美国Allis Chalmers机电厂工作时，美国人正在开发研究一种大流量、低水头的叶式水轮机模型。邓曰谟仔细观察，默记于心，回国后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设计和制造出了四五个模型，先后在济南东门外趵突泉做试验。当时的水轮机所需的水头都在10英尺以上，邓曰谟经过反复多次辛勤试验，到1925年，逐步将水头降低为3英尺左右，且水轮机的效率相当高。这是邓曰谟设计制造的我国第一台水力发电机。水轮机设计成功后，1929年，他与济南建设厅合作建成了一座40kW的小型水力发电站，这座小水电站成为当时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第一座水力发电站。

1931年，邓曰谟又为山西晋县设计和建造了另一座功率更大的水电站。其后，他又在设备比较简陋的条件下，不断改进设计，克服了一系列技术上的困难，制造了一批包括冲击式水轮机、反击式水轮机在内的高效率的小型水轮机，供给国内许多水电站使用。

1930年，邓曰谟被聘为北洋大学教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凡是工科院校必须建立实验室。但当时的教学实验仪器设备几乎全靠进口，且价格昂贵，如一台50000磅材料试验机需花费15000多美元，而政府对学校的拨款极为有限。为了克服这个困难，邓曰谟下决心自己设计、自己制造。1932年至1933年，邓曰谟依托机械研究社，经过一系列艰苦试验，成功地设计制造出了材料试验室、水力实验室的一系列仪器设备，如油压试验机、冲击试验机、水泥拉力机、流速计、混流水泵、两级水泵、水轮机等，除了装备北洋大学的材料试验室和水力实验室外，还供给山东大学、中山大学、河南大学、重庆大学、焦作工学院、河南水利专门学校及全国其他许多高校的有关实验室使用。其中50000磅材料试验机为当时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制造的第一台全能材料试验机，可以进行有关材料机械性能的一系列静力试验。当时，国内大部分高校材料试验室的机器大都出自邓曰谟之手。在动力机械方面，邓曰谟还设计制造出一种煤气发动机，用煤炭经煤气发生炉产生一氧化碳来发动内燃机；在机械加工设备方面，邓曰谟还在北洋大学实习工厂自行研制成功了能加工大型工件的车床。邓曰谟因而成为中国早期机械设备研制和教学方面富有创造活力的开拓者之一。

中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

邓曰谟在动力机械方面的一项突出成就是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机械工业发展缓慢，基础薄弱，装备落后，在主要原材料和零件依赖进口的情况下，只能生产出自动螺丝机、灯泡用的钨丝机、200马力以下的煤气机、小型水轮机、18英尺普通车床、小型离心泵、空气压缩机等。飞机制造业在国内属于空白，被说成是“非洋人不可”，制造飞机发动机更是被看成“异想天开”。

当时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侵略，国人重提孙中山的“航空救国”口号，开始重视发展航空事业。一些高校开始创办航空专业，起初多附属于机械系。1934年，北洋工学院成立了“国立北洋大学飞机工程研究会”，吸收本校教员参加，开始进行飞机研制工作，并在机械系四年级学生中开设“飞机工程”课程。1934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拨给北洋工学院一架德国造Fock Wulf飞机，以供研究仿制，其发动机为一星型五缸汽油机。时任北洋机械系教授、材料试验室主任的邓曰谟毅然主持承担了飞机发动机的试制工作。此事在当时不仅有材料、技术及工艺上的困难，还有来自社会上的阻力。国民党南京政府国防部官员来校参观，对北洋工学院制造飞机发动机很不以为然，他冷冷地问邓曰谟：“你是把美国飞机拆下来做的吧？你们的炉子在哪里？”邓曰谟把他带到校长室后面的一间房子，他一看炉子只有桌子一样大，便问：“你用这种炉子炼出合金来了？”邓曰谟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乾隆爷的毛笔好倒是好，但他给不了我。我们没有乾隆爷的好笔，不是也得写出好字来吗？”试制飞机发动机需要经费，北洋大学校长李树田找到天津中国银行帮忙，问邓曰谟需要多少钱。邓曰谟做了个手势：只要3000元。事后李树田很不高兴，说中国银行有钱，我费了好大力气请来财神爷，你才要3000元。邓曰谟说：“够了，够了！”

飞机发动机的材料大部分是轻金属合金，邓曰谟带领学生将供仿制的发动机拆卸开来，经过研究试验，发现最大困难在于材料强度不够，此外，还有活塞裂纹，表面凹坑，砂眼，疏松，非金属杂质等方面的问题。于是，邓曰谟和他的助手们一起，从铸造合金入手，自己动手冶炼，用了两年时间，试验好几百次，终于闯过了一道道难关，使铸造合金在强度、硬度、表面性能方面的技术指标达到了美国标准。接着邓曰谟开始逐一仿制发动机零件，把发动机件取下一件，仿造一件，首先进行试验室台架试验，然后进行实物运转试验。即把仿造的机件装在原机上开车试验，比较其性能差距，并加以改进，最后把整个原机零件都替换成了自制零件。试验结果，自制发动机在马力、转速、稳定性等方面都达到了德机水平，取得了完全成功。遗憾的是，就在飞机发动机试制成功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平津相继陷落，后续的研制工作也就被迫完全中止了。

新中国建设和人才培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曰谟为中国人民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从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看到了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希望，体验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及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权的优良作风。他以高涨的劳动热情积极投身于教学工作和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并以其多方面的才能和娴熟的技艺，为解决生产实际中的各种工程技术难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中国历史上水患频繁。建国之初，人民政府对水利事业的发展极为重视，迅速组织力量恢复被战争破坏的水利设施，并兴建了许多水利工程。邓曰谟接受地方政府的委托，承担了许多重要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任务。

1948年，国民党军队从天津撤退时，炸毁了安新县水闸，天津市政府决定在1949年汛期到来之前修复该闸，但当时天津的大小工厂都未开工，无法承担这一任务。如果不能及时修复该闸，安新县及邻近地区数十万人的生命财产就会受到严重威胁。受天津市政府委托，邓曰谟于1949年5月承担了这项任务，他和助手们一起从水闸的设计、制图、做模型，到翻砂、加工、装配、安装，仅用了21天就完成了水闸的抢修，使安新县安然渡过了1949年的汛期。

1950年，邓曰谟主持了天津芦台（今宁河县）高里区水利灌溉工程的设计和重建。这一工程灌溉耕地面积达几十万亩，原设有6个大扬水站，均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天津市农垦局把重建这一工程作为1949年至1950年的重点任务之一，要求在1950年5月1日前完工。邓曰谟在农垦局技术人员的协助下，顺利按期完成了灌溉工程用的大型水泵的设计制造任务。此外，还进行了包括阀门、真空泵、大型虹吸管等机电设备的设计和制造。邓曰谟设计制造的Φ1200的大型水泵具有低扬程（3～4m）、大流量（2.4m3/s）的特点，是当时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最大水泵。水泵性能良好，30余年保持正常运转。这项工程当时还受到苏联专家的高度评价。

1951年，邓曰谟受天津市工业局委托主持设计了一个轧钢厂。此外，还曾设计制造过金矿的选矿设备、碎石机及其他矿山机械设备。

1956年，北京兴建永定河三家店水利枢纽工程，该工程由一道十七孔的拦河闸和一道两孔的水闸组成。它们的作用是：平时拦河闸的闸门关闭，让河水经进水闸流进引水渠；汛期拦河闸的闸门开启，进水闸的闸门关闭，让河水向下游宣泄。拦河闸的17座闸门，每个重27t；进水闸的两座闸门，每个重5t。运用自动控制的闸门启闭机实现闸门的开启和关闭是永定河水利枢纽工程的一个关键性问题。1956年3月，北京市水利局委托时任北京矿业学院矿山机械系教授的邓曰谟承担水利枢纽闸门启闭机的设计任务。邓曰谟慨然应允，并主动要求承担设备的制造和安装。接受委托以后，邓曰谟用两天的时间完成了初步设计。经生产单位同意以后，他又和北京矿业学院几名青年教师一起在16 天里完成了全部设计。在这16天中，61岁的邓曰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同事们对他的健康十分关切，他说：“为了首都的建设，这算不了什么。”在设计的时候，他尽量采用价格低廉的材料，并充分考虑到北京的制造条件，所以机器的成本很低。在有关工厂的协作下，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努力，19座大闸门和启闭机设备全部制造出来，在1958年7月1日以前按期安装完毕，投入使用。

邓曰谟主持设计制造的闸门启闭机在技术上具有十分先进的水准。机器的轮廓尺寸和重量都受到严格的限制。提升力大，安全性能好，可靠性高。对19座闸门的启闭均实行远距离控制。只要按动电钮，相对应的大闸门就可以在25分钟内升起或降下。启闭机上还设有自动控制装置，可以校正操纵错误。如果电源发生障碍，还可以用人力代替电力。8个人在75分钟内也可以把27t重的大闸门升起。

邓曰谟在教学工作岗位上辛勤耕耘之余，还积极为有关厂矿开展技术咨询，帮助厂矿企业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

测量管道内的水流速度，水力学教科书中已有不少方法，但仅限于测量清水的流速，不适用于水砂混合体。邓曰谟根据含盐份多时水体的电阻低，含盐份少时水体的电阻高的简单原理，于1954年创造出了一种测量水砂混合体在管道内流速的新方案，经北京矿业学院教师在阜新煤矿井下进行多次试验，取得了成功。

1954年，燃料工业部向北京矿业学院实习工厂提出一批煤矿用电钻订货。煤电钻外壳是铸铝合金，由于在煤矿井下使用，必须是强度高、密封性能好，不漏气、符合防爆要求。邓曰谟承担了煤电钻密封防爆外壳的试制任务。他发挥自己在轻金属合金方面的专长，在教研组同事和工厂技术人员的协助下，很快攻克了技术难关，取得了成功，保证了防爆煤电钻顺利投入批量生产，满足了煤矿生产的需要。由邓曰谟主持的“采煤用1.2千瓦防爆电钻铝合金外壳的铸造”1955年获得北京矿业学院首届科研成果二等奖。1959年，防爆煤电钻还被选送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展出。

滚动轴承是标准化程度很高的零件，在高速运转时寿命应在数万小时以上。1958年，唐山煤矿出现煤水泵止推轴承工作时间不长即烧毁的现象，矿上的许多煤水泵几乎一两天就要换一套新轴承，眼看库存的轴承就要用完，生产受到影响。煤矿向北京矿业学院求助。邓曰谟被派到唐山去帮助解决这个问题。邓曰谟到唐山后，在唐山煤矿设计院的协助下，通过仔细分析试验，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攻克了这一技术难题，使煤水泵轴承寿命延长达半年以上。

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

作为国内早期最著名的机械工程领域的专家教授，邓曰谟具有机械、电机、采矿、冶金、水利、工程材料等多方面的专长，工程实践经验非常丰富。他写过一些短篇工程常识，还结合教学工作的需要，编写过矿山机械、材料试验等多种讲义。从教40 余年，一直未脱离机械设计与制造的实际工作。他先后任焦作工学院、北洋大学（天津大学）、中国矿业学院（北京矿业学院）教授，讲授过物理、化学分析、矿山机械、冶金机械、水利机械、矿藏设计、机械设计、材料试验、工程材料学、机工学、水利学、制图和金属工艺学等十几门课程，曾被称之为“万能教授”。

邓曰谟性格倔强，不善言辞，待人和气，热爱学生，忠于事业，诲人不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同学们因报名参加军干校到市内体检耽误了课程，邓曰谟热情为他们补课。他对同学们说：“从我生下来起，好像我们中国人天生就要受帝国主义欺侮似的，想不到也有今天！你们的行动代表了我的心愿，耽误点功课不要紧，我给你们补上。”他的课堂教学深入浅出，教学效果好，深受同学们的欢迎；他的教学方法十分灵活，有的放矢，讲的都是实际的东西，教的是整门课程的关键内容；他不主张学生死读书，而强调学生必须结合工程实践学习；他的考试不需要学生死记硬背，而是考查学生对课程内容及工程实际的了解程度，所以对他讲授的课程，学生都觉得容易、具体、实际而又管用。

立足实际，不尚空谈——这是邓曰谟在几十年从事机械工程事业和教学工作中的鲜明特色。他对当时一些从国外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回国而成天空谈，对社会对国家起不到一点实际作用的人特别轻视。他认为：“过去中国的大学生，只知背书，毕业后连螺丝钉都不会拧。大学生只有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实地参加人民的建设事业，亲自动手，学会实际工作的熟练技术，这样中国才会进步。”他对那些违反科学的浮夸现象深恶痛绝，在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中，他冒着受批判的风险，公开对稻草也能炼出钢铁的说法提出尖锐批评。早在天津大学期间，他就对采矿系学生自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培养拟定了整套学程表，删除无用的东西，突出各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内容开门见山，强调学以致用，注重引导学生切实学到真本领。他虽不热衷于讲理论，但他对理论却很娴熟。他一向主张学机械的必须进工厂，学农的必须下地，必须注重实际工作能力的锻炼；教师要互教互学，应该把不同系科的教师组织起来共同开展科学研究，以提高教师的水平；教师在教学中应当是“有用的多讲，用处少的少讲，完全没关系的不讲。”这些既是他大半生的经验所得，也体现了他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

1896年5月 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市（原香山县）上栅村。

1908-1911年 在教会学校博文书院学习。

1915-1920年 在北洋大学采冶系学习，获工学士学位。

1920-1922年 在美国Gary Works钢铁厂、Allis Chalmers机电厂实习。

1923-1927年 任胶济铁路材料实验室主任、工程师。

1927-1928年 任天津自营福裕铁工厂经理兼工程师。

1929-1930年 任济南利达铁工厂经理兼工程师。

1930-1937年 任北洋大学教授。

1937-1946年 任开滦煤矿西林技术员训练所所长兼教务主任。

1946-1952年 任天津大学教授。

1952-1983年 任中国矿业学院教授。

1983年12月30日 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