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英关于香港前途的谈判开始。不久，中国政府领导人邓小平更提出了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一国两制的管治理念，在全世界特别是英国各阶层掀起了一股“中国热”。

邓永锵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到中国大陆去看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因为当时的中国大陆，封闭了多年，在很多外国人甚至香港青年人的心里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

他特别关心来自中国内地的讯息。这时，正好给他遇上了一个机会：中国的大学开始招聘外籍教师，承担现代专业课的教师任务。

邓永锵非常高兴，因为他获得了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聘请，去指导当时北京大学刚刚恢复的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将现代西方的哲学思想介绍到中国。

作为第一位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香港人，邓永锵在北京大学里享受到了很高的待遇，住在北京大学的专家楼，月薪六百元人民币，这是当时相当于中国国家领导人级别待遇的高工资。

邓永锵博士的教学工作也很成功，他将现代新哲学知识传授给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而这批博士研究生学成之后，许多精英进入了中央政府领导人的智囊班子。

风华正茂、年方29岁的邓永锵博士，当时正与香港无线电视台艺员张淑仪小姐在热恋之中。1983年11月，邓永锵博士宣布与张淑仪小姐在北京结婚。他的婚礼，在北京各阶层引起了轰动。当天，在北京天主教堂，宾客满座。来祝贺与观礼的嘉宾中，很多是专程从海外和香港来的亲友，其中包括了英国驻香港三军总司令夫人。

婚后，邓永锵夫妻在北京度过了一段很温馨的日子。平时，他们会像一般北京市民那样乘搭公共汽车，往返于北京大学与市区各处。每逢到周末或假日，夫妇俩会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北京市的大街小巷，在平谈中寻找生活的乐趣。

邓永锵自小接受西方教育，极有个性，爱好文化艺术。他弹得一手好钢琴，喜欢外国古典音乐。他爱吸雪茄烟，当要思考问题的时候，更会一支一支，接续不断。他也像爷爷邓肇坚爵士一样，爱穿唐装长衫，具有学者风范。永锵亦喜欢收藏中国书画家、雕刻名家的真迹，如张大千、邱亚才、朱铭等人的作品。他也喜欢结交文化名人，喜欢阅读文学名著及诗集。

1984年，中国要大力开发沿海石油矿产资源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一时间，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财团的石油公司争相进驻中国的南海、黄海沿岸，都想在中国打第一口井。这时，邓永锵结识了英国克拉夫石油公司的总裁克拉夫先生。这位与中国商界做生意多年的英国商人，知道要想获得在中国资源的开采权，必须要借助邓永锵与中国当局的良好关系，所以他盛意邀请邓永博士当他公司的驻香港的代表，开拓公司在中中国地的业务。邓永锵待到与北京大学的合同期满后，便告别了北京大学教坛。邓永锵先生又回到了香港。哲学博士离开了哲学“乌托邦”的理想境界，走进社会现实世界，出任英国克拉夫石油公司驻香港代表，开始了他遨游“商海”的人生新里程。

2005年3月10日，邓永锵获英国广播公司邀请，参与BBC中国周于上海制作的电视辩论节目“问与答”，担任嘉宾。2006年7月，邓永锵推出新书《An Apple a Week》，并在旧中国银行大厦举行新书派对。其新书序言由前港督彭定康撰写。

邓永锵早年曾获英廷授予OBE勋衔，在2008年新年荣誉名单中，他复获勋KBE勋衔，成为爵士。

成功原因是运气

邓永锵觉得，最大的因素是运气，luck，fortune，right place，right time（运气，好运，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你可以很努力，一天做25个小时。可以从圣经读到各种文化书，但是如果没有运气，你一定不会成功。That's life（那就是命运）。

前港督彭定康为邓永锵的新书《An Apple a Week》作序，写下了这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 邓永锵是谁？他是已故香港慈善家邓肇坚之长孙；他开创了中国传统服装品牌“上海滩（Shanghai Tang）”；他是“中国会”俱乐部的创始人，在香港、北京、新加坡都有连锁机构；他还有雪茄公司，被称为“雪茄大王”；他同时还是个地产实业家。

在香港人心中，他是上流社会的人，他的名字总是和这些名人联系在一起：戴安娜王妃、安德鲁王子、克林顿、凯特·莫斯、何鸿燊、休·格兰特等等，而事实上，早年，这位爵士还曾经两度因为赌博而破产。邓永锵大口大口地抽着雪茄，又旧事重提，说起自己的赌博，这位“赌徒”对自己当年的冒险并不后悔。他还要再冒险一次，他说他要做中国时尚界的“邓小平”。

冒险：越赌经验越丰富

邓永锵的父亲是独子，因为身体不好并没有实现长辈的心愿，所以邓永锵是爷爷最疼爱的孙子。13岁那年，邓永锵被爷爷送到英国念书，没想到，背负长辈期望的他，却几度迷恋赌博。

20岁，邓永锵在赌场输光了爷爷给他买房子的4万英镑。就在这时，爷爷的律师给他打电话，说要去看看他新买的房子。“怎么办？”他想来想去，想到了有个住豪宅的朋友，房子价值6万。他就跟朋友借房一天。律师来之前，他把屋子里的相片都换成了自己和家人的。

律师一走，他把房子还给了朋友，还问朋友借了5000英镑，再入赌场。第2个星期，他用5000英镑赌回的6万英镑，向朋友买下了那间房子。“不得了！我真是很开心！”

他借钱的历史不止一次，5年后，他又破产了，走投无路向伦敦当地很有名的中餐馆老板借5000英镑，“其实我一时也还不出，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家在香港很有名望，我一定会还给他。他当时只有一个条件，‘等将来，你要帮我一个忙。’我心想，只要你肯借我钱，别说一个，十个我都答应你。”十多年后，这位老板两次打电话给已经是著名“上海滩”老板的邓永锵，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去“上海滩”工作，“那个女孩很聪明，在我那儿干得很好。没办法，他爸爸当年对我那么好，我一定要帮的。”

两次破产，最后却起死回生，如今再回忆起当初的自己，他一脸坏笑，“这两个故事算是我比较有代表性的事情了，说明什么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冒险一点，为什么呢？Take a risk，will give you experience（冒险会给你经验）。可以知道自己可以应付什么样的困难。如果我还有机会再破产两次，我还是一定可以再赢，因为我的经验太丰富了。”他如此解释自己的“赌徒”精神，“输的时候，就不能抱着越赌越多，越大的心理了，那样肯定不行，一定要赌实一点。而当你赢的时候，要用最多的钱赢多一点。

朋友是什么？

朋友很重要。有很多人觉得，自己帮朋友做了一件事，就希望他将来能帮我做一件事。这个看法是不好的，我帮他做什么事，是我自动去做，也不是希望他将来帮我，帮他是自愿的。朋友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跟我做朋友，我能帮的就一定要帮你，I am what I give，not what I am given（是给予造就了我，而不是索取）。

要成为衣服的“邓小平”

我要开另外一个牌子，就叫Tang Tang，more Chinese、cheaper、younger（更中国、更便宜、更年轻），目的就是打到中国市场，中国的时装太靓了，跟15年前太不一样了。有很多中国设计师跟风西方的看法，我才不要，我要我们中国的看法。我要把30年代时装发展到21世纪的中国来。希望15年以后，有一天，中国有能力做出世界顶级服装品牌，让国外的人开始想念我们中国的衣服。如果你没在中国成功，你的牌子就不会成功，至少不会很成功，因为中国有13亿人，有1300万人穿你的衣服，就不得了了。

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中国的时尚革命，我想成为衣服的“邓小平”，变革者。以前都说那个依夫·圣·洛朗创立了女裤给女人，我觉得不对，我说是毛主席，1949年，每一个中国的女性都是穿裤子的！

时尚：毛主席都穿唐装

对邓永锵来说，最吸引他的，还是资本。1994年，他创立了非常有名的“上海滩”。

“哈哈，其实那个时候主要是我没钱，所以要做生意。人家以为我要创办文化，其实完全为钱啊！中国那个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但是我看到很多中国的工厂都给外国人做服装加工。 Calvin Klein从80年代起就开始在中国加工，但买家根本看不见是中国造的。一件在广州卖5块钱的T恤，在国外可以最少卖到70块美金，所以我觉得肯定有机会。我喜欢穿唐装，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不但要用中国的工厂，而且我们时装应该有中国的文化。毛主席、孙中山以前都是穿上海30年代的唐装。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呢？”

“上海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立起来的。在国外，老外买中国服装，都会去上海滩专卖店，每年打折时，排队盛况更是空前。邓爵士很有头脑的地方在于，2000年，他将“上海滩”多数股权出售给世界第二大奢侈品集团历峰（Richemont），从此逐渐走上了世界顶级品牌之路。这家瑞士集团拥有卡地亚和登喜路。在现任执行主席雷夫逸（Raphaelle Masne）的带领下，“上海滩”由原先的纯粹中式风格转变为中西合璧，并制定了世界级奢侈品的计划。《商业周刊》预言，“上海滩”会成为中国的“香奈尔”，因为幕后金主历峰集团实力雄厚，通晓时尚业一切规则，可以源源不断支持这个“中国的时尚婴儿”。

上海滩在国内卖，属于奢侈品，价格高得和国外大牌一样，有人问邓永锵，“你中国人的衣服，凭什么卖那么贵？！那中国人怎么买得起？”邓永锵笑了，“为什么Gucci那些名牌可以卖那么贵？我觉得我们一点都不贵！你们就是太追求国外的名牌，觉得中国牌子不应该这么贵。可是我们一样可以啊！我们不贵不行，不贵我们就没有利润！上海滩一共卖出唐装2500万件，说明喜欢的人很多！”

邓永锵有次和一个朋友穿着“上海滩”来北京，结果走在街上，他说自己被当成怪物，“就好像我们进了动物园，大家都来看我们！我在西方穿，从来没人觉得怪，反而回到了中国，大家不习惯。其实穿在身上舒服是最重要的，可是人们还要讲究品牌，哎！”

他大手一挥，意气风发。“明年！我要再来做一个新的牌子，你们等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