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1-12 22:55
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年—1630年5月11日），字涵璞，生于德国康斯坦茨，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618年4月16日，随金尼阁在里斯本启程赴东方。1619年7月22日抵达澳门。同行的传教士还有汤若望、罗雅谷、傅泛际。1621年到杭州传教。1623年到达北京。1629年，经徐光启推荐在历局任职，1630年病逝于北京，享年55岁。埋葬在北京滕公栅栏。著有《远西奇器图说》。他第一个把天文望远镜带进中国。他还是伽利略的朋友。
字涵璞。瑞士传教士。1576年生于德国康斯坦茨（今属瑞士）；1630年5月11日卒于中国北京。天文学家、医学家、力学家、机械学家。他先入纽伦堡(Nürnberg) 附近的阿尔特道夫(Altdorf) 大学学医，后就读于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此时就与伽里略相识。1611 年，由于邓玉函在医学、天文学、植物学等领域学识卓著，被由贵族费特里考·欠席( Federico Cesi)创建的猞猁科学院吸收为第七位院士， 此举仅略晚于伽里略几天。该荣誉“为当时第一流科学家方能获得的殊荣。”可见，邓玉函的学术造诣非同一般。
明末清初，耶稣会会士不远万里，来华传教，揭开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这些耶稣会会士主要来自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及比利时等欧洲各国。其中，德国代表人物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名业与利玛窦相并， 堪称为耶稣会之二雄”，国内介绍研究得比较多。但同时与汤若望来到中国的另一位重要的德国传教士却较少受到人们及学术界的重视，他就是邓玉函。邓玉函在青少年时代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聪颖过人，敏而好学。科学家F.切西（Cesi）亲王等于1603年在罗马创立著名的灵采研究院，次年邓玉函加入该院。1611年4月伽利略（Galileo）成为灵采研究院成立以后的第六名院士，5月邓玉函随即成为该院第七名院士。他精于医学、博物学、哲学、数学，并且通晓德、英、法、葡、拉丁、希腊、希伯来、迦勒底等多种文字。1611年11月1日加入耶稣会。邓玉函在来华之前已名满日耳曼，是明末来华传教士中学识最渊博的。
为了向教廷和耶稣会报告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情况，并请求准许用中文举行弥撒和翻译《圣经》等书，以得到教会更有力的支援，金尼阁（N.Trigault）奉命于1613年初由华返欧，1614年底抵达罗马。金尼阁在罗马期间完成了他著名的拉丁文著作，此外还游历了意、法、德、比等国，募集捐款和赠给来华传教士和中国朝廷的大批精美礼品和图书。当时，邓玉函以医学家和数学家的身份随行，协助金尼阁募书。
1618年4月16日邓玉函随金尼阁在里斯本登舟，启程东渡。同行赴中国传教的共有22位传教士，但仅有8人先后到达中国，其中有邓玉函、汤若望（J.A.S.vonBell）、罗雅谷（G.Rho）等。来华途中，传教士们每日下午有例行的学术活动，每周二、五下午邓玉函作数学讲演。邓玉函还与汤若望等一起观察天象、风向、海流及磁针指向，确定航船的位置及由船上所见的海岸和岛屿的位置，并将研究结果报告欧洲学术界。1619年7月22日，金尼阁携7000余部欧洲图书等物与邓玉函等人抵达澳门。
邓玉函因病在澳门住了一年多。在此期间他曾行医，并曾解剖日本某神父的尸体，这是西方医学家在中国所作的最早的病理解剖。
1621年，邓玉函先到嘉定学习汉语，后来到杭州传教。在杭州期间，曾住李之藻家，撰译成《泰西人身说概》2卷。1626年冬由邓玉函口授、王徵笔述，译成《远西奇器图说录最》3卷，该书次年在北京刊行。
邓玉函之博学，不久即名声遐迩。当时，徐光启正奉诏修治历法，在北京宣武门天主堂东首善书院，设历局治历，参加者还有李之藻、李天经等。经徐光启奏请，1629年9月朝廷诏邓玉函及龙华民（N.Longobardi）协助修历。邓玉函即参加《崇祯历书》的编纂工作，潜心治历。可惜未及编成，第二年他就因病逝世了。
邓玉函与同时代的欧洲科学家交往颇多，伽利略、J.开普勒（Kepler）等都是他的挚友。在欧洲时，他为来华作准备，非常希望知道当时欧洲的科学新成就，特别是了解伽利略推算日月食的新方法，因该方法比第谷（Tycho Brahe）的方法更精确，邓玉函打算比较这两种推算方法的准确性究竟相差多少。在金尼阁返欧期间，邓玉函与他曾多次会晤开普勒。来华之后，邓玉函仍常写信给他的朋友，提及希望能寄来开普勒、伽利略的著作之事。但是邓玉函未能从伽利略处获得帮助；开普勒在1630年1月发来的短简中则决定协助他。可是不久，邓玉函就与世长辞了。
邓玉函在华仅短短9年的时间，然而他涉及的领域却是多方面的。邓玉函对博物学素有研究，他在灵采研究院时，曾诠释考订了一本记述墨西哥动植矿物的药物学名著。在来华航行途经卧亚、榜葛剌、满剌加、苏门答剌及安南南圻沿岸、澳门与中国沿海时，每到一处，邓玉函必采集异种动物、植物、矿石、鱼类、爬虫、昆虫等标本，绘制其图形，悉心研究。详为叙述。他还研究各地的气候人物。来华之后，亦行之不辍。后草成书两册（Plinius Indicus），其中包括他对中国本草的部分研究。
在来中国之前，邓玉函曾与友人一起对西班牙医学家、植物学家弗朗西斯科·赫拿代斯撰写的墨西哥植物大百科进行了多次修改，并付梓刊印。1611 年，邓玉函拒绝当时许多宫廷贵族提供给他的待遇优厚的邀请，申请加入耶稣会。1613 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t) 恰好从中国返回欧洲，请求教皇援助在华的耶稣会，邓玉函此时即与金尼阁相识。随后，邓玉函有幸陪同金尼阁巡游欧洲，招募教士，募集图书，购置仪器。1618 年4 月16 日，邓玉函随金尼阁及其他21 名新招募的传教士，携数千部书籍及仪器，搭船离开里斯本，踏上了去中国的航途。同年10 月4日，船抵印度果阿。第二年7 月到达澳门。就在逗留果阿期间，邓玉函就潜心采集到500 种他从未见到的植物，研究鱼类、石头、蛇以及当地的风俗习惯，并且用笔一一真实地画了下来，编成两册，取名《印度的泼里尼乌斯》(《Plinius Indicus》) ，寓意为印度的植物世界。该书存放于罗马耶稣会图书馆，直到19 世纪中期，但从此以后就下落不明了。
1621 年5 月5 日，邓玉函与另一位葡萄牙传教士一起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先入广东，后辗转江西、杭州、南京， 终于1623 年到达北京。
想法 早在崇祯皇帝1629 年下召设历局以前，邓玉函就在精心准备修历的前期工作。他曾向伽里略请教精确测量日食、月食的方法，在第三封致好友法勃( Faber) 的信中写道：“正如我以前也曾写过， 我很想从伽里略那儿获得他最新观察得到的日食、月食，尤其是日食的计算方法。因为这对于修改(中国) 历书是极为必要的。假如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理由，使得我们不被赶出中国， 这就是唯一的理由了(指帮助中国皇帝修历) ”。当时， 哥白尼的日心宇宙模式已在《天体运行论》(1543 年)发表， 第谷·布拉赫( Tycho Brahe) 的准日心体系也已在《论天界之新现象》(1588 年) 公布，第谷体系的精确程度虽远胜于前者，但第谷体系与实际测得的日食、月食总有误差，“第谷的很好，但有时误差一刻钟。”
然而，伽里略的天文学说被罗马教廷判为“异端邪说”，并逐出教会，因此，他不想再与罗马教廷甚至耶稣会发生关系，故此一再拒绝邓玉函的请求。在这种情况下，邓玉函于1623 年再次写信求助于当时在英戈尔施塔特( Ingostadt) 大学执教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同事，请求他们寄给他推测日月食的资料，并打听是否有天文学方面新出版的书。最后，此信在发出四年之后才转到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 的手中。开普勒接信后，立即回答了邓氏在信中提出的所有问题，并寄了两册自己刚出版的“鲁道尔夫”测表。但是，当此两册测表于1646 年到达澳门时，邓玉函已去世16 年了，但它们对汤若望及后来者还是起了很大作用。
邓玉函一方面向欧洲打听最新的研究结果，另一方面他在中国翻译撰写有关天文学的书，并制作了六个大四分仪， 三个测角仪，三座浑天仪，一架地球仪，三架分别由铜、铁、木做成的望远镜等诸多观察及测量天文的仪器和装置，为修历工作作准备。邓玉函一共撰写了四本有关天文学方面的书，这四部书后来全部被编入《崇祯历书》： 1、《测天约说》，收录了西洋历法的一部分，分两卷。第一卷讲静力学：赤道、地平线；第二卷讲动力学：黄道、天体的轨道以及它们每天的运行、太阳、月亮和恒星，并附有插图。该书后由汤若望修正并付梓刊印。
2、《黄赤正球》，收录了西洋历法的一部分。分两卷。第一卷由邓玉函撰写，由龙华民修正刊印，书名为《黄赤通距度表》；第二卷由邓玉函撰写，汤若望修正刊印，只收录了大气数据，书名为《正球升度表》。
3、《大测》，由邓氏、汤氏共同完成，邓氏负责画图。
4、《八线表》，讲正弦、正切、正割，由汤若望和罗雅谷修正刊印。
中国明朝通行的历法为“大统历”或“回回历”，在预测日、月食方面多次出现偏差，尤其是1629 年6 月21 日， 钦天监(皇家天文学机构) 官员用传统历法推测日食，再次失误，而邓玉函和龙华民依照西洋历法推算准确。
于是，礼部侍郎徐光启奏请皇上开设历局，崇祯帝准奏。接着，徐光启委托李之藻召集邓玉函、龙华民领导并参与修订历书。邓玉函、龙华民被召入历局，标志着“耶稣会传教在中国最富有神话般时代的开始”。不幸的是，第二年，即1630 年邓玉函患病去世。为了使修历继续进行下去，徐光启特又上奏疏一道：“四月初二日，臣邓玉函患病身故。此臣学历专门，精深博洽，臣等深所倚仗..巨访得诸臣同学尚有汤若望、罗雅谷二臣者，其术与玉函相，而年力正强，堪以效用。”在这一奏文中，徐光启高度评价了邓玉函的学术水平，并把汤若望等与之相提并论。诚然，汤若望在后来的修历工作上所取得的成就远大于邓玉函，无奈邓玉函不幸早逝。否则，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崇祯历书》的大功非邓玉函等莫属。因为当邓玉函在北京修历时，汤若望尚在西安传播“福音”(汤氏于1627 年被派往西安传教) 。因此，无论就年岁资历，还是当时在朝廷的影响，邓玉函明显高出一筹。“夏尔(汤若望) 才是个开始者，而他的同伴龙华民和特伦茨(邓玉函) 却已是有名望的人了”。
《崇祯历书》历时5 年而成，它的修订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中国天文学来说，无疑是一场深刻的改革，它促使中国偏重于经验和实用的古典天文学，走上世界天文学共同发展的道路”。江晓原在《通天捷径一文》中也总结道：“耶稣会士在中国大力传播西方天文学，使中国天文学一度处在与欧洲非常接近的有利状况， 并使进中国天文学平民化。”这其中也包括了邓玉函的一份贡献。
就在避难杭州之际，邓玉函完成了《泰西人身说概》一书。书分两卷。第一卷讲了骨骼、神经、体内脂肪、经脉、皮肤、躯体和血液。第二卷讲： 感官、视觉、听觉、嗅觉、舌头、触觉、发音的原理及形成。中国官吏毕拱辰在汤若望那里发现了此书的手稿，最后经润定，于1643 年付梓刊印。
对中药的认识
邓玉函在中国介绍西方医学的同时，也在向西方介绍中国古老而神奇的中医理论与知识。他在致友人法勃的第一封信(1619 年5月14 日) 中写道：“这里有一种中国药很出名：人们把它加热，并溶解于一种液体中，就马上会医治病人，治疗那些被蛇咬伤后处于死亡边缘的病人，人们也用它来治疗霍乱及某些疼痛或肚子病。”关于中药的效用，邓氏自己也深有体会：“我滞留在澳门整整二年。第一年我研究上毫无所获，主要是因为缺乏导师和书籍，部分也由于三个月或三天的患病。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患病所产生的黏液比霍乱还要多，但尿液健康，发烧时颤抖厉害而持久， 且伴随肚子发胀，服催泻剂也不消退，用双倍剂量的锑也不起作用。最后，我用二种中药根经煎熬后在病发作时服用，我马上吐出全部黏液，烧也随之退去，于是就病痊了，直到第八天它重新发作。在烧来临时，我喝同一种催吐剂， 烧再次退去，颤抖也消失了。这是一种什么草药，我不知道，可名字我知道，草药根我也见过，但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邓玉函或许是最早在中国进行尸体解剖的西方医学家。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神父沙巴梯努斯(Sabatinus) ，因患某种忧郁症，长达10年之久，死在中国。“有几个月，他呕吐出黑乎乎的胆汁。在他去世后，我进行了尸体解剖。我发现在他胃底部牢牢地长了一个一手长，四指宽的瘤，里面盛满了由黄转黑的液体。一个日本教士死于类似的疾病。他死于长期吸食烟草的缘故。当我打开他的胸腔时，我发现他的肺看上去像一块布满了许多淡蓝色斑点的海绵。”
对中医的认识
对于中药和中国医生，邓玉函作了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关于中药和中国医生，我大概可以这么说：几乎所有的中药都要煎熬，它们是晒干的草药或剁碎的根；矿物质人们很少使用。(医生) 自己是经验主义者，事先对病因毫无所知；但在切脉上他们非常擅长；他们在把脉时，什么也不问病人，而是讲述另外毫不相干的事情，似乎在读一本书，像吉普赛人看手相一样。其中的道理我不明白，但有一点我明白：人们把动脉分成几段，离大拇指最近的一段治头病，第二段治心病。从它们(指动脉) 推断出相应部位的疾病。这里人人都是医生，因此医术不被重视。”
对针灸的兴趣
邓玉函对中国的针灸也饶有兴趣：“中国人不用烙铁，而是用苦艾灸皮肤，通常很有效。他们用一根长长的针刺入皮肤，扎得很深，并不断转动。据我所知，它能驱湿治瘤，但这一切我只是道听而已，未曾亲眼见过。”
邓玉函在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最大的贡献要数他与中国官吏学者王征共同完成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一书。此外还撰译《泰西人身说概》这部书，是在中国最早介绍西方生理学、解剖学知识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