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获第5届世界男排锦标赛第9名，

1963年获新兴力量运动会男排比赛冠军。

1966年获第6届世界男排锦标赛第9名，同年获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男排比赛冠军。

1979年起任中国女排教练。

1980年获国家级教练称号。他和主教练袁伟民通力合作，

1981年和1983年在第3届世界杯赛和第9届世界女排锦标赛及第9届亚洲运动会女排比赛中获冠军。

1984年获第23届奥运会女排冠军，实现了“三连冠”的宿愿。同年，袁伟民调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后，他出任主教练。1985年获第4届世界杯排球赛冠军（他获取最佳教练员奖）

1981年、1983年、1984年、1985年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多年以来，中国排球对邓若曾这位四川汉子的评价一直很不全面。

说他是1985年世界冠军队的教练时，都还忘不了加上一句：“由于前任打下了很好的的基础”，好象过去四年出的明星队员，全是袁头一手一脚教出来似的。邓若曾的资历甚至比袁头还老，只是性格，机遇的原因，使得他出来晚了。

邓若曾任上的重要成绩是：1985年日本杯赛冠军、1985年世界杯赛冠军、1985年底两度战胜由名帅山田重雄领导的世界明星联队以及1986年的黄河杯国际邀请赛冠军。

邓若曾的手上出了一名球员：巫丹。

邓若曾是在后袁伟民时代第一个意识到“要在缺少郎平的情况下赢球”的教练。他的几次重要赛，都在一步步地体现着他的思想，以及他在全面创新方面，在女排男性化方面的勇敢尝试。

1985年的中国女排少了张蓉芳，多了姜英和侯玉珠。后两者在技术上特点是更高更强硬。场上打法在当年世界杯的时候，基本上是按原来的风格进行的，只是有些场次，比如打秘鲁，打巴西，打南朝鲜时，郎平减少上场时间或不上，但是关键的场次，基本上还是老枪打天下。但是很快，邓若曾就发现了问题：1985年的一系列比赛中，一旦轮到郎平在后排的时候，中国队要长一分都特别难，甚至打世界明星联队这样防守配合生疏的球队时，侯姜二人下球都很难。

而当时郎平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先是运动后休克，接着又是手术。但是对手的高度越来越高，拦网越来越凶，像巴西队已经开始了跳发球。中国的主攻不仅在力量上已经没有了优势，甚至在高度上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迫。

一个问题摆在了邓若曾面前，如何在没有郎平的情况下赢球。

没有郎平，即没有高点强攻保护下，中国队如何保证整个快速多变，高快结合的体系的正常运转？

邓若曾当时的的思想很突出的一点就是“没学会打人先学挨打”，就是强调拦防体系的效率。当时我们主力的副攻是杨晓君与梁艳，身高分别是181/177，这在世界强队中很不突出的。因此邓若曾着力于解决两个问题。他先是在1985年的冬训中招入了叶萍和林国清，两人一个184，一个183，前者高度好，后者摸高323，目的就是为了弥补当时身高不占优势的副攻位置的不足。然后在1985年底对抗世界明星联队的时候，招入了北京队身高187的刘玮，以求接替当时高度上已经严重吃亏的梁艳，借其出色的身体素质与拦网形成中国队网上对抗古苏高点强攻的能力。

在发球得分制的当年，有效的拦防是取得防反机会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在缺少了郎平这个强有力得分点后，以有效多次的进攻获得优势的基础。

邓若曾重拦防的特点体现在他1986年招入队的四个新人：王乃康，潘文莉、崔咏梅和胡小凤。其中有三名主攻，王乃康是北京队的年轻攻手，身高183，四号位的高点强攻与拦网有一定实力，潘文莉与胡小凤一个182，一个177，前者技术全面，后者弹跳好，而且都是拦网凶狠的主攻手。入选四人，三个主攻，而且都是拦网有优势的主攻，可见在当年邓若曾的心中，拦网是多么重要的一环。

强调拦防的同时，邓若曾并没有完全放弃进攻体系的改造，事实上，相对于拦防体系的拨高而言，看起来进攻这块似乎是“重建”，难度更大，实则不然，毕竟当时的中国女排队员都具备了一定的快攻战术素养，同时中国队还拥有两个世界顶级的二传杨锡兰和苏惠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女排当时的进攻体系重建，反而比拦防体系的巩固拨高来得更容易。

邓若曾首先做到的是逐步树立二传的核心作用。这个核心的作用在世界杯的两场比赛中体现得很明确，一场苏联，一场古巴。两场比赛中，我们都能看到，杨锡兰在一攻中减少了对郎平的依赖，而在防反中，强调郑美珠的二号位突破及杨晓君的中间近体快球，当然，最需要得分的球，依然还是给郎平的。

然后就是在整个防反中完全加快速度。

能够体现这两个特点的就是1986年的黄河杯赛事，当时郎平与杨锡兰均不在阵中，中国队完全依靠姜英与侯玉珠打主攻，结果苏惠娟大胆地调度，在比赛中体现出了更快更多变的战术特点，两个主攻频频打出双快一游动，内切拉三等高难度的战术配合，最后赢得了这一场次的胜利。

邓若曾的整体思想用今天一些时尚球迷的话来说就是“两边拉开，中间加压”。因为中国队的两个主攻强攻能力不突出，但是平拉速度却是相当快，同时防守能力突出。而郑美珠虽然个子不高，但是有二号位定点球的能力，副攻杨晓君的力量一直很优秀。

同时，利用侯姜二人更强于郎张二人的防守能力，形成一传与防守核心，以解放右路的郑美珠，同时也把力量素质不错，技术全面，能力较突出的巫丹从主攻改成接应，并在训练中加她的背飞与背溜进攻。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的力量素质天生无法与欧美人相比，因此中国队的所谓两边拉开中间加压，并不是强调网间三个强攻点的同时压迫，而是更强调战术拉开与施压，用更多的跑动，更多的进攻点变化来施加压力。

我们与欧美很根本的不同点，就是我们当时的副攻能力更加全面。副攻在进攻的高能力，使得中国队往往更加愿意使用效果更明显的两边拉开。副攻的个人突破的技术往往决定了战术组成的效果。在这点上，刘玮很突出，不仅拦网出色，而且她的个人攻击能力也相当突出，前后快球都全面，不怕动，可以带着对手跑。

这场球的胜利可以说邓若曾在解决“没有郎平”的问题上，迈开了大胆而有效的一步。同时，邓若曾还深入考虑了如何引入后排进攻与跳发球，崔咏梅的入队实训就是基于这种思想的产物。但是他的尝试并没有完全坚持到底，他很快地，在两个月后辞职了。

于是，一个有可能改变中国女排发展历史的机会就此中止。

上述的想法，更多是在他实战用人的一些体会，因为他没有机会与时间再体现给我们看了。

1987年的时候开始由李耀先对邓若曾的一些战术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实验。只是李耀先走得比较中和，他选择了背飞效果好的李月明，把两边拉开附以中间加压的思路，走成了两边拉开，于是中国的副攻与接应开始了疯狂的“飞”。但是李月明在力量上的欠缺，以及当时两名主攻手的能力下降，使得中国的网上非但没有得到弥补，反而变得前所末有的脆弱，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

邓若曾的半途而废，原因太多，中国的事情，如同那个著名的周易一样，看起来简单其实复杂，说起来复杂，拆穿了也简单，只是，邓若曾没有那个脑子，他想不到或者有些事情他也不愿意去想，没时间去想，所以，他半途而废了。

垂钓成为晚年生活主题

邓家老屋前有一个堰塘，很早以前，邓梦曾就将它承包下来。“三哥平时最大爱好就是钓鱼，这样，他回来时，就有了消遣的地方。”

“不光是钓鱼，实际上，我小时候还喜欢军人和唱歌。当时的理想就是当个歌唱家或者空军。只是钓鱼最终陪伴了我的人生路。”弟弟的话，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

少年时期的邓若曾就读于聚奎中学，并被任命为篮球队队长和救生队队长。“当时，没事我就喜欢放声大吼，自己听着特舒服，别人也夸奖我声音洪亮。”

学校中有个天然瀑布，“为了练嗓音，我每天早晨都跑到那里，对着冲天而下的飞瀑大叫。”听人说将鹅卵石放在嘴里，可以让发音更圆润，“我甚至有将它放进嘴里试验的冲动，终因无法忍受它满身河沙而放弃。”

如今，真正回望与排球结缘的经历，邓若曾以“歪打正着”总结。“事实上，我的强项是篮球和田径。”邓若曾说，19岁那年，自己被学校推荐进入西南队当运动员时，并没有被分入排球队。“当时正好来了一场运动，我暂时和排球队的队员住在一处，结果后来就稀里糊涂被他们要去了。”

理想被改变，邓若曾却因此成就了自己一生的辉煌。“从此，歌唱家和空军就成了我的梦想，并和不可能成为职业的钓鱼一同纳入爱好的范畴。”

工作之余，邓若曾忙里偷闲的最大娱乐就是钓鱼。“垂钓不仅培养人的耐力、恒心，也是减压的一种好方式。”在女排当主教练期间，他就以独特的“邓氏垂钓法”，帮助队员舒缓训练压力。

几十年的垂钓经验，不仅使邓若曾的技术“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同时也为他赢得体坛名将外让他颇感自得的称号：中国钓鱼协会副主席。

“除了渔具齐全，钓鱼可是需要技巧的。必须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用什么杆、配什么料，鱼吃不吃、啥时候吃等等。”说起自己的拿手活和鱼文化，邓若曾严肃的表情开始舒展，举手投足间，爽朗的笑声也在房间回荡起来。

在北京传递奥运火炬

8月的北京，将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邓若曾的身影，届时也将出现在街头奥运火炬手行列中。

受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推荐，邓若曾成了一名奥运火炬手。“我本来想请命回重庆完成任务的，但最终被分在北京。”

邓若曾透露，他已顺利通过体检，并上报了衣服尺码。“现在就等候起跑消息了。”

对于目前中国女排的技术实力与夺冠的关系，邓若曾坦言有希望，但没把握。“现在她们面临的对手增多不说，而且水平也越来越强，夺取冠军最主要是靠临场的发挥了。”

无论如何，邓若曾说，作为一员老将，自己会用实际行动支持和鼓励新生代的中国女排，希望她们在未来的赛场上，再次展现象征国人精神的体育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