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10 11:58
邓萃英（1885-1972），字芝园，福建闽侯人，教育家。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院深造。同盟会会员。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次长代理部务，民国政府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曾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教授、校长，河南省立中山大学（河南大学前身）校长，参与创建厦门大学并任首任校长。1924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董事会董事。1949年赴台湾，任台湾教育部编纂，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顾问。主要著作有《师范教育研究》《世界强迫教育比较》《人格之特征》《儿童之宗教意识等》。
邓萃英，1885年8月6日出生在福建闽侯城东竹屿乡。邓家是半耕半读之家，自明代以来为官者较多，家学渊源。少年邓萃英就学乡里私塾，每日背诵四书五经，倍感枯燥无味。他常骑马射箭，舞枪弄棒，抚琴吟唱，甚得其乐。1903年邓18岁时，一次进城，偶然发现有招收日语的速成班，当即报考。同年秋，全闽师范学堂建立，前往投考得中。他刻苦学习，4年后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到一所小学任教仅一年，就被选为官费留日生。他先入日本弘文书院高师预备班学习，后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期间，他与闽籍革命先驱林文、林觉民、方声洞等人交往甚厚，在他们指引下加入同盟会。1911年8月任留学东京福建支部长兼总部干事，为推翻腐败的清政府积极策划。
1911年辛亥革命后，邓萃英奉命回国。起初任福建省视学、科长，后任福州师范学校校长。1913年，国父孙中山到福建视察，邓萃英被召见。他对孙中山表示：“此生愿遵守同盟会誓约精神，专心从事教育。”此话深得中山先生嘉许，这也是邓萃英数十年如一日，勇往直前为之奋斗的目标。同年，他再次东渡日本继续学业，1915年学成回国。不久，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教育会议福建代表。在天津开会期间，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大前身）校长陈宝泉结识，于当年9月应聘到高师任教授。
在学校期间，邓萃英讲授教育学、伦理学、教授法等课程。他介绍中外的教育制度并加以比较，介绍西方逻辑理论与方法，同时讲述中国古代名家的哲学观点。他自编讲义，资料丰富，讲课有条有理，深受学生欢迎。他的敬业精神也得到同仁和学校的肯定。1916年，邓萃英被推选为校友会德育部干事长；1917年1月，又担任北京高师教务主任。
邓萃英撰写的教育论文深得时任教育次长的范源廉赏识。1918年5月，教育部以大学教授资格选送邓萃英、朱家骅、刘半农、杨荫榆等6人出国留学。邓萃英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约翰•杜威和孟禄等教授，学习教育哲学等课程。在美国期间，他不仅从书本上学习，还广泛考察了美国的高等教育、师范教育、中小学教育和民风民俗，并不断与北京高师的同仁联系，介绍美国先进的教育制度，以及美国人民在普及教育的基础上形成的良好国民素质。未及一年，教育部电告，命邓萃英为教育部参事，并负责考察美国的教育。约1919年9月邓萃英回国。
1919年11月，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奉命赴美国考察教育，校务由陈映璜代理。次年，陈宝泉考察结束回国。他参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办法锐意改革，为高师改师范大学做准备。1920年12月，教育总长范源廉将陈宝泉调回教育部，原任命陶孟和为校长。但是，高师学生纷纷拒陶挽陈，陶孟和请辞。12月18日，教育部派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教育部参事邓萃英兼代北京高师校长。
邓萃英做事雷厉风行且严谨缜密、行之有效，许多棘手之事经他斡旋均可迎刃而解。他首先召开学校全体主任会议，修改《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内部组织暂行简章》，健全学校行政管理部门，除校长和校长办公处外，学校还设立评议会会议、教务科、庶务科、会计科等，并就各相关部门订立了规则，加强对学校各方面的管理。对于选聘人才方面，学校广泛延揽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任教或讲学。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博士应邀到高师讲学，并兼任教育研究科特约讲师；梁启超亦被聘为史地部特约讲师；鲁迅被聘为国文部讲师……。一时间，高师研究之风大增，学术空气浓厚。这不仅提高了高师的学术水平，同时也给中国近代教育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当时，北京高师已建校十数年，并具有相当规模。但是，只有男生才可享受这种特权，女生被拒之门外。1908年建校的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规模较小，系科不全，程度不高，招收学生也有限。邓萃英到任以后，决定于1921年招收女生，并且男女生同堂上课。使北京高师成为全国最早招收女学生的大学之一。在男尊女卑思想统治数千年的中国，这些决定，无疑是大胆的改革。
过去，学校只有教育研究科可以招考研究生，培养教育专门人才。邓萃英提倡科学，提倡研究，大兴科学研究之风。1921年，学校就增设了数学、化学、物理3部的研究科，均定学制为两年，毕业及格获理学士。以后，学校又陆续在国文、史地、生物、英文设立了研究科。高等师范教育因此得到了全面提高。
1921年9月29日，邓萃英奉教育部命赴美国，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因此辞去高师校长职务。1922年冬回国，邓萃英兼代教育部次长，并参加北京师范大学的筹备委员会工作。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北京师范大学于1923年7月1日正式成立；1924年1月组建学校董事会。这是中国高等学校成立的第一个校董事会。
抗战胜利后北京师范大学从甘肃兰州返回北平，邓萃英被聘为北师大教授。1949年，他迁居台湾。他虽年事已高，仍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对学生的培养，所发表的言论，多远见卓识。他在生命垂危之际，仍念念不忘教育为立国之本，嘱托身旁的儿孙继承他的遗志，为国家为民族的教育发展多作贡献。1972年11月26日，邓萃英逝世，享年87岁。
邓萃英先生一生勤勉笃学，廉洁奉公，艰苦奋斗，为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河南大学的建立和发展以及中国的教育事业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注重对子女的教育，7个子女皆学有所成，其中以音乐家、艺术家邓昌国，高能物理学家邓昌黎最著名，饮誉海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