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民众自卫军成立后的第一次战斗是夜袭凤城。

1931年12月26日午夜，邓铁梅率部兵分两路攻打凤城。一路人马攻凤城车站、包围凤城警察署；另一路攻入城内，伪警察大队狼狈逃窜。自卫军把驻城内的日本守备队西河小队围困在一个大院内，断绝了城内和车站的联络，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抗日自卫军一举捣毁了伪县衙、警察署；砸开了监狱，使被捕的爱国者获释；日本特务情报机关——平井药房被砸烂，焚烧了里面的鸦片、吗啡等毒品。凤城一役重创日伪军，打死打伤日伪军50余名，缴获步枪300多支，轻机枪3挺，迫击炮两门和大批子弹。日军遭此痛击，大为震动，《盛京时报》12月27日载文惊呼：“安奉线匪警频传，凤凰城被袭焚，通讯断绝，形势严重。”

邓铁梅率部夜袭凤城的胜利喜讯不胫而走，得到了东北各界人民群众的交口赞誉，也引起了设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重视。1932年2月末，苗可秀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委派，从北平秘密来到辽东三角地带，了解义勇军反日斗争情况。邓铁梅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详细地介绍了民众自卫军成立的宗旨及现状。不久，苗可秀返回北平向救国会汇报，该会遂委任邓铁梅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第二十八路司令。同年4月21日，唐聚五在桓仁誓师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又委任邓铁梅为第十三路军司令。7月间，苗可秀由北平重返邓部工作，邓铁梅对他十分敬重，任命他为总参议兼军官学校教育长。这期间，许多小股抗日武装纷纷来投，东北民众自卫军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

从1932年春季开始，邓铁梅率部队向日伪频繁出击，曾先后收缴了庄河、大孤山维持会的部分武器。同年5月，还派部队智取了卡巴岭三义庙，将庙内伪骑警的一个队包围缴械，缴获军马70匹、大枪60支和一些其他战利品。

三义庙战斗胜利后，民众自卫军就在卡巴岭上设关卡，挖战壕，修工事，构筑三角抗区的东大门。当时城内日伪军不敢越雷池一步，卡巴岭以西完全成了抗日自卫军的天下。

抗日自卫军的发展，使敌人惊恐万状。日军将伪军李寿山部调往大孤山、龙王庙，讨伐抗日自卫军，伪军司令部设在龙王庙街。李寿山部队烧杀抢掠，无恶不做，老百姓恨之入骨。邓铁梅决心突袭龙王庙，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个汉奸。龙王庙是一个有1000多户的大镇。镇内有商户120余家，是凤城南部、岫岩东部、安东西部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集散地。镇子周围有外壕，还有铁丝围墙，敌人防守十分坚固。邓铁梅调动队伍，于7月1日凌晨1时发起攻击，以大刀队为先导，突破北门，冲入镇内，自卫军战士迅速占领各处隘口，以重火力击毁几个碉堡，攻进街巷。日伪军这时正在熟睡之际，有的来不及穿衣，赤身逃窜；有的在渡河逃跑时被淹死。伪军司令李寿山、副司令张宗援随乱军窜出镇外，逃往大孤山。这次战斗打死日伪军100多名，缴获大量军需物资。

这次战斗之后，东北民众自卫军遂将司令部移往龙王庙镇，并占领了附近的黄土坎，与伪军李寿山部隔大洋河相对峙。从1932年春季到8月间，邓部义勇军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达百余次之多，给敌人以沉重打击，队伍也有了很大发展，遂改编为6个旅20个团。到1932年8、9月间，部队总员达1.5万人以上，成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武装力量中的一支劲旅。这支部队活跃在安东、凤城、岫岩、庄河等境内几百里的宽广地域，并联合抗日义勇军刘景文、李春润等部，不断打击日军。这一带成了辽东著名的抗战区。

面对邓铁梅领导的民众自卫军的发展壮大，敌伪十分恐慌，于是便改变了手法，采取了军事“进剿”与招抚诱降相结合的两手政策。1932年8月，日伪当局让凤城县伪县长康济出面，利用其与邓铁梅旧相识的关系，派人给邓铁梅送了一封劝降信。邓铁梅与苗可秀研究后，决定将计就计，以争取一定时间休整与补充部队，便派总参议苗可秀、参谋处长王者兴为代表，先后赴凤城、奉天与日军招抚代表“谈判”。苗、王二人与日伪调旋，敌方讨价还价，招抚心切，我则以假乱真，虚与委蛇，谈判多日僵持不下。最后苗可秀以请示邓司令为由，从奉天脱身返回抗区。此时敌人出于政治需要，造谣说邓铁梅接受了“招抚”，并通过报纸、广播大肆宣传。对此，邓铁梅与苗可秀决计以事实戳穿敌人的阴谋。于是，他们将日本参事官友田俊章等6人从凤城县诱至自卫军控制区的刁窝堡处决，向全国人民表明了抗日到底的决心。

日伪在“招抚”阴谋失败后，调动大批兵力向三角抗区的几个据点疯狂进攻。9月末，伪军李寿山率千余人攻占了民众自卫军的重要据点黄土坎。为了坚持长期抗战，该地必须收复。邓铁梅遂派苗可秀率部队于10月下旬的一个深夜突然发起进攻，激战至次日清晨，敌人溃逃。黄土坎收复之后，军心大振，于是又计议攻打李寿山的老巢大孤山。

1932年10月26日(农历九月二十四日)，邓铁梅率部千余人，刘景文率部800余人包围了大孤山。大孤山镇有城壕方圆20多华里，壕内水深没人，外壕有铁丝网围墙。李寿山伪军3个团共1500余人驻守镇内，防御工事坚固，义勇军多次强攻未成。但镇内敌人也无法冲出镇外，一直围困28天，镇内粮草不济，人吃豆饼，马吃白菜。伪营长赵书怡带领40多人组成的“敢死队”，试图从南二道沟大板桥冲出镇外，在民众自卫军强大火力阻击下，伪军赵营长毙命，“敢死队”大部被打死。11月下旬，日军天野部队从岫岩赶来解围，民众自卫军撤出战斗。围攻大孤山战斗打死伪军200余人。

12月中旬，日军调集重兵对三角抗区实行规模空前的大“讨伐”。参加这次大“讨伐”的有多门第二师团、坂本第六师团各一部及独立守备队第四大队(驻连山关)、第三大队(驻大石桥)的部分兵力，加上伪军共1万余人。12月13日开始，向以龙王庙、尖山窑为中心的游击据点包围过来。由于敌人兵力过于强大而集中，加之民众自卫军又缺乏对付大规模“讨伐”的战斗经验，一开始即采取了分头迎击、处处设防的办法，结果分散了兵力，龙王庙、尖山窑等许多据点相继失守。邓铁梅率部北移，在马道沟附近与苗可秀率领的学生大队会合，整顿了队伍，制定了退敌计划。当时敌人主力在文家街、红花岭、尖山窑一线。文家街在哨子河以北，是通往尖山窑的要道，邓部决定先攻击文家街，然后反攻尖山窑。黄昏时，战斗打响了，自卫军首先抢占制高点，以轻重机枪压制敌人的火力，大刀队和另一部自卫军向村内进攻。一夜激战，自卫军发起多次冲锋，攻入村内，日军遗弃50多具尸体和大量军需物资后，向何家堡子、尖山窑方向狼狈逃窜。邓铁梅决定一鼓作气克复尖山窑。12月底，他亲自到阵地督战，苗可秀率学生大队冲锋，自卫军战士奋勇向前。激战至第二日拂晓，敌人弹药补充困难，放弃尖山窑向白旗堡撤走。自此尖山窑又回到民众自卫军手中。文家街、尖山窑两次战斗之后，日伪军开始撤退，义勇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大“讨伐”。

1933年4月15日，敌人开始了第二次大“讨伐”，兵力更加集中，分多路向自卫军猛扑，所到之处修据点，建公路，实行保甲连坐法，把自卫军挤压在龙王庙以北，白旗堡以南地区。随后敌人逐渐收缩兵力，民众自卫军不断遭到伤亡，最后撤至白旗堡以北的老平顶山上固守，部队损失严重，有战斗力的部队只剩下一千多人。民众自卫军的几个游击据点又为日寇占领，少数部队只能在老平顶山、南尖山、帽盔山一带的密林里坚持斗争。

在困境中，邓铁梅总结作战失利的教训，加强军事训练，锐意整顿部队。同年6月，部队利用山林树木逐渐繁茂、青纱帐形成的有利时机，加紧练兵。经过一段整顿，部队人数又有发展。

《塘沽协定》的签订，是中华民族继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又一个奇耻大辱。它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热河，并把华北置于日军监视之下的事实。消息传来，民众自卫军上下无不愤慨万分，纷纷请缨杀敌，以雪国耻。邓部相机出动，袭击敌人，部队又出现了新的活跃气势。

三角地带抗日武装力量的再次振兴，使日伪军大为惊恐。独立守备队第四大队长板津直纯率部并纠集一批伪军，开始了第三次大“讨伐”，到处杀戮群众，烧毁村庄，制造无人区。但此时正值青纱帐起，便于活动和隐蔽，邓铁梅率部以出其不意、忽东忽西的战术，对日伪军及其占领区不断进行袭扰。由于自卫军频频出击，迫使敌人不得不在8月末收缩兵力，第三次大“讨伐”告一段落。在日伪军第三次大“讨伐”的艰险环境中，邓铁梅率部队寻机袭扰敌人，并取得一定的局部胜利。

邓铁梅部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斗争，这与部队重视游击据点建设是分不开的。为了坚持长期抗日，邓铁梅先后建立了尖山窑、龙王庙、沙里寨、三清观等多处游击据点，在据点周围建立农民协会和妇女、儿童组织，使抗日自卫军首先有了立足之地。邓铁梅还在抗日军控制地区制定了财政、税收、粮食政策，设置伤兵医院、被服厂、印刷厂、印币厂、税捐局等机构。这些措施虽不完备，但在解决部队军需、支援抗日战争方面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邓部义勇军建立了一定的政治工作制度。1932年春，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邹大鹏到邓部担任政训处长，主持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在部队和军官学校进行定期政治教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罪行，批评蒋介石卖国投降政策，宣传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介绍中国历史上抗御外敌的民族英雄事迹，这对于坚持抗日斗争，树立必胜的信念，收到良好效果。邓铁梅提出并努力实践“抗日救国，保民第一”的口号，把抗日救国和保卫民众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他的部队到群众家就餐，从来不挑吃喝，不讲排场，粗粮素菜，以至残汤剩饭亦可充饥。邓部义勇军制定了严格的军纪，提出了“不投敌，不妥协，抗日到底；不贪财，不扰民，不调戏妇女；保民众，爱民众，不动百姓一针一线”的口号。对违犯者，不论什么人，绝不宽容。邓铁梅自己身为司令，带头守法、执法，一丝不苟；和战士同宿同食，同甘共苦；打仗时亲临前线指挥，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因而受到抗区军民的拥护和爱戴。

在敌人的第三次大“讨伐”中，民众自卫军受到了很大损失。部队大量减员，活动地域逐渐缩小，特别是1933年9月以后，青纱帐倒，隐蔽困难，气候渐冷，给养缺乏，部队活动越来越困难。

1934年1月中旬(农历十二月)，日伪军对三角抗区进行了第四次大“讨伐”。这次“讨伐”，敌人实行归屯并户，断绝民众与自卫军的一切联系。邓部冒着冰雪严寒，整日在深山密林里游动，缺衣缺食，军火越来越少，使义勇军整体活动越来越受限制，遂于1934年1月下旬，在岫岩境内牌坊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把东北民众自卫军改编成若干支队，化整为零，开展小股部队的游击活动。邓铁梅亲率一支队伍，随时与其他支队保持联系，指挥部队不时出击。

几年来，日军连续进行大规模的“讨伐”，付出了很大代价，虽然占领了自卫军的游击据点，自卫军实力也受到很大损失，但始终不能消灭这支坚强的抗日武装。于是，日伪军进一步策划从自卫军内部打破缺口，企图秘密逮捕邓铁梅。

1934年4月间，伪安奉地区警备司令兼第二混成旅旅长赫慕侠的部下、营长郑希贤，对原任邓部学生队教官兼大队长的沈廷辅进行策反，进而组织了一个八人暗杀队。他们化装成乞丐、小贩，在邓铁梅活动的地区暗中查访邓铁梅的行踪。5月，邓铁梅由于长期作战的操劳，身患严重疾病，不能随部队活动。当时有人向他建议，离开抗区暂时到关内养病。他坚决表示：誓死也不离开抗区一步。5月27日，邓铁梅秘密来到凤城县小蔡沟张家堡子(今岫岩县大营子镇)亲戚家中养病，被便衣暗杀队侦知。5月30日叛徒沈廷辅骗开房门，便衣队一涌而进，将邓铁梅捕去。

邓铁梅被捕后，从凤城押解到沈阳，监禁在伪警备区司令部军法处。监押期间，经常有一些日伪高级官吏对邓铁梅拉拢、软化，以高官厚禄劝降。邓严辞拒绝，并进行了绝食，以示反抗。日军组织一个专门小组审讯邓铁梅。他在敌人法庭上慷慨陈词，历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抒发自己抗日救国的伟大抱负。一天，一个日本军官来到狱中，假装斯文地说了一些佩服、敬仰之类的客套话，而后请邓铁梅在其摺扇上题字。邓铁梅接扇在手，不加思索，挥毫疾书：“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一联，以明其志。邓铁梅还经常慷慨悲歌岳飞的《满江红》，书写文天祥的《正气歌》，以示自己不屈不挠的决心。此时，敌人在一份内部通报中也称：“邓已抛弃生死之念，求死更重于求生”。敌人在这一切伎俩都失败后，便下了毒手。1934年9月28日，抗日民族英雄邓铁梅被杀害于奉天伪陆军监狱，时年43岁。

在凤城市郊的南山脚下，有一座刻有“邓铁梅、苗可秀永垂不朽”字样的墓碑，他们是凤城市有名的抗日英雄，为缅怀两位英雄，“邓铁梅路”、“苗可秀街”在建国初期便在凤城百姓中传叫开来……

在丹东市帽盔山脚下，有一条进入市区的道路——国桢路，这是丹东市民为纪念我市的第一位共产党员任国桢而以其名命名的街路。 这三条街道，是丹东地区仅存的三条以人名命名的街路。

邓铁梅路

据凤城市民政局地名办徐主任介绍，邓铁梅路位于凤城市区中心，贯穿城区南北，南起苗可秀街，北止凤山路，全长约3公里。1948年，为了纪念抗日英雄邓铁梅烈士，当时的凤城县政府将这条县区主干路命名为“邓铁梅路”。

1993年，由于新的民政法规规定，街道名称不得以人名命名，凤城市地名办曾一度想将“邓铁梅路”和“苗可秀街”更名，但在面向社会各界征求新街路名称意见的过程中，绝大部分市民仍建议保留原名。当时，一些老同志为了保留住这两条街路的名称，多次找到地名办，阐述保留原名的历史和教育意义，最后凤城市地名办顺应民意，正式确定了这两条以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街路名不变。

邓铁梅抗日故事

“邓铁梅和苗可秀，他俩是抗日英雄嘛！”在凤城市的大街小巷，当记者随机询问市民，邓铁梅和苗可秀是谁时，无论是白发老者，还是年幼孩子，他们都会用一致的语气、一致的语言回答。这让记者切身感受到，凤城市民对两位抗日英雄的敬意，已铭刻在每一名市民的心灵深处。近日，记者在丹东和凤城地名办了解丹东地区这三条以人名命名的街路名称由来时，也收集到了不少三位历史英雄的故事。

邓铁梅队伍被称“冷饭队”

在凤城和岫岩交界处有一个三面环山的大营子镇。据当地人介绍，该镇政府办公大楼所在地，便是当年邓铁梅曾经指挥东北民众自卫军抗日的司令部。

据镇里的老人讲，该镇的隋家大院曾经住过很多邓铁梅的部队。邓铁梅也经常在大院里开会，他的手下当时对百姓很好，他们常吃剩饭、睡凉炕，而且还经常干些农活儿，因此老百姓都管他们叫‘冷饭队’。”

因叛徒出卖被害

1934年5月30日深夜，由于叛徒沈廷辅的出卖，邓铁梅在岫岩张家堡遭到敌人逮捕。6月2日，邓铁梅被押往凤城。6月5日又被押往沈阳。

邓铁梅被押解到沈阳陆军监狱后，受到了日伪高级官员的“热情”接待。这些人走马灯般地轮流“探望”。有一天，一个日本军官又来到牢房，见邓铁梅正在桌旁练字，走过来装模作样地夸赞了几句。邓铁梅冷冷地说：“今天我不舒服，不愿多讲话。”日本人讨了个没趣，但还是掏出了一把纸扇，厚着脸皮请邓铁梅在上面题几个字留念。邓铁梅冷眼看了看他，接过纸扇，慨然挥毫，写下两行大字：“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指我国东北地区）失地几时收。”1934年9月28日凌晨5时30分，在百般劝降未果之后，日军将邓铁梅秘密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