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25 21:49
邦达昌（pondatsang）指的是20世纪前期邦达·阳佩、邦达·热嘎、邦达·多吉三兄弟在西藏区内外、国内外商业活动的总称（“昌”在藏语是家族的意思）。从民国初年到20世纪50年代末，邦达昌是云、贵、川、藏著名的商号，在印度、缅甸、尼泊尔、不丹等国家也很有名。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邦达昌以其骡马商队开辟陆地国际运输线，有力地支援了大后方，功绩卓越，成为国内外美谈。纵观邦达昌的兴衰，在那个时代为发展西藏民族商业，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邦达三兄弟是西藏昌都芒康县人，三代前是萨迦寺在芒康县的差户。1910年，西藏地方政府与清朝中央发生剧烈冲突，13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邦达兄弟的父亲邦达·列江，当时在印度经商，保护并资助达赖喇嘛。两年后，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为回报邦达·列江的资助，给予了邦达家族千载不可再得的发展机会，授权邦达家独家经营全藏羊毛和贵重药品，并明令其他商人不得经营，违者重罚。后来达赖喇嘛又给邦达·阳佩以亚东总管（四品官）的封号。巨大的垄断权使邦达家族成为豪门。生意做到了成都、重庆、昆明、上海、印度、欧美。但邦达 列江却莫名其妙死于非命。据说有一天巫师竭力劝阻邦达·列江不要出门，如果实在要出门，天黑之前必须返回。邦达·列江对巫师的话未予重视，应约赴一场掷骰子游戏，兴至勃勃地玩到天黑不思归家，结果应了巫师之言。至于是因为政治原因，或是商敌所为，或是旧仇之偿，不得而知。从此，其三个儿子，接过父亲的事业。
由于藏传佛教的传统，邦达昌经营场所没有招牌、招幌之类的标志。
老大邦达·阳佩坐镇拉萨，老二邦达·热嘎坐镇印度噶伦堡，老三邦达·多吉坐镇昌都。邦达昌经营很广泛，主要从事西藏区内外、国内外茶叶、食盐、粮油、副食品、畜产品、中药材，西药、日用工业品的批发经营。1914年，仅邦达 ·阳佩在拉萨的流动资金已达709090两藏银。邦达昌曾在国民政府组建的喜马伦公司投资20多万元大洋。1953，邦达昌拥有150来万银元的商业资金。这些还不包括存在美国、英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无法估算的美金和其他外币。老百姓有一个传说，邦达昌在拉萨有一座小金库，里面装满了一千块一封的大洋，把厚厚的墙壁都胀得裂缝了。西藏民间一直都有这么一个说法“天是邦达昌的天，第是邦达昌的地。邦达昌在藏区拥有1000来名职工，其中秘书（文书兼会计）13名；经理若干名。半年算一次工资，秘书、督管一年发两套藏装。
邦达昌有数队骡帮，每队骡、马、牦牛头数在200左右，每队骡帮有一名督管，其腰别长藏刀，肩挎英制步枪，威风凛凛。经长途运输货物安全抵达后，督管可得到一驮货物，作为奖赏。有的督管把这一驮货物卖掉，变成现钱，时间一长，还发了财。在印度噶伦堡，两队骡帮发生械斗，打死了人，官司打到藏政府，才弄清都是为邦达昌服务的，足见其经营规模是很大的。另外在拉萨市内，有一个6辆6轮汽车的小车队，当时市外没有公路，就在市区倒运商品。在噶伦堡，邦达昌与热振、萨多两个商号共同拥有一座500名职工的羊毛加工厂，出口羊毛在这里分等级，重新打包以后出口到印度、英美等国家。
饮茶在藏族人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老百姓口语里就有“茶是生命、茶是精神、茶是肉”的说法。光是茶叶的牌子就很丰富，当时邦达昌主要经营的牌子有：仁增多吉、扎门拉、森格湟玛、落布门巴、梅朵白玛珠、扎西达吉。
邦达昌从四川的雅安、康定、云南的丽江等地采购砖茶、金尖茶、紧茶进藏。解放前的二十余年中，平均每年购入西藏的砖茶约为3.6万条包（每条16块，每块按1949年昌都市场价格计算为4角钱），合大洋23.04万元；金尖茶5.1万打条包，每条包装4甑，合大洋34万元；紧茶0.9万大包，每包126个，每个0.23元大洋，合大洋26.08万元。每年从云南购进碗糖、木器、铜锅、壶、盆、盘、桶、瓢、水缸、锁、瓦、马料锅、火腿、腊肉等45驮，约合大洋9万元。每年由印度噶伦堡经西藏亚东进入西藏的商品6000余驮，值藏银825万两，进口商品中，主要有布匹、毛织品、香烟、红白糖、糖果、日用百货、五金交电等。
这些商品都是英、美、日、印等国所产，质优价廉，很受老百姓喜爱。30--40年代，邦达昌上市商品一米布料3两藏银，合大洋2角；做一套藏装的美国产毛料（大约3米）值23块大洋；一只罗莱克斯手表50元大洋；一只欧米伽手表60--70元大洋；一条550、990、或红灯牌香烟3.33元大洋；一斤印度产毛线15两藏银，合1元大洋；一斤白糖1.67两藏银，合大洋1角1分；一只碗糖（红糖）值7雪5分，合大洋5分。邦达昌每年从昌都、藏北等地收购羊毛14万多公斤，每公斤购价0.16元大洋，全部经亚东出口，约获毛利56.56万银元。出口到印度、尼泊尔的商品还有食盐、硼砂、牦牛尾、猪鬃、皮张、麝香、熊胆、豹骨、虫草、贝母、胡黄莲和其它药材。
邦达昌经营方式很灵活。将收购或采购的商品运至昌都、拉萨、日喀则后，邀请大、中小商人看货选购。为了融洽气氛，同时备有丰富的饭、菜、烟、酒、茶款待客商，信誉很好。另外常采用流动购销，扩大收购和销售。邦达昌的骡帮满载各种商品深入农牧区，一面出售商品，一面收购农牧副土特产品。邦达昌也采取赊销方式，在春夏之季，先将日用百货等商品赊城镇居民或农牧民，待秋季农牧副土特产品收获后，再上门收购，以抵偿货款。
邦达昌以商抗日的业绩最为突出。“七七事变”后，日本对抗战后方实行战略封锁，切断海路运输线，致使大西南商品、物资非常匮乏。邦达?阳佩和邦达?多吉策划并开辟了印度经西藏直通川、滇完全依靠骡马运输的陆路运输国际交通线。邦达昌加强印度加尔各答和噶伦堡的商业机构，以拉萨为转发中心，先后在玉树、昌都、芒康、甘孜、巴塘、义敦、理塘、雅安、成都、重庆、昆明、丽江、中甸等地设立固定和流动商号及转动站。从印度购进大批商品、如棉纱、染料、药品（材）、皮革、毛料、布匹、香烟、卷烟备纸以及麝香、虫草、克什米尔红花和贝母等，从噶伦堡直发康定和丽江后转至成都、昆明等地。邦达昌自备骡马2000余头，驮运费相当高，其中要翻越雀儿山、二郎山等大山，千里迢迢、忍饥受饿、途中常遇盗匪侵扰，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前后支援抗战物资达1.5亿美元。
1942年，在爱国力量支持下，邦达昌在康定成立了“康藏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同年7月，在理塘设邦达昌临时总号，动员藏商大中小商人不惜一切代价支援西南大后方。在邦达昌兄弟鼓动下，商人们纷纷前往拉萨或噶伦堡办货，分别送至康定和丽江等地。回程又办茶叶等商品送回拉萨，在康定掀起了大办商贸积极支援持久抗战的热潮。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原来康藏沿途盗匪猖獗，为邦达兄弟大义所昭，盗匪竟销声匿迹，往来商旅畅通无阻。1942年冬，邦达昌派仲麦?格桑扎西（现任昌都地区政协副秘书长）带上从印度发来的西药、皮革、毛料、布匹、棉纱到成都。这些高品当时是俏货，不到两个月全部脱销，随后又有大批商品运到成都销售，对繁荣战时后方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43年，仲麦·格桑扎西参加了重庆金融市场组织，每天了解外币特别是美金、黄金、公债、行情变化，伺机买进外汇，又汇往印度购买战时内地急需商品。1943年至1946年，汇往印度邦达昌总号1000万卢比；在重庆、成都、昆明、丽江购进黄金1万两；银元30多万元；银锭元宝3.3万多两。
1950年，邦达·多吉积极协助解放军进军西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主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1958年邦达昌经营活动停止，邦达多吉在文革中因拒绝批斗班禅喇嘛而受到冲击，1974去世，临终留有遗嘱，不幸丢失。老大邦达·阳佩1959年1月去了瑞士，1964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携儿子与随行人员经香港回拉萨，1976年患脑溢血去世。老二邦达·热嘎在印度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