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30 20:52
邱茉莉（Elsie Fairfax-Cholmeley）（1905～1984），1905年出生于英国乡村，从小受父亲的影响，积极参与社会改良活动，热爱合作社事业，1939年到香港后，积极投身中国工合运动。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应宋庆龄先生的邀请到中国从事对外宣传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她积极参加恢复工合运动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邱茉莉是默默无闻的实干家，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
1905年，邱茉莉出生于英国伦敦的汉普斯特德。邱茉莉的父亲休·费尔法克斯-乔姆利（Hugh Fairfax-Cholmeley，1864—1940）是英国约克郡勃兰斯比村的乡绅，从大学时候起，就倾向于激进思想，常常志愿到慈善机构“托因比大厦”为伦敦的穷人服务，向社会主义思想靠拢，而这与当时所流行的社会世俗并不合拍。为了改善佃农的生活，他在村子里搞了一套自来水设备并安装了一部公用电话；为了开阔佃农们的眼界，他用红砖修建了一座小小的会堂，每个星期日下午给佃农们读《曼彻斯特卫报》，介绍自由主义的思想；他是合作社的坚定信仰者，为了把奶农的产品远销出去，1894年他在村子里创办了一个合作社，合作社不仅开展农产品的销售和农资购买，他还率先建立了从村庄到最近车站的运输服务，为农民提供生产和生活方面的便利，这个合作社在一个多世纪后仍然存在。乔姆利于1895年成立了勃兰斯比（Brandsby）奶制品协会，后来发展成为农产品贸易协会，并被农业组织协会采纳和推广，成为英国农业合作运动的先驱。这些都给邱茉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邱茉莉小时候就与佃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具有了对普通劳动人民的浓厚感情，而邱茉莉对合作社的兴趣也正是来自她的父亲。
乔姆利是一个思想开明的家长，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乔姆利常常就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与孩子们交流，对孩子的发展提出建议和意见，但会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在所有的子女中，邱茉莉是与她父亲最亲近、交流最多，吸收他的思想最多，并且比她父亲走得更远的人。邱茉莉小时候，家里给她请了家庭教师，在读完中学后，她去雷丁农业学院学习饲养奶牛的技术，并在大学毕业后，开始经营自己的奶牛场。25岁时，她经营的农场因经济大萧条而失败，她就去伦敦找工作。虽然她在伦敦学习了文秘专业，但仍然没能找到长期稳定的工作。出于对失业大军的同情和为妇女争取工作的机会与权利，邱茉莉参加了几次抗议示威游行。这些生活经历，加上早期受父亲思想的影响，使邱茉莉显示出了比较明显的左倾思想。政治上，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父女对英国统治制度都抱尖锐的批判态度。
1935年，邱茉莉临时受雇在太平洋关系学会工作，这使她有机会到全球旅行拓宽视野。这期间，她在中国、印度等地看到了在外国和本国统治阶级压迫下劳动人民如牛马般的生活，更加激发了她要为普通民众服务的决心。后来，邱茉莉正式被太平洋关系学会设在纽约的国际中心聘用，担任美国远东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主编的学报《太平洋事务季刊》秘书。也正是在纽约以及学会的国际会议上，邱茉莉结识了为学会工作的两位杰出的中国学者（实际身份为共产党员）——冀朝鼎博士和陈翰笙博士，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了解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并产生了同情。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邱茉莉坚决地站在中国一边，是美国妇女界抵制日货活动的积极分子。她还参与了美国救济中国战争孤儿委员会，发起募捐救济中国战争孤儿的活动；她在太平洋关系学会内部帮助成立工会，维护普通职工的权益，这引发了学会领导的强烈不满。
1939年5月，陈翰笙博士接到党的指示，偕夫人顾淑型回香港工作，主要是协助宋庆龄搞工业合作运动。在香港，除名义上为太平洋关系学会做出版工作外，陈翰笙还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秘书工作。工合国际委员会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在香港和国外各地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宣传中国抗战的重大意义，宣传工合对支持长期抗战的重要作用，同时在海外华侨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各国社团和朋友中募集捐款，支持中国内地开展的工业合作社运动。
1939年，邱茉莉受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委任到中国内地研究传统的农业工具和耕作方法，但是到了香港的邱茉莉并没有去内地，而是参加了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陈翰笙博士领导下工作。此外，邱茉莉还应陈翰笙博士的邀请合作创办了一份半月刊的英文时事通讯报《远东通讯》，专门向国外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使国外人士对中国的抗战有个正确的认识。在《远东通讯》，邱茉莉用了“伊迪丝·克伦威尔”的假名做编者。也正是在香港，邱茉莉认识了在宋庆龄领导下为保卫中国同盟做宣传并争取全世界支持中国事业的爱泼斯坦（艾培）。
从1939年到1941年，在陈翰笙的领导下，邱茉莉积极宣传工合，处理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具体事务，寄发宣传材料，接收国际捐款，管理工合国际的相关文档等，默默地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在各方努力下，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的两年半时间，共收到国外捐款约2000万美元。这些钱为工合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为广大的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随即进攻香港。为了保护工合国际委员辛辛苦苦筹集来的物资和款项，工合国际委员会决定将办公地点迁往内地。为此，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人都忙碌起来，对财产进行清理、打包内运。在宋庆龄撤离香港后，邱茉莉同陈翰笙夫妇等人一起留下来做善后工作。在18天的香港之战中，为避免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档案落入日本人手中，邱茉莉和她的同事销毁了档案。在日军攻占九龙半岛进而在香港登陆的混乱日子里，邱茉莉当了一名志愿护士，工作地点是一所临时组建的军队医院，她对危险的回应是行动而不是忧伤。香港沦陷后，邱茉莉被日本人赶到赤柱平民拘留营。1942年3月，邱茉莉与爱泼斯坦等人偷偷从赤柱营冒险逃离后到澳门，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经西江三角洲进入广东。在前往重庆途经桂林时，邱茉莉和爱泼斯坦遇到了主持工合国际委员会桂林分会和工合研究所工作并参与编辑出版《中国工业》月刊的陈翰笙博士。陈翰笙博士的夫人顾淑型组织起了一个化工合作社，试验制作生产肥皂。
1943年，邱茉莉以工合国际委员会宣传员的身份到了重庆，并与爱泼斯坦结为伉俪。在重庆，除了有报酬的工作——担任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为其他外国报刊撰稿，邱茉莉又志愿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承担了大量的保卫中国同盟和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工合的重要创始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评价说，邱茉莉是工合可依靠的宝贵力量，在工合协会的重庆总部与官僚主义、错误思想斗争方面打出了一条路。
1945年年初，邱茉莉回英国探亲期间积极参加中国运动委员会组织和支持的活动。中国运动委员会是英国最早成立的一个旨在声援和宣传中国抗日的组织。邱茉莉应该组织秘书亚瑟·克莱格（Arthur Clegg）要求，向其成员介绍中国工合运动的情况。此外，邱茉莉夫妇还应邀出席了英国合作党在斯卡伯勒举行的1945年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从1945年到1951年，邱茉莉随丈夫爱泼斯坦在美国生活。
1951年，应宋庆龄邀请，邱茉莉和爱泼斯坦一起离开美国经波兰重返中国，此后便积极投身于对外宣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再次回到中国的邱茉莉，被安排在《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担任英文编辑。《人民中国》（英文版）是新中国第一本外文期刊，是新中国最早的向世界说明中国、讲述中国故事的杂志，也是当时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屈指可数的窗口。邱茉莉在《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中国建设》英文版的筹备工作，负责《中国建设》的编译和改稿，并参加杂志的推广。除编辑工作外，邱茉莉还帮助答复国外读者来信，给《中国建设》以及纽约的《新世界评论》撰写文章介绍新中国的发展变化和建设成就，增进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了解。
1952年，邱茉莉作为一名英语技术人员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几十个国家的代表，这对扩大新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不久之后，邱茉莉参加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大会，她不仅是大会的英语技术人员，同时也是美国文职及专业工作者联合会的成员。这些活动对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新闻封锁发挥了积极作用。长期以来，邱茉莉一直同许多国际友人如李约瑟（Joseph Needham）、路易·艾黎、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等保持着联系，同他们一起在宣传新中国建设成就、宣扬新中国发展和建立正常国家间国际关系原则、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新中国的国际交流与和平事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20世纪70年代，邱茉莉承担了为杂志社年轻人教英语的新工作。因为没有从事教学工作的经历，她就虚心向有经验的人请教。为尽快帮助年轻人学好英语，根据自己对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认识，她改变传统的死记硬背的老方法，大胆进行直观教学法的实践，并要求学生及时向她反馈对直观教学法的体会、意见和效果，努力提高教学的效果。邱茉莉说，与编辑部改稿的工作比起来，她更喜欢教学工作，因为她认为教学更贴近人民。除担任英语教学工作外，邱茉莉还参加了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组织的汉英字典的编写工作，该字典于1978年出版，是当时中国出版的一部最大最完整的汉英字典。
邱茉莉始终对农业、对中国一往情深。1972年，在陕西养牛的阳早（Erwin Engst）、寒春（Joan Hinton）主动申请调到北京郊区红星公社从事农业机械改良和奶牛饲养机械化工作。邱茉莉给她的亲戚写信，咨询购置新设备的情况，向她的妹夫（英国农民）打听现代化的电力和真空搏动挤奶机，并借到美国和英国旅行的机会，为他们带回了成熟公牛的干冰冷冻精子。当她得知出版社对待外国专家和中国职工在热水使用上的不同政策时，她向领导建议，平均分配出版社的燃料给外国专家和中国职工，让外国专家和中国职工享有同样的待遇。同中国的职工一样，她积极参加出版社组织的职工住宅楼、办公楼的基建劳动。她响应号召，自愿、积极、热情地参加北京十三陵水库的修建工作，在比她小一二十岁的年轻人中间干活，当时她已53岁，但却成了标兵，被中国伙伴们评为水库的模范建设者。邱茉莉常说自己是农民的女儿。她的一位同学评价道：邱茉莉常有一种使人向善的感染力，她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人，她充满人情，却又很纯真。
邱茉莉始终关注中国工合事业。20世纪80年代初，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使她在卧床的最后几个月里感到高兴的是，中国工合恢复了活动。在接受被提名为工合促进委员会成员时，她说：我还想再干点什么。在推动新时期工合运动方面，她要求多做些实际的工作，而不是挂个空名。她是一个坚定的合作社推动者，一个务实的工合工作者。1984年9月24日，邱茉莉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