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邵亨贞字复孺，自号贞溪、清溪。其原籍本是浙江桐庐人。其祖父邵桂子，字德芳、号玄同，是南宋时太学生、博学宏词，在当时颇有文名，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进士，及第后仅出任浙江处州教授一职。宋朝灭亡，邵桂子终生不仕，迁至松江华亭隐居，娶松江曹应符之女，遂成松江华亭人。史料称，邵桂子学识渊博，为松江斯文领袖长达四十年。

邵亨贞之父名为邵祖义，曾任池州学录，擅诗词、工书法，顾清《松江府志》载其名，但其具体事迹不详。邵氏时代书香，与当地文人雅士、名门望族均有交往，因此在松江颇有声望。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邵亨贞出生，自幼即饱读诗书，邵武路总管、松江知府汪从良很赏识邵亨贞的文采和人品，特意做媒将甥女妻之，共与邵亨贞生了两子一女。在元末战乱爆发之前，江南战端未起之际，邵亨贞在松江读书交游，与志趣相投的朋友流连诗酒、放情山水。其作品中，有大量反映这一时期生活的诗词，既对这种闲情逸致的描述，也有后来对这种生活的反复追忆。当时，松江一带富庶繁华、人文荟萃，邵亨贞在《野处集》中这样描述：“而吾松尤号乐土，四方名硕咸指为避影讬足之区，故衣冠文献为江南冠”。

邵亨贞的祖母有一兄弟，即是元代著名书画家曹知白，文学大族家资丰厚，喜好招揽四方宾客，雅集赋诗、逍遥山水，邵亨贞从童年开始，就经常跟随邵亨贞，成年后更是曹知白筵席间的常客，时与文人雅士一起游山赏水、拈韵赋诗。后来，邵亨贞曾充满感情地回忆这段时光：“追思翁（曹知白）康强时，幅巾野褐，扶短笻节，招邀文人胜士，终逍遥于嘉花美木清泉翠石间，论文赋诗，挥尘谈玄，援琴雅歌，觞咏无算，文采风流不减古人，其有得于文字间者未易臆计也。暇日屡从翁游，得所书诗文小简凡数十纸，至今宝藏”。

从这一段描述中，可以看出邵亨贞早年的幸福生活。然而，自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开始，刘福通、徐寿辉、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等先后揭竿而起，一时间天下大乱。古人说：“宁做太平犬，不当乱离人”。邵亨贞在战火之中，也难免颠沛流离，飘零他乡，于是也就进入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个阶段。

元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在焚毁了元王朝腐朽统治的同时，也毁坏了大片的市集、村庄、农田，打破了百姓正常的生活秩序。战火很快烧到了富庶的松江府，至正十六年（1356年），松江府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松江之变”，抢松江无数的家庭遭到抢劫，贱淫屠杀的妇女也不计其数，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详细记载了其事，可谓字字有血、句句有泪。

邵亨贞耳闻目睹、切身感受，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充斥内心，故而这一段时间的作品，多反映战争的残酷、惨烈，以及黎民的惊惧、伤痛，如《即景》：“一秋兵革竞纷纷，山下人家昼掩门。昨夜南邻鸡犬闹，又传吏过石壕村。”这些描写战争苦难的诗作，都饱含了悲情的笔墨，就如杜甫的《三吏三别》一般，同样具有诗史的价值。

如邵亨贞这首最具诗史意味的诗作《官塘》：晓行犯霜露，驱车上崇冈。四顾人烟稀，日色浮苍凉。山家灶无突，炊烟满衣裳。出门复风沙，老眼终昧茫。父老为我言，时事殊可伤。此邦蕞是邑，右族侔金张。粤从乱离始，十室九丧亡，强壮殒锋镝，老弱委路傍。形胜既改观，山河遂无光。累累偷生者，榆景何由长。语罢长揖去，喟然面穹苍。

邵亨贞在写这些诗歌时，也曾以杜甫为榜样，邵亨贞在为好友钱南金作的《一枝安记》，明确表达了这种观点，其中写道“既乃更世故，皆操觚出游”。“丙申浙右大乱”，只得仓促返回松江，“杜子美当天宝之末，奔走乱离至无所容其迹，往往形于歌诗，今宛然在目。若所谓‘强移栖息一枝安’者，岂非君子居安虑危之道乎，今之出处殆类似也。”

至正十七年（1357），张士诚攻克苏州、松江后降元，暂时平息了与元朝的战争。松江一带暂时偏安，相对其他地方比较稳定，于是成为了很多文人的避难之所，王逢、陶宗仪等名士，即是在这个时期来到松江隐居。邵亨贞在此前后，却离开松江从了军，入太原杨将军府邸成为幕僚，所以王逢在诗中曾称其为“屯田”。

关于邵亨贞的从军生涯，据钱谦益考证：至正十七年（1357）初冬，邵亨贞领省檄与无锡州将李正卿，一同巡检屯田秋稼，所见“民居荡析，皆黄茅白骨之境”，于是“眼界殊恶”，“旅途情绪顿衰谢”，不禁“忘却向来潇洒，尘纷未解。便好问归舟，早训休驾。”可见，此时邵亨贞虽身在军营，心却在松江山林。

然而，尽管邵亨贞归心似箭，但是身在军营由不得己，一直到了至正二十五年（1365），才得以从军中回乡。这一时期，邵亨贞的作品风格大变，已经褪去了前期唱和之作的怡然成分，而铿铿然变成了一种悲凉情调。邵亨贞将这种劫后余生的喟叹，沧海桑田的寥落，通过内敛的方式表达出来，使其作品的意义超出了时代。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大明王朝，并派大将徐达、常遇春等，将元顺帝赶至漠北，重新建立汉人政权。但是，新王朝对松江府却实行了苛政，因为松江在元末为张士诚辖区，相对于元朝繁重的赋税，张士诚实行薄赋等一系列利民政策，赢得了松江府百姓的拥戴。再加上钱鹤皋聚众守松江城反对朱元璋，因此朱元璋对这一地区甚是忌恨。

作为对百姓的惩罚，朱元璋加重这一地区的赋税，所以有明一代，都称“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朱元璋对这一地区文人的态度也很严厉，彻底打破了诸多文人对新朝的向往。在明初之际，朱元璋几乎将所有与张士诚往来的文人，都押到南京，然后发往凤阳。正是这一时期，玉山草堂主人顾瑛被流放凤阳，书画家倪瓒也客死他乡。

曾与邵亨贞交游的诸多友人，也都在“一载之间，俱罹患难，隔天一方”。邵亨贞的好友钱南金，在离乱之中丧命，邵亨贞十分痛心，在《满江红·风雨重阳》中这样写道：“诗酒会，成陈迹。山水趣，今谁识。奈无情世故，转头今昔。冰雪关河劳梦寐，芝兰玉树埋荆棘。对西风，愁杀白头人，长相忆。”

明洪武初年，邵亨贞曾受任松江府学训导一职，可见对朱明王朝是有期许的。可是，就在这年的冬天，其长子邵克颖因受馆人牵连，被下罪入狱。许多人都说，邵亨贞亲自去鸣冤，或可获救。为了救儿子，六十多岁的邵亨贞冒着严寒，赶往南京替子鸣冤。此事在邵亨贞《蚁术诗选》所录的诗序中有所描述，结果邵克颖被流放颍上，并死在那里。

这对邵亨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在诗中哀叹道：“应门赖弱子，粗习菽水养。一朝坐斥逐，梦寐隔千嶂。无家复贫病，曷异楚囚状。彷徨舐犊情，凄恻倚闾望。”从这首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倚门望子的老者形象。可是，常言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没想到，邵亨贞的次子邵克淳又被充军凤阳，不久即没于军前，当日生离又成死别。

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连失爱子的邵亨贞，本来已经心力交瘁。没想到，洪武六年（1374），其女婿张宣，这个曾经奉诏归娶、风光一时，就连大名鼎鼎的宋濂也作诗称颂的翰林院编修，竟然也被贬谪凤阳，并在途中不幸身亡。洪武三年（1371），邵亨贞曾亲送女儿前往江阴张家。不料，往日繁华犹在眼前，如今女儿已成寡妇，因为其女无子可托，年近七旬的邵亨贞，只得亲自将她接回家中。

子女三人，死的死，寡的寡，无一人善终。晚年的邵亨贞，心中肯定在滴血。无数的辛酸与无奈，邵亨贞无法对人表达，只能闭门家中，整理生平所作文集。明惠宗建文三年（1401），九十二岁的邵亨贞卒于松江，葬于佘山。留下文集四卷，诗八卷，词四卷，合称《蚁术文集》。

前两年，有一部电影以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为主题，显示出这幅图享誉古今的魅力。可是，黄公望传世的名画当中，还有一幅是以富春山水为题材的，名字叫做《富春大岭图》。《富春山居图》也已经名扬海内外，其曲折离奇的传奇色彩和重要的历史文意义，已经成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传世国宝之一。央视《国宝档案》这样介绍，黄公望创作《富春山居图》，是受到了《富春大岭图》的启发，由此可见《富春大岭图》的珍贵。

随着《富春山居图》的炙手可热，《富春大岭图》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富春大岭图》纵74.2厘米，横36厘米，纵式立轴，墨笔纸本，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画的右上角落款“富春大岭图”，下钤“黄”字朱文印，左上方落款“大痴为复孺画”，下钤“大痴”、“一峰道人两方朱文印”。

我们都知道，黄公望号大痴、一峰道人，上文也提到邵亨贞字复孺。可是，仅凭复孺两个字，能否断定这就是邵亨贞呢？那么，黄公望与邵亨贞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还得从邵亨贞留下的文学作品中寻找答案。

如《蚁术文集》中《风入松》篇记载：“白仁甫集中木兰花慢结句云，二十四桥明月，玉人何处吹箫，一峰黄先生每叹赏之。”《暗香》篇记载：“吴中顾氏旧时月色亭，陆壶天倡始用白石先生元韵以咏。黄一峰持卷索赋。”其中黄一峰是一峰道人黄公望无疑。

另外，邵亨贞还有四首散曲，提到了“黄伯阳”的称谓，分别是《太常引·次韵黄伯阳寒夜》《太常引·次韵伯阳雪中》《花心动·黄伯阳岁晚见梅》《角招·次黄伯阳苕溪舟中韵》。文字内容提到“春垆酒瓶、遥夜酒杯传、道人烟浪里”等语句，与黄公望的性格特征、生活境况相符。“伯阳”是道家始祖老子的字，“伯阳”应该是对道家的尊称，黄伯阳即是黄道人的意思。

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黄公望在元末明初长期寓居松江，当时邵亨贞也居住在松江，两个大文人之间产生友谊极为正常。因此，黄伯阳、黄一峰均是黄公望无疑。再看《富春大岭图》中落款：“大痴为复孺画”，以及邵亨贞散曲的内容，可知两个人的交情深厚，往来也非常频繁。

至于黄公望为什么画《富春大岭图》送给邵亨贞？这也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在邵亨贞的祖父邵桂子迁到松江以前，其原籍就在桐庐，邵桂子死后，还将尸骨运回桐庐安葬，而富春山就在桐庐境内。据清代书法家翁方纲、书画家宋葆淳、文学家三人的跋文描述，三个人都认为这幅图是黄公望送给邵亨贞，以慰思念故乡之用的。

邵亨贞现存词143阕。绝大部分词描写伤春感秋,抒怀忆旧，咏物赠答。在抒写对旧日优游生活的怀念和对朋友的情谊时，感情真实江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