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换届选举，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现任国家电监会副主席邵秉仁同志被推举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他是继舒同之后，党内省部级干部中第二位当选中国书法家协会领导的。

作为一名政府高官，他为什么被广大书家推举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他的书法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他是如何在从政之余学习传统书法艺术的？书法家们是如何看待评价这位部长书法家的？带着种种好奇，记者日前采访了他……

性情中人

邵秉仁同志出生在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虽然大学学的是理工专业，但受家教影响，从小喜爱历史和文学，熟读儒学经典，并写得一手好字。他聪颖好学，成绩优异，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年代，因为家庭出身也备尝政治上的歧视和生活上的艰辛。

邵秉仁同志大学毕业以后，在工厂里当过工人、技术员，在部队接受过“再教育”，在农村种过水稻……即便在最艰苦困难的时期，也未曾中断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未放弃对书法的研究。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的“干部四化”方针，使邵秉仁同志开始步入政界。他以敏锐的政治思想和洞察力、优秀的道德品质和踏实的工作作风，一步一个脚印，从副处长到处长，从辽宁铁岭地区的副专员到锦州市委书记，从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再到电监会常务副主席，视野越来越开阔，但他关注社会、关注百姓的民本思想和与人为善、嫉恶如仇的性情从未泯灭。

1985年他出任中共辽宁省锦州市委副书记，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领着电视台的记者跑遍锦州的穷乡僻壤，拍了一个纪实片《贫困山乡纪行》，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锦州市贫困地区的现状。片子拍好以后，有人劝他不要按拍摄实景播出，甚至有的人指责这是给大好形势抹黑，他一下子火了：“为什么不播？这就是贫困地区老百姓的真实生活！”《贫困山乡纪行》播出以后，在锦州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锦州的扶贫工作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也让广大干部和市民对锦州的贫困状况和扶贫开发工作有了具体了解，“扶贫”，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政府部门高调实抓的一件大事。

邵秉仁同志永远处于一种激情饱满的工作状态，那是一种对于社稷和民生的深切关注。从1994年开始到2002年，他一直在国家体改委从事经济体制研究领导工作，国家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他基本都有参与，他曾是：国务院整顿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成员、国务院电力工业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国务院《公司法》修改领导小组成员……

在国家体改委任上，他曾主管农村改革。他倾注心血研究农村城镇化问题，粮食、棉花流通体制问题，供销社体制改革问题，农垦体制改革问题，这些研究成果，都已成为中央或国务院的文件，并正在继续指导着全国农村的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农垦战线的老兵、曾任江西省副省长的蒋仲平同志见到他说：“你帮助解决了全国的农垦职工养老和社会保障，几百万农垦职工都感谢你。”他带领有关人员研究农民工问题，召开过无数次座谈会，倾听民工的意见，听取地方政府的汇报，许多地方歧视农民工的现状让他吃惊和愤怒。针对有的地方政府歧视农民工的规定，邵秉仁说：“我们不是要讲政治吗？政治是什么？政治的实质是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地提出自己的权利要求，执政党和政府要最大限度地解决满足这些要求。”可以说，邵秉仁是最早开始关注农民工问题的中国高官。正是站在政治的高度，他为国务院主持起草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这是中央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第一个文件。文件中明确地提出现阶段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奠定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

邵秉仁同志去过很多地方调研，他去过边远的农村、走过工矿企业，鲜活的实践和扎实的经济理论研究功底，使他成为一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专家。2003年11月，他出版了自己的专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思考》，对商品流通、乡村城镇化、三农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金融财政等有关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课题进行了集中的讨论和分析。

2002年3月，酝酿已久的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成立。邵秉仁从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调任电监会任副主席。2004年，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邵秉仁尖锐地指出了电力系统特别是电网企业的垄断内幕和弊端，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各大媒体都以大幅标题炒作此事。对此，邵秉仁不怕得罪人，他说搞监管的就要说实话说真话，因为他不是为个人，他是在坚持公正，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儒家忧国忧民的思想，在他的内心深处化为真实性情。

字在功外

邵秉仁熟读传统文化经典，他读得最多、写得最多的就是《岳阳楼记》了，他通过这篇文章，察古观今，抒写情志，砥砺心性，陶冶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蕴含了千百年来中国历代知识分子豪迈的情怀、理想与抱负，“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从古至今，一脉相承。邵秉仁自读书习字始，耳濡目染，受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刻骨铭心。他认为，国家、民族、社会发展到今天，尽管在经济、文化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 “心忧天下”、关注社稷民生的士子情怀是亘古不变的。今天的共产党人既要掌握现代化国家的管理经验和科学知识，又要继承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关心政治，注重文化，提高修养，这样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面前，更富于深刻的历史感受和道德自觉。邵秉仁为官为文都从骨子里体现出一种心系苍生、情关社稷的品质。

他又擅古文、诗词。在他的诗文里，没有浅吟低唱，有的都是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对民众的关切。“万卷诗书垒闲墙，千秋民意著华章。希文忧乐观天下，岂惜此身祭国殇。”这是一首写给当代国学大师文怀沙的诗，也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感受。邵秉仁从政几十年来，他认为为官最重要的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人民，“以天下之理处天下之事”，他曾有一诗，可窥其心境：“坎坷荣辱平常事，最难淡泊对人生。心中无悔天地阔，潇洒一路放歌行。”

邵秉仁同志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国学特别是书法艺术有着深刻的研究。他从小就喜爱书法，几十年来，笔耕不辍。生活紧张那会儿，他就到处找废旧报纸来练字。可那时候，书法对于他，也就算是个人爱好，真正开始进入书法领域，是在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以后。

在锦州做市委书记的时候，他结交一批艺术界的朋友，他以一名普通书法爱好者的身份，经常在工作之余和他们交流探讨，有时甚至到深夜。一名篆刻家曾送他一枚印章“往往子夜”,描述的正是他当年深入经典、勤于临池的情景。他与书画家们在一起，常常忘却了工作的疲惫。虚心请教，平易近人，从不以领导自居，在他那里，真正实现了艺术面前人人平等，在一种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学习传统艺术的氛围中，他的书艺日臻成熟。由于政务繁忙，邵秉仁经常外出考察，但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要随身携带几本古代法帖，一有空闲，便展读品味，精研深思。经过长年的积累，他的书法逐渐走出了早年的临帖痕迹，既具浓郁的个性风格，又下笔有由。他认为，书法不能只靠时间的积累，关键是要用心。唐代孙过庭说“心手双畅”，用“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认真努力，而是在创作中与“手”相应的那个“心”，是要调动全部的智慧、情感、功力与悟性，进入到书写的状态，没有“心”的投入，也就不可能成为创造性的劳动。

异常之事必归秉异之人。书法，对一般的书法家来说，是理想的追求，也许是谋生的饭碗。但对邵秉仁同志来说，书法并不仅仅是点画的锤炼、章法的布局，更不是为了参展获奖，广播声名，更不是通过书法攫取什么蝇头小利。书法，对他来说，是一种心灵的慰藉，是一种性情的抒发，是一种理想的寄托。受其工作环境的影响，他不可能把书法仅仅当作一种技艺加以修炼，他更多的是在古代书法经典里参悟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脉搏以及蕴含其中的古代哲学精神。书法很难像文学作品那样直观的反映现实，但在历代作品的书写风格与精神气质的蜕变与承袭中，仍然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痕迹，看似深奥，实则在书法里也有清晰直观的表现：在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字里，上古时期的风格多元与思想的开放在鼎彝文字中散发出一种诡异与神秘；在纵横捭阖的两汉书法中，分明可以看到“独尊儒术”时代人们对事业的追求与进取；六朝经卷充满了静谧与安详，在佛释盛行的时代，人们只能在反复无穷的书写中，遣释无奈与虔诚；在盛唐的颠张醉素与褚薛颜柳那里，是太平盛世的狂放与欢呼、从容与自信、对桎梏的破除与法度的重塑；在宋代文人的书迹里，则可看到国势渐衰之后的士子们的悠闲、无所适从；在明末清初的傅山、王铎、黄道周、倪元璐那里，挣脱、缠绕、扭曲、冲突甚至突兀，正是个性解放时代文人面对寻求解放的心性表现；在清代，则又是另一番景象，书法变得平庸、迂腐、软弱，没有骨力，更没有朝气，汉唐的气象荡然无存，“扬州八怪”只能以怪异抒发其内心的愤懑。国势衰败，文风必然江河日下。邵秉仁同志在书法的学习和研究中，更加自觉地从历史的角度、背景中去观照书法风格变迁的深层次的原因。他从书法的笔致与形态里，读到了儒释道哲学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沉潜起伏，悟到了其中矛盾的对立统一，认识到和谐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清人刘熙载说，“一代之书，莫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邵秉仁同志深解此语。有了对历史的客观把握、哲学精神的深刻体悟、中外艺术发展的观照反思，邵秉仁同志的书法，站在了当代书法发展的主流位置上，把握住了时代书风的发展方向，拒绝丑怪与轻曼，提倡“中和”，追求和谐，努力将时代盛大气象与进取精神融入其中。

邵秉仁的书法作品曾参加“全国书法展”、“首届全国行草书法展”、“故宫建院八十周年当代名家书画展”等全国性重要展览，其书作曾被人民大会堂、宁波天一阁、曲阜论语碑苑、中华翰园碑林等多家单位收藏。出版有《邵秉仁诗文书法集》、《邵秉仁书〈岳阳楼记〉》。《中国书法》、《中国书画报》、《书法导报》曾专题介绍。他的书法以“二王”为主，兼蓄米、赵，不激不厉，既具传统风格，又具有时代气息。他的书法有抑扬顿挫的节奏，有轻重缓急的旋律，有浓淡枯湿的变化，有“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均衡和谐。欧阳中石先生评价他的书法：“如流水之潺湲，悬泉之酣畅，或从来有自，或将有所出”。

由于邵秉仁同志长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所以他很少以作品示人，也极少宣传报道自己的艺术成就。这使得他在艺术界和社会上，一直不能被民众所熟知。2005年12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主席选举，最初很多人并不了解他，有些代表投了反对票。但在看到他的书法艺术，以及他对书法事业做出的各种贡献以后，代表们纷纷投出钦佩、赞许的目光。许多代表会议结束以后说：我们需要这样一位身居高位、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同时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并达到相当艺术水准的人物担任这项社会职务，这对书法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时风的匡正，对传统文化的弘扬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熟悉邵秉仁同志的人都知道，做了这么多年的部级干部，他一点“官味”都没有，无论在政界，还是在艺术圈子里，他都是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针砭时风，直言快语，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对那些有艺术禀赋造诣颇深，却又因地位低下、工作环境恶劣穷困潦倒的艺术青年，他不遗余力地慷慨相助，并借助自己的影响，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对那些爱好书法的人，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对那些拿着他的作品，溜须拍马奉承阿谀的人，他则深恶痛绝。在一次笔会上，有人向他索字，说是送其上级领导，他当场予以拒绝。

“官荣一世，文传千古。”国事与艺术，对邵秉仁同志来说，都是重要的，在其位，谋其政。已过60岁的邵秉仁刚刚退出领导职位，然而，进亦忧，退亦忧，对于国事的关切和忧虑，仍然不能使他释怀。他认为，艺术虽然不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但在国家的发展中，举足轻重，对于民族素质的提高，对于国民精神的丰富完善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在传统道德精神失落、西方文化剧烈冲击的今天，保护、继承、发扬传统文化更加迫切。

邵秉仁是个充满活力，思想永不停止的人。他的政治生涯刚刚结束，艺术生涯又开始了。在他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以后，他开始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弘扬传统艺术上，不仅身体力行、创作大量的书法作品奉献社会，而且不遗余力的为创造书法艺术的发展空间鼓与呼，他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也是关心国事，书法家不能只顾创作，更不能只讲赚钱，书法家作为国民中的一员，作为传统文化的承载者，更应当充分认识到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在他经常吟诵、书写的范仲淹《岳阳楼记》里，寄寓了太多的中国古往今来优秀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情怀，邵秉仁同志显然继承了这一点。

作为多年关注文化传承，关注教育，关注书法的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全国政协委员邵秉仁先生，从2009年以来一直呼吁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汉字书写能力。他在09年个展期间当面表达观点，展后又致信李长春同志。并在2010年两会期间以第一提案人正式提交《关于在义务教育阶段加强汉字书写能力的提案》。2011年8月26日，教育部下发《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要求在中小学校语文、美术、艺术等课程中设置书法课程，并争取在2010年秋季正式开课。

辽沈战役纪念馆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1988年10月30日，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完成历史使命，撤销。1988年10月31日，经中顾委常委、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主任伍修权同志提议决定成立辽沈战役纪念馆管理委员会，负责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收尾工作和以后的管理工作。1989年4月原中共锦州市委书记、辽沈战役纪念馆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宝纯同志调离锦州，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职务由新任中共锦州市委书记邵秉仁同志继任。在担任辽沈战役纪念馆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近五年时间里，邵秉仁同志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积极配合管理委员会名誉主任郭峰和主任李长春及管理委员会其他主要领导的工作，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建设、发展、管理做出了贡献。

邵秉仁同志到任后，和其他负责同志和相关工作人员、艺术创作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合作完成了攻克锦州全景画馆、辽沈战役纪念馆园区建设和绿化、辽沈战役纪念馆北大门和建馆纪念碑建设等重要工程。

1989年7月12日，邵秉仁同志看望了攻克锦州全景画创作组的全体同志，与他们进行了座谈，并代表辽沈战役纪念馆管理委员会向参加油画和地面塑形创作的同志颁发了荣誉证书。

1989年9月20日，邵秉仁同志主持召开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管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查了攻克锦州全景画馆和其他建馆收尾工程，确定了今后的工作任务，要求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管理工作上来。

1990年10月3日，邵秉仁同志为辽沈战役纪念馆题字：“九州炎黄同心曲，万里江山共月明”。

1991年11月和1993年11月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管理委员会的主抓下，朱瑞将军雕像纪念碑和东北解放烈士纪念碑相继建成，邵秉仁同志为之作了重要工作。

1993年底，辽沈战役纪念馆管理委员会完成了历史使命。邵秉仁同志和管理委员会其他主要组成成员在五年的工作中，竭尽全力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管理、建设和发展做了卓有成效的大量的工作，推动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建设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