⑻政事：公家的事。一：都，一齐。埤（pí）益：增加。

⑼室人：家人。交徧（biàn）：轮番地。徧，同“遍”。谪（zhé）：谴责，责难。

⑽敦：逼迫。一说投掷，扔给。

⑾埤遗：厚加。

⑿摧：本作“䜅”，讥刺，嘲笑。一说折磨。

我从北门出城去，心中烦闷多忧伤。既受困窘又贫寒，没人知我艰难样。既然这样算了吧，老天安排受苦命，我有什么办法想！

王家差事派给我，衙门公务也增加。我从外面回到家，家人纷纷将我骂。既然这样算了吧，老天安排受苦命，我有什么好办法！

王家差事逼迫我，衙门公务也派齐。我从外面回家里，家人纷纷将我讥。既然这样算了吧，老天安排受苦命，我有什么好主意！

关于《邶风·北门》一诗的历史背景及其本事，《毛诗序》谓：“《北门》，刺仕不得志也。言卫之忠臣不得其志尔。”郑玄笺云：“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己志，而遇困苦。”“言君既然矣，诸臣亦如之。”他们的意思是说此诗的主人公是仕于卫君的忠臣，地位大概并不低。但是后来人们用 《邶风·北门》，又多理解为贫士不遇。如《潜夫论·交际》说“处卑下之位，怀《北门》之殷忧”，《世说新语·言语》说李充家贫，又怀才不遇，故有“《北门》之叹”。所以孔颖达作《毛诗正义》，解此诗之旨为“卫君之暗，不知士有才能，不与厚禄，使之困苦，不得其志，故刺之”。

明代何楷《诗经世本古义》根据《邶风·柏舟》推断此诗作于卫顷公之时，清代姜炳璋《诗序补义》猜测此诗作于“西周之世夷厉之时，卫未并邶之日”，但这两种说法均与史实、诗事不符。清人方玉润《诗经原始》则说：“《北门》，贤者安于贫仕也。”现代学者（如高亨《诗经今注》、程俊英《诗经译注》等）一般都认为这是一位辛辛苦苦而又禄薄室陋的小官吏不堪其苦而向人怨诉的诗。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里又立新说，认为其时生活高涨，贵族中有破产者，所以禄不敷出，室人交谪。而翟相君《北门臆断》一文，首先根据《诗经》用词惯例，考释“王”特指周王，“事”专指战争，然后根据《左传·桓公五年》记载，考定诗中所谓“王事”，是指卫宣公十二年（公元前707年）秋天卫人帮助周桓王伐郑而战败一事。他认为诗中主人公参与了这次战争，归来后受到同僚的埋怨，作这首诗抒愤；或是卫人借这位官吏之口，作诗表达对这次战争的不满。

《邶风·北门》是一首小官吏诉说自己愁苦的诗。从诗的语言看，并没有“忠臣不得其志”或“安于贫仕”之意，旧说未免令人感到迂曲，今人的“怨诉”说则解释较为圆满。从诗的主人公忧心忡忡、可怜巴巴的模样看，他的身份和地位都不是很高的。他公事繁重苛细，虽辛勤应付，但生活依然清贫。上司非但不体谅他的艰辛，反而一味给他分派任务，使他不堪重负。辛辛苦苦而位卑禄薄，使他牢骚满腹。更有甚者，他回到家里，家人却不体谅他、关心他，反而责备和嘲骂他。这内外交困的处境，使得他深感仕路崎岖，人情浇薄，所以长吁短叹，痛苦难禁，悲愤之余，只好归之于天，安之若命。

这是一个苦闷而又孤独的形象。《召南·小星》诗中的主人公亦是贫仕卑官。其人奉使劳苦，风风火火出差夜行（“肃肃宵征”），于是埋怨自己的命和别人的命不同 （“寔命不同”），也就是说埋怨自己的命运不如别人好。而《邶风·北门》的主人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和别人的命运比一比，因为他认定自己的命运再孬不过。他只得将这命归之于天，万般地无可奈何。从这一意义上讲，此诗在这位稗官小吏身上所表现出的苦难和所坦露出的心灵痛楚，似比《召南·小星》更加深刻和有认识价值。

这首诗的主人公虽然是一名官吏，但全诗并非无病呻吟，的确体现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诗中连用“我”字而蕴含的感情色彩。全诗纯用赋法，不假比兴，然而每章末尾“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三句重复使用，大大增强了语气，深有一唱三叹之效。牛运震《诗志》认为这些句段与《古诗十九首》中“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等一样，“皆极悲愤语，勿认作安命旷达”。

清代牛运震《诗志》：“连用数‘我’字，气馁而声蹙。”

清代邓翔《诗经绎参》：“三章共八‘我’字，无所控诉，一腔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