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6-10 14:30
邹均（1900.5—1930），本名师守遵，陕西省富平县南社乡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后被称为西安第二团支部，归团中央直接领导。1930年壮烈殉难。
邹均，本名师守遵
1900年5月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南社乡师家堡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1910年丧父，后过继给姑父、姑母。姑父邹子良，陕西三原县人，在陕西地区辛亥革命中做出过重要贡献，因反对袁世凯窃取大总统，被袁下令杀害。邹均为纪念姑父，继承先辈遗志，取号复良。
1910年，邹均考入西安健本学堂。这是陕西著名革命党人、富平人焦子静等创办的一所培养革命人才的高等小学堂，邹均在这里初步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
1916年夏，邹均考入陕西省立第三中学。他勤奋好学，善踢足球，任三中足球队长，与成德中学足球队长屈武以及武止戈等过从甚密，关系友好。
1919年5月中旬，北京学生发动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西安后，邹均立即响应，邀集学友到市民比较集中的地方进行讲演，说到国贼卖国、国土丧失、大好河山沦亡无日时，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市民多被感动。5月下旬，省立一中、三中、成德中学、第一师范、女子师范、甲种农业学校等各中等学校召开西安学生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全体总罢课、游行示威、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的决议案。邹均和屈武等被推选为代表到省教育厅找厅长郭希仁请愿，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提出立即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拒绝签字、惩办卖国贼、抵制日货和举行罢课、游行示威等要求。陕西督军陈树藩闻讯大骂，令郭希仁拒绝学生的要求，对不遵令者以枪决威胁。邹均、屈武等代表又到督军公署面见陈树藩，据理力争，终于与陈达成只讲演发传单、不示威游行的口头协议。邹均、屈武等组织各校同学，高举“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牺牲一切，为外交作后盾”的大旗，高呼“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取消二十一条”、“头可断，血可流，青岛不能丢”等口号，每天在省议会门前讲演，并编印数十种传单，广为散发。6月初，在西安学生代表联席会议的基础上，成立了全陕学生联席会，编印出版《白话报》，报道全省和全国学运发展状况。同时成立陕西学生救国讲演团。会后，邹均与翁子俊、韩志颖等率领讲演团到鼓楼、西大街、南院门和省议会门前向群众宣传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意义，揭露北洋军阀的罪行。9月上旬，全陕学生联合会召开会议，选举屈武、刘道洁为会长、副会长，高尚贤、邹均为评议长、副评议长。省学联并发表宣言，内称：“哀莫大于心死，耻莫甚于国亡，苟知国亡可耻，牛马难为，则当起而挽回之，补救之。”这年秋，陕西省长刘镇华将教育经费移作军费，不给西安地区的教职员发薪。教职员开展了索薪斗争，举行罢教。为声援教职员的斗争，邹均、屈武带领广大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到省府门前请愿，提出“一日不发薪，学生就一日不上课”的口号，省方迫于无奈，只得发薪，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0年，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邹均和屈武、武止戈等人商定，走出潼关，到外地求学。他们一起考入天津南开中学。这时，邹均进一步接受了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向导》《新青年》等革命书刊，积极参加当地的学生运动。为响应新文化运动，他决心不写文言文，和同学们相约以白话文作文。随着革命斗争的迅速发展，邹均和许多进步青年逐步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必要。
1921年12月，他和屈武、武止戈、韩志颖、张宝泉、刘尚达、崔孟博等10多个陕西同学，成立了天津南开学校陕西同乡会。邹均以该会的名义在北京出刊的《共进》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陕西教育界在反动军阀统治下的黑幕。他们还以通信形式与西安学生联系，提出改造陕西教育的方法，建议“组织团体和出版刊物，把各界的黑幕尽量地介绍出来”，“以自动的精神，互助的精神，同心协力去奋斗、牺牲，破除黑暗的势力，努力向光明的路上去！”翌年3月，他们又创办了《贡献》杂志。这个杂志虽只出了4期，但在倡导移风易俗、改造社会、改革教育、宣传新文化运动、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等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在京、津和陕西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被誉为“宗旨正大，议论卓越”。
1922年夏，邹均由南开中学毕业后到了北京，一面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一面积极参加北京的学生运动，直到1923年秋始离开北京。他同北京大学学生、陕西旅京学生领袖刘天章等关系密切，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在京期间，经刘天章介绍，邹均先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1923年暑期，邹均与武止戈等人到西安开展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宣传活动。
邹均毕竟是个年轻的、不十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风云变幻的形势下，他曾一度受到实业救国论的影响，为此，1923年秋考入江苏南通纺织专科学校。帝国主义在南通开办工厂、排挤民族工商业的种种事实，无情地击灭了他实业救国的幻想，他认识到此路不通，毅然离开南通，
1924年春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国民党左派于右任创办的一所革命学校，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张太雷等先后在该校担任领导或教员。入校后，邹均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知识，对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和前途等有了新的认识，在政治上逐渐变得成熟起来。在学习期间，邹均还和武止戈、何尚志、马文彦等创办了《新群》杂志。他们还利用课余和星期天深入到工人中去，调查了解工人的疾苦；并帮助上海总工会举办工人夜校，向工人讲解马列主义，启发工人的革命意识，引导工人起来进行革命斗争，深受工人的赞许。12月，邹均受团中央指派到西安建立团的组织。他与魏野畴取得联系，发展团员14名，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后被称为西安第二团支部，归团中央直接领导。
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一军军长，胡、岳任副总司令分兼二、三军军长。邹均与胡景翼是同乡，早有结交。这年冬，邹均应兼任河南省军务督办的胡景翼之邀，并经党组织批准，离开上海大学来到北京，负责国民二军驻京办事处的对外联络工作。当时国民军武器弹药缺乏，冯玉祥、胡景翼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邹均、屈武等向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作了汇报，经李大钊转请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协助，苏联政府答应给国民军装备三个师的武器。邹均和国民一军副官长张允荣奉命去蒙古接运这批武器。当行至大戈壁时，突遇暴风雪，在牧民的救助下，邹均、张允荣幸免于难，但却与北京失去了联系。党组织和胡景翼等非常关心邹、张的安危，即派屈武北上寻找他们。三人会合后，共同赶到库伦(今乌兰巴托)，将武器安全运回北京，受到各界群众的欢迎。这一时期，邹均还曾回陕宣传拥护召开国民会议，反对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他回陕后被选为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文书股委员，参预了起草宣言等工作。为加强国共合作，巩固统一战线，邹均经常沟通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赵世炎与国民二军胡景翼等人之间的关系。胡景翼要邹均转请党组织派人帮助建立军事学校(即开封陆军训练处)，请求苏联给国民二军派几名军事顾问。在党组织帮助下，开办了开封陆军训练处，党组织先后派几十名党员到该处工作或学习，使该处成为党组织搞军事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邹均还通过中共豫陕区委负责人王若飞、刘天章等人帮助国民二军选派一大批进步青年去苏联学习军事，其中不少人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胡景翼在共产党人和苏联的帮助下，更加倾向革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1926年春，国民军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联合进攻下遭到失败，北京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决定派邹均、屈武等去苏联学习。4月，邹均、屈武到达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学习期间，邹均为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消息所鼓舞，坚决请求回国参加火热的革命斗争。经党组织批准，是年秋邹均回到了北京，旋被中共北方区委派到驻河北省河间县的郑思成(陕西人)军负责政治工作。邹均根据党的指示，在该军内建立了政治工作机关，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团员。
1926年12月下旬，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成立，于右任、邓宝珊分别任总司令、副司令。驻陕总部是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建立的临时革命政权，陕、甘地区的许多著名共产党人，如魏野畴、史可轩、杨晓初、葛霁云、王尚德等都在其中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工作。邹均被党组织派到总部民政厅任第三科科长，负责外交工作，同时兼任总部的国民党特别党部监察委员、训练委员会委员和教育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等职。邹均同民政厅副厅长葛霁云、第二科科长王圣域等共产党员一起，协助于右任、邓宝珊进行政权的改革工作，发出改革旧政制的命令，在报纸上公布了《检定县长县佐条例》，明确规定“在社会上著有恶迹者”，“不明了本党主义者”，“有反革命嫌疑者”，“有鸦片嗜好者”之任何一种均不能充当县长县佐。随后，根据群众检举揭发，总部断然将几十个反动县长撤职查办，选派一批进步人士接任县长。
1927年4月初，邹均受中共陕甘区委、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及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的派遣，任驻陕总部驻武汉全权代表，负责“所有在外一切交涉事宜”和“向中央报告陕西党务、政治、军事、财政等一切事项”。
7月，武汉的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血腥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被解散。邹均根据党的指示转入地下，接待了不少由陕西来武汉的共产党员。
1927年秋，邹均由于劳累过度，加之环境恶劣，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身体非常虚弱。党组织送他到上海看病，但他仍抱病日以继夜地坚持工作。1928年夏，他身体状况逐渐好转，党中央派他去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邹均想到今后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会显得更加重要，需要大量的军事人才，于是他请求学习军事，得到党组织的同意，先编入东方劳动大学军事班，随后又转入莫斯科步兵学校进行更正规的学习。不料，他的肺结核病复发，呼吸困难，无法坚持学习。他考虑到自己的病情严重，一时难以治好，而国内的革命工作又急需干部，与其在这里养病，不如回国去边工作边养病。于是，他向党组织申请回国工作，获得了批准。1928年底，邹均拖着一副孱弱的病体，顶风冒雪，踏上了回国的征途，翌年春到达上海。7月，党组织在小沙渡路召开彭湃烈士追悼大会，邹均和几位党员在散发传单时，被租界英国巡捕逮捕。邹均遭严刑拷打，始终严守党的机密，英租界警方捞不到任何东西，只得将其释放。
1930年夏，党中央派邹均到河南省任省委军委书记。时值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爆发，陕甘著名共产党人杨晓初、杨可均、葛霁云、陈潭六等人都参加了冯玉祥讨蒋的第八方面军邓宝珊部。邹均利用这些老友在邓部的合法身份，帮助河南党组织签发护照，接济武器和经费，营救被捕的党员。如河南省委书记童长荣在郑州被捕后，邹均即找任邓宝珊秘书的杨可均商议，由杨请邓电冯玉祥部的参谋长刘骥，使童终于获得释放。河南省委的兵运工作，经过邹均的努力，不长时间就有了起色。遗憾的是，这时党内正是李立三“左”倾错误统治时期，邹均由于抵制组织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组织总同盟罢工等“左”倾错误，而被河南省委指责为“右倾”、“取消主义”，被撤销军委书记职务，改任秘书；继而停止工作，开除党籍。邹均虽受到如此严重的错误处理，但并未悲观消沉，仍然顾全大局，忠诚党的事业，继续为党努力工作。
1930年秋，邹均在郑州无法立足，便去找当时在邓宝珊部从事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杨晓初、杨可均、陈潭六等。此时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失败。初冬时节，邹均随同杨晓初等率数百人向豫北转移，沿途收容了大量散兵，遂改编为一个团，杨晓初任团长，邹均负责党的工作，率部继续北行。当部队到达博爱县清化镇(县治所在地)时，邹均和陈潭六商议，并征得杨晓初同意，从该团挑选一连精兵，由邹、陈带到黄河以南开展游击战争，孰料此去遭受石友三无端袭击，邹均壮烈殉难。
姑父：邹子良
1931年，在杨虎城将军的支持下，由亲友师守命、郑自毅等将邹均遗骸运回西安，安葬于南郊兴善寺旁。全国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将烈士忠骨移入西安革命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