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抗日救国军队伍不断壮大，人员增多，部队在吃饭、穿衣以及枪支弹药等粮饷问题上发生了困难。此时，虽已进入春季，但这里仍然是冰天雪地，茫茫雪原。郑兴和李延禄二人化装成商人到宁安县城，直接找到伪“官银钱号”，并把伪县长、税务局长、公安局长召集到“钱号”，向他们讲明抗日救国的重要意义，要求他们在大敌当前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否则一切后果将由自己负责。经过多方面工作，最后，他们不仅同意将所有敌伪存款20万元捐出，而且负责派人随同郑兴押赴抗日救国总部驻地——五虎林村。郑兴、李延禄冒着严寒和风险为抗日救国军解决了军费上的燃眉之急，为巩固部队，继续抗击日寇，在财政供应上奠定了基础。

1932年8月，伪联合军右路总指挥马宪章亲手杀害了我作战参谋、共产党员佟同，同时，还逮捕杀害我穆棱抗日会会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多人。敌人的血醒屠杀，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经旅长郑兴和李延禄、刘万奎等人研究决定后，刘万奎赴梨树镇处决了罪大恶极、反共刽子手马宪章。

1932年，日本侵略军对吉东一带抗日武装力量进行疯狂地、大规模的“围剿”。在日寇大举“围剿”下，自卫军第二十一旅旅长关庆禄向日寇投降，护路军首领丁超弃部而逃，数万人的东北抗日救国军也在此役中由于受日寇重创解体。郑兴与王德林不得越境退入苏联境内。

郑兴在苏联期间，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受到了苏联“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对武装革命夺取政权感受颇深。

1935年郑兴连同妻儿回国。因东北沦陷。日本关东军又通缉捉拿他，在东北已无法立足，便经北京回到山东博山老家。

1937年12月30日，日寇占领博山，在博山工委领导下，建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方面军”，郑兴出任参谋长，多年来，他驱逐日寇，报效祖国的心愿得以实现。不久，他调往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任参谋长，与第三支队司令员一起，为三支队建设，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组织才能。1939年秋，环境恶化，加之日寇的严密封锁，第三支队粮秣物资供应发生了极大困难。经研究，由郑兴和第三支队驻淄博办事处主任张仲三带领一个武装连，到鲁中山区的莱芜、沂源、博山、淄川和益都一带筹款、筹粮、搞药品。郑兴通过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在博山、莱芜一带设立了给养筹备处，为第三支队征集了大批的衣服、鞋子和数万斤粮食。他还通过上层社会人物，为部队筹集了一批衣物和款项，使三支队在日寇残酷“围剿”和严密封锁之下，提供了必要的物资保证，为巩固清河平原抗日根据地做出积极贡献。

当时，第三支队在鲁中山区建造了一处兵工厂，修理制造各种枪械弹药。钢铁为日寇控制物资，严禁外运，郑兴设法打入敌占区，通过敌伪上层人物关系和矿山、工厂里的熟人，为兵工厂购买了大批钢材，保证了兵工厂的正常生产。

郑兴和警卫员经常到鲁中山区活动，行动不便，组织上配给他们每人一匹战马。到鲁中后不久，郑兴看到部队经费十分困难，就把两匹战马卖掉，把钱交部队做为应急经费之用。他当时虽已50多岁，但他身体健壮，性情开朗，经常步行奔波，不畏艰险，日夜为第三支队筹集给养、物资等物品。

一天，郑兴和警卫员王京亭从池上准备到郭庄为部队征集给养。这天晚上，天黑得象锅底一样，伸手不见五指，两人在山间小路上艰难地行走。他终因年龄较大，又加道路崎岖难走，不慎一脚踏滑，滚入山沟，摔成重伤。警卫员将他连背带拖救了上来，因无法行动，便在家中养伤。

1940年4月，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博山县委建议鲁中区党委，将身体康复的郑兴调回部队工作。由于领导交待不清，加上当时环境恶化，派去的人员和郑兴发生误会，郑兴不幸中弹身亡。后经中共山东省委派员认真调查核实，于1979年2月12日作出决定：“为郑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