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什么呢？

和平的使者。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姚明德认为，郑和率领的船队虽然是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但从没有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传播友谊、实现和平的目的。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和缓和各国之间的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威慑和打击倭寇，消灭海盗，保障海上安全。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李金明教授认为，郑和船队虽然前后航行达28年之久，遍历亚、非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统领官兵众多，但他们没有在海外建立一块殖民地，没有对他们到达的任何地方声称拥有主权，甚至夸耀是自己的伟大“发现”。尽管当时明朝拥有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或民族都雄厚的国力，但是郑和船队并没有因此而凌辱小国，霸占别国的土地。这说明，中国人没有掠夺其他民族土地，或者把其他国家的土地开拓为殖民地的习惯。美国学者詹姆斯·熊（James C. Hsiung）谈到上述情况时，赞叹地说：“由于缺乏一种更好的词汇，我只能称之为真善美。”

正因为郑和船队是和平之师、友好使者，故郑和下西洋密切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友好交往，增进了中国人民和亚非人民的友谊。据不完全统计，在郑和下西洋期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东南亚4个国家的9位国王8次来华进行访问。他们之中，有的因病不幸去世，将“体魄托葬中华”，至今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李约瑟评价说：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计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马六甲首席部长拿督里莫哈末阿里曾感慨地说，在明朝伟大航海家郑和促成下，才使马六甲这个弹丸之地，得以和当年超级强国的中国明朝建立稳固的外交关系，而且两国的关系历久不衰。他指出，郑和舰队下西洋到马六甲，可以说对马来西亚及马六甲人民带来深远的影响，包括宗教、文学、贸易及外交关系，并且丰富了马六甲的多元文化。

姚明德说，郑和下西洋播撒的是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播的是先进的中国文化。据他介绍，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比较落后，非常向往中华文明。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的内容主要有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和造船技术等。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天有说：“郑和下西洋时，‘西洋’一些国家的土著居民生活方式还很原始，郑和到达之后，在当地传播伊斯兰教，建立清真寺，劝人为善，还教当地人凿井、筑路，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郑和大规模船队的访问对东南亚沿海诸国及非洲东海岸很多部落或城邦形成了不小的文明冲击。一时间，学习中国成为风气。郑和船队所到之处，给所在国人民带来深远的影响，其中也包括宗教、文化方面的影响，提升了这些国家的文明水平。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深得当地民众的爱戴，他们尊称郑和为“三宝”（郑和小名叫三保(宝)）。在东南亚各地有许多以三宝命名的地方，如泰国有三宝港，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菲律宾有三宝颜，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等,表达了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

发展海外贸易。王天有说：“郑和下西洋代表了中国古代礼制朝贡贸易关系的最高水平，客观上刺激、启示了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近年来，有学者对郑和七下西洋的总人数做过估算，大约有十万人以上。这些人走出国门，精彩世界，触手可及。他们回国之后，以言传身教感染了数倍的人。特别是闽浙地区多靠海为生，所以当地百姓逐渐把从事海外贸易当成维持生计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在官方终止下西洋的同时，民间海外活动悄然发展。以闽粤商人为主的商人集团，远航美洲，在拉丁美洲墨西哥等地从事贸易活动，成为世界市场中非常活跃的一部分。这些都显示，伴随着郑和下西洋的开展，大规模的民间海外贸易在沿海地区开始蔓延，商舶贸易呈崛起之势。可以这么理解，明朝商人与欧洲商人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活动，为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做出了前瞻性的启示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对航海事业的贡献。李金明教授认为，郑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洲际航海家，作为人类征服海洋的先驱，他揭开了世界航运史从大陆转向海洋的序幕，成为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先行者。他对中国航海史和世界航海史的发展，对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完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郑和下西洋时，其统率的船队数量、载重量等都远远超过几十年后的达·伽马、哥伦布或麦哲伦所率领的船队。郑和船队配有指南针、罗盘、船尾舵和风帆，能够在逆水顶风的情况下航行，在地文航海、天文航海、季风运用和航海气象预测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郑和下西洋还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眼界，特别是由郑和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巩珍分别撰写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对下西洋所到国家和地区的位置沿革、重要都会、地理形势、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物产气候等都做了详细的描述，使中国人民对东南亚、北印度洋沿岸、阿拉伯海、红海乃至非洲东海岸一带的广大地区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由茅元仪收入《武备志》的《郑和航海图》，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绘图法，把沿途经过的山川河流、岛屿浅滩、码头港口、城镇庙宇等，一一形象地标明在纸上，从南京到东南亚沿海、北印度洋沿岸，最远到非洲东海岸，分别标出了航向、航程等，是一部出色的航海手册。英国历史学家加文·孟席斯在《1421：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中赞道：“中国天文学家测定华盖星和南十字星座的高度是人类认识地球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50年后，葡萄牙人才采用这种计算纬度的方法。这些说明，郑和下西洋不仅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眼界，而且完善了包括天文航海在内的中国古代先进的航海技术。

尽管郑和下西洋给中国与世界带来的贡献巨大，但由于统治者的原因，郑和开创的时代没有给中国带来革命性的动力，中国在两代王朝的统治下实行了长达400年闭关锁国政策，而后才有了鸦片战争等屈辱的历史。相反，西方世界在郑和100年后开始了工业文明，并最终全面超越了中国。

那么在郑和的航海为什么没有继续下去呢？

李金明教授说，郑和航海活动终止的主要原因是，整个航海活动完全由封建皇权一手操纵，这就决定了其终止的悲惨结局。他指出，造成郑和下西洋终止的具体原因为：

其一，“厚往薄来”的政策最后导致国库空虚。产出必须大于投入才能持续发展。而郑和船队将士众多，耗资巨大，每次出航馈赠要花大笔开销，支持郑和船队的明政府国库空虚。“厚往薄来”的方针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蚀本”的买卖是无法持续的。

其二，政治目的达到后航海活动的重要地位下降。明初由于海寇猖獗，影响明朝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郑和下西洋的前期目的是打通海道，肃清倭寇，另一目的是与西洋国保持稳定关系。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明朝统治者认为政治目的已达到，航道已畅通无阻，因此郑和下西洋的活动显得不重要了。

其三，明朝垄断海上贸易权扼杀私人贸易的发展，在国内严禁私人出海贸易，明朝法律规定私自出海贸易将被处以极刑。国家势力的不断衰弱，人民生活困苦，许多农民因为海外贸易所得颇厚，逐渐成为国家所称的海寇。这样不但减少封建国家的收入，而且还影响其政治。这也是导致郑和没有继续下去及明朝统治者自此执行更严厉的海禁政策的原因之一。

其四，郑和船队过于庞大，明朝官员非议甚多。有人估算，在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的海船约有二千艘，每艘造价需白银七八千两，须动用13省钱粮才够用。对此，朝廷官员批评指责颇多，施加压力颇大，迫使明王朝终止这一活动。

其五，郑和下西洋所需物品大多出于官手工业，供给日益困难。从事官手工业的工匠约30万人，属于封建徭役制度下的强制性无偿劳动，工匠的劳动积极性很低，经常以怠工、逃跑来进行反抗。由于逃民情况严重，无法完成下西洋所需物品的任务。下西洋已失去雄厚的物质基础，当然难以再继续进行下去了。

此外，明朝政府政治腐败导致各种社会危机日益突出，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及其保守性，以及明朝海防政策的变化及海军的衰落，都是导致郑和不能继续的因素。这些因素是综合的，多方面的、不是孤立的、单方面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春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许凯、王天有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为什么要隆重纪念郑和？

由新加坡旅游局举办的“郑和文化村”活动在新加坡滨海湾拉开帷幕，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主持开幕仪式，包括中国大使张云在内的各国驻新大使及各界友好人士200多人应邀出席。张永兴摄

许凯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对外交往之举，推起了开放之门，大批使节来朝，进行广泛官方交流，繁华一时。尔后，明清两朝对经营海权不够重视，饱受海上列强的侵略欺凌，割地赔款，甚至沦为半殖民地，这即是辉煌与衰落的强烈反差。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充分证实，文明的传承是以综合实力为基础的，敞开国门，不断地吸纳各国先进的文化，国家富强了才能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也是今天纪念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

王天有认为，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不搞霸权主义，在国际交往中反对恃强凌弱，致力于同各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这是郑和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因此对郑和的纪念，具有寻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现实意义。

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邓小平用这段历史，说明开放是硬道理：“不开放不行，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50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肯定不可能。”

江泽民说，郑和下西洋是“世界各国友好交往互通有无的典范”。

这些年来，西方国家对郑和航海的历史意义越来越关注。在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五百年的时候，西方许多学者想起了郑和航海。《纽约时报》发表了长篇专文探讨郑和航海，再次提出问题：如果中国持续发展了郑和时代的开放政策和航海探险，那么，今天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评论：当年中国统治者没有根据郑和海洋思想和实践继续推进中国的海洋事业，没有将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转变为商业化、外交化的贸易和知识国家，留下了蜗居、孤立状态的历史遗憾，然而现在中国的发展完全有可能弥补这个缺陷。

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实再一次鲜明地告诉我们：时代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合作、融合和影响将日益重要。开放与包容、锐意探索与和平奋斗，铸造了民族的国运昌盛之道。相反，自我封闭、夜郎自大，则会断送民族的生机。而中华文化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将是世界文化领域中的一员主干将，对传播世界先进文化，加强世界范围内文化的交流都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副部长马袖强在吉隆坡说，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证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不是威胁，而是可以促进其他国家发展的正面契机。自1974年马来西亚率先在东盟国家中与中国建交以来，马中双边经贸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现已成为马重要的贸易出口国，这对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长期以来，郑和下西洋的意义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郑和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影响不大；相较于西方航海家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人事迹的广为流传，郑和更伟大的7次远航，也未得到民间的足够认识。

澳门基金会主席吴志良博士认为，应该将郑和研究放到更宏观的角度考虑，特别是与西方航海史著作系统的比较研究。目前，郑和研究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定论。对于外国专家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军事远征，吴志良说，船队的2.7万多人大多是官兵，但基本是为了保护船队的安全，“为了和平而动武”不同于“为了征服而动武”。

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成功大学教授吴京呼吁，郑和远航有其丰富科技的一面，应集合人文、科技学者共同探讨，如集合历史学家与造船专家共同探讨郑和的宝船，与海洋学家及航海专家共同探讨郑和的航线，而招募及训练出海大军，建立商务团队，以及庞大船队在海上之统御与补给，都是非凡的管理成就，可与管理专家共同探讨中国古代的管理科学。

北京大学的孔远志教授和杨康善教授通过对东南亚沿海国家与地区的长期实地调查发现，郑和在这些地区的影响突出表现为四多，即：郑和寺庙多，郑和遗迹与传说多，用当地语言出版的郑和著作多，纪念郑和的活动和研究郑和的机构也逐渐增多。但在这些影响的后面，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们大多对郑和存在着很多的误解。在大多数华人眼中，郑和是祈福的神；在广大原住民的心目中，郑和只是传说中的“三保公”，他们对历史上的郑和及其伟大功绩了解很少。

孔教授介绍说：“由于西方的鼓吹，过去人们一提到航海家，就会想到哥伦布。”在权威的《印度尼西亚百科全书》和《马来西亚百科全书》中，都介绍了哥伦布等西方航海家，惟独没有中国的航海家郑和的条目。而更糟糕的是，孔教授到英、法、荷、意等国家作学术交流时，发现知道郑和下西洋的当地学者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