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因特务活动需要帮会成员身份，经兰夙起介绍参加“仁”字哥老会任五哥职务，从事特务活动。参加国民党和中统组织后，历任中统局重庆区通讯组长，内政部调查统计局重庆调查处行动组长，国民党重庆市党团指导科干事，党部组织科科长，第五区党部执行委员兼第二区分部书记，社会服务队第五区队区队附兼第一大队大队长等反动职务。任第二区分部书记时，曾亲自发展国民党员250人，并任过重庆国民党第一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党代表会议代表。此外，还任过川康绥靖主任公署重庆武器修理所中央直属区党部书记，中国劳动协会总干事，陪都空袭服务总队部档案室主任，社会部专员，重庆市政府地政局荐任督导，奥据审查专员，重庆市成输铁路用地委员会第二组组长以及重庆群立新闻社、《巴渝晚报》、《世界日报》记者，《重庆地方自治周报》副总编辑、戈兴剧社编导和坚信通讯社社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他改名换姓，四处逃亡，在四川涪陵（今属重庆）和贵州务川一带“潜伏”长达八年之久，直至1958年落网，成为中国内地最后一个被捕归案的国民党将军。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不久他被押送到四川珙县芙蓉煤矿“将校队”。

1961年，小说《红岩》创作过程中，作者罗广斌数次到狱中与郑蕴侠交谈。他反思当年特工组织对他的迫害，愧怍之情顿生，故凡他需了解的情况，均毫不隐瞒，一一相告。

1975年12月15日，“将校队”劳改人员被集中起来。管理人员对他们宣布石破天惊的消息：“遵照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国家司法机关最近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特赦后，郑蕴侠回到贵州省务川县，先被安排在县城二中教高中语文和世界地理。从1981年起，他被特邀为县政协的“住会委员”。积极从事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并撰文披露自己曾经的特务生涯。

“沧白堂事件”与“校场口事件”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10日至2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五个方面的代表，在重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以期实现各党各派和平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为了促使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广泛发动群众，团结各种民主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各界人士和有关人民团体，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蒋介石对此深为恐惧，极力干扰破坏，制造了轰动全国的“沧白堂事件”和举世震惊的“校场口事件”。郑蕴侠是主要的筹备者和参与者。

“校场口血案让我至今都觉得罪恶深重。”郑蕴侠回忆说，1946年2月6日，他接到上峰通知：中共10日要在重庆校场口举行“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要求他执行破坏。

当日7时，郑蕴侠带领大小特务进入会场。当民主人士和欢庆群众相继进场后，特务们走上台肆意找茬，称集会现场没有悬挂总理遗像和国旗、党旗。大会主席、著名学者李公朴准备发言时，站在一旁的郑蕴侠摘下帽子连挥三下，发出行动信号，早已布置在台下的特务们一拥而上，对李公朴拳打脚踢。李公朴全身受伤出血，现场群众见状，高呼“不准特务行凶！不准打人！”

这时，场外的特务也拥进来，对参加集会的民主人士和群众一阵乱打。其间，郑蕴侠见郭沫若受伤不重，便指使旁边的几个特务：“架到后面去，好好招待他一顿。”

1947年8月17日大中学生约十余万人，在重庆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示威游行。我奉令调集特务在七皇岗、民生路、方家什字、储江路等处密布袭击游行队伍，打伤学生多人，趁机捣毁《新华日报》、《民主日报》、梁圣活书店，打伤《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杨黎源、工人徐君曼、管佑民等，重伤三人，轻伤五人，抢走文件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