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考入国立艺专国画系，成为潘天寿、吴弗之学生，与吴冠中同学。

1941年，首次荣获“吕凤子先生奖学金”，之后三年连续荣获此殊荣。

1943年，创作《寒窗松鸩》等画，在《大公报》发表《美与人生之我见》。

1944年，担任冯玉祥将军私人画师。

1948年，济南艺专任教，同年参加革命。

1950年，平原省成立，调入新乡市一高任教。

1953年，参加河南美术家协会。

1955年，作品《葡萄》入选首届全国美展。

1961年，任教哈尔滨艺术学院山水课。创作系列国画作品。

1978年，调入郑州轻工业学院，负责筹建工艺美术系。

1985年，出版《写意画初学技法》、《梅兰竹菊画法》，聘为河南省老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

1987年，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省工艺美术高级职称评委会副主任，同年退休。

1988年，担任《当代书画篆刻大辞典》顾问。

1994年，参加《潘天寿国际学术研讨会》，河南电视台拍摄专题片《窝斋主人——郝石林教授》。

1995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专题片《妙笔丹青写人生》（上下集）。任太行书画院院长、中国嵩山少林书画院常务院长。

2011年12月24日病逝享年95岁。

郝石林读大学时期，日本鬼子侵占了大半个中国，许多大城市先后沦陷。重庆成了国民党临时的首都，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部门都集中在这座山城，许多著名的艺术家和学者也集中国立艺专——这所全国最高的艺术学府。

在这期间，丰子恺先生曾任过教务长和文艺理论课老师。他是著名的文学家、漫画家、翻译家，解放后曾任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他的《缘缘堂随笔》，非常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他当时在沙坪庙湾建了一座简陋的小屋，周围栽了一圈刚刚长出绿叶的芭蕉。郝石林曾去那里拜访丰先生两次。当时丰先生45岁，已留着2寸多长的胡须，颇有学者风度。丰先生学识渊博，对人很和气，不论你有什么问题，他都让你满意而归，尤其是艺术方面。在学校，只要看到他不忙时，我就到办公室向他请教艺术问题。

一次，郝石林来到丰先生的办公室，请他指导我仿刻的汉印：“军司马印”和“武德长印”。他看了良久，评论说：“治印先仿汉印，你做得很正确。汉印的艺术风格端庄典雅，浑厚稚拙，古朴雄强。”然后，他又指出了几点应该注意的问题。他拿出自己收藏的一个小长方形象牙微雕，又递给我一个倍数很高的显微镜。郝石林接过来在镜下一看，格外新奇。微雕上边刻着一首诗，字字清晰，刀法也很娴熟。丰先生让他大开了眼界，教育我天外有天、艺术永无止境的道理，真是用心良苦啊！

第一次郝石林拜访丰先生，他赠我一幅作品《小手》——这幅作品，是以漫画形式来表现的。漫画是丰先生独创的艺术形式，因为在20年代的，中国还没有漫画这个词。那是1926年，丰先生第一次举办个人画展，他认为自己的作品不是传统的中国画，却是用毛笔、纸、墨画出来，而且带有讽刺的意味。于是，他给自己的艺术作品起了个诙谐、幽默的名字——“漫画”。他举办“丰子恺漫画作品展”之后，中国的美术史上就有了“漫画”这个词，并成为一个画种。这是丰先生为中国美术事业做出的贡献。著名文学家朱自清先生评价他的作品“一幅幅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的小诗……我们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

丰先生送给我的那幅作品上有一棵柳树，一辆儿童车，只看见车内伸出的一只小手，却看不见小孩。这种“贵在藏”的表现方法，简洁而含蓄，妙不可言，读者看后可以产生丰富的想象。车内坐的男孩还是女孩？面容是什么模样？孩子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读者有无限想象的空间。他的书法也别具风格。后来，郝石林还求得丰先生的一幅字。他写了一首自己诗：“夜合花开香满庭，夜深微雨醉初醒；远书珍重何由达，旧事凄凉不可听；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别，愁见河桥洒慢青。”下面题曰：“石林学弟惠存。壬午之秋书于流离中。子恺印。”

丰先生在校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令人难忘。他的散文朴实无华，目光犀利；不经意的凡人小事，如瓜子、筷子、儿童等不起眼的小人物、小物品，都在他的文章里被注入了生命，形成了朝气蓬勃的气象。最厉害的是每篇文章的结尾，他梦笔生花般地笔锋一转，点出了整篇文章的主题思想，写出了人生的大哲理，让人回味无穷。日本文坛对他评价很高，称他是中国第一个散文大家。

丰先生是影响郝石林的良师之一。2003年郝石林已86岁高龄，应山东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的邀请，在上海举办了“从艺70年回顾展”。丰先生的女儿丰一吟住在上海，亲自来捧场。一吟师妹话语不多，温文尔雅，一派名门之后的气质。

有一次，郝石林画了一幅水波漂渺的小画，江面上几只小舟隐约显现。他把画拿给丰先生，请他指教。他看后很高兴，题了一句鼓励的话，大意是希望他以后多画水，镇灭敌人的烽火。后来，郝石林又请傅抱石先生题字。他在画的空白处题了石涛的一首诗，使他的这张小画更加珍贵了。

——本段出自《郝石林九十自述》

小时候，我就听说过许多冯玉祥将军的传奇故事。抗日战争时期，我更是经常从报刊上看到他不顾年迈，不辞劳苦，奔走全国，为抗日战争呐喊和为前线募捐的动人事迹。我早就对这位赫赫有名的爱国将领无限敬仰，没想到命运的安排，又因为绘画，有缘和这位将军有了一段美好而难忘的交往。

冯玉祥生于1882年11月6日，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他因家境贫寒，11岁投身兵营。1922年冯玉祥任国民军总司令时，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派部下把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悍然入侵中国，冯玉祥由泰山赴南京，力主抗日，出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冯玉祥和蒋介石本来是金兰之交，即俗话说的拜把子兄弟。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后，冯玉祥与蒋介石因政见不同，矛盾日益加深，两人的关系破裂。冯玉祥辞去职务，以考察水利为名出使美国。新中国成立前夕，冯玉祥毅然决定取道苏联返回祖国，准备参加新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继续为祖国和人民服务。遗憾的是1949年9月1日，冯玉祥将军乘坐的“波贝达”号轮船驶至黑海时，突然起火，将军不幸罹难，终年66岁。

重庆郊区有一个叫歇台子的地方，冯玉祥将军的公馆（以下称冯公馆）就坐落在这里。公馆的建筑是灰瓦起脊的二层楼房，从外表看只是一座普通的民房。房子建在一片很低洼的地方，平地上望去甚至看不见公馆的楼顶。冯玉祥当时是国家的副委员长，对住所的要求却不高，对生活的要求也很低。我们从平地上走下去，要经过三百多个台阶，穿过倭瓜棚子，才来到冯公馆的院内。倭瓜是冯将军亲手种的，果实累累。除了工作人员和保卫连住的几十间平房、他的专用运动场外，院子里都种满了蔬菜，乍一看仿佛是农家的菜园子，根本不像国家领导人的公馆。

高象九主任在领我来的路上，简要地介绍了冯将军的喜好，反复讲了我的工作内容和注意事项。他叮嘱道：“冯将军非常喜欢绘画。如果将军留下你，让你辅导他画画，你一定要珍惜机会，好好去做。和这么有名的将军相处，这是你的福分。”

我们到了冯公馆，经卫兵报告后，副官领我们进了公馆的客厅。只见魁梧高大、一副军人气质的冯将军大步走入客厅，他先和高主任握了握手，客气地说：“给你们添麻烦了。”然后，他转过脸，目光炯炯地上下打量我。高主任忙把我推到冯将军跟前，介绍道：“他姓郝，名石林，山石的石，树林的林。他老家在山东，今年刚毕业。他学了五年的国画，是班里的优等生，是潘校长特别喜欢的弟子。潘先生让我转告将军，这个学生很老实，学习很用功，辅导将军应该很合适。”冯将军听了，爽朗地大笑：“好！山东人好，山东古时候就是出好汉的地方。既然是潘校长介绍，就一定不会错。”

他用有力的大手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说：“今后要请郝先生多帮助，我年纪大了，学画更感到笨。赵望云老师教过我人物画，今后我还想学些花鸟画什么的。”我平时不善言谈，第一次见到冯将军更加紧张，我连忙把事先画好的《武训像》送给冯将军，作为见面礼。

武训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义丐，他行乞办学的精神被中国人所推崇。冯将军也热心教育事业，我送这幅画是想表达自己对将军的敬仰。他道了谢，把画递给警卫员刘三，嘱咐道：“挂到我卧室去。”冯将军说话声音洪亮浑厚，但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官架子，让我感到很亲切。

午饭时，冯将军郑重地把我介绍给他的工作人员——王冶秋、田涛、陈哲甫、熊观民、康宝元。他的私人秘书王冶秋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我才知是中共的地下党，解放后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田涛是一位作家，平时整理冯将军的文稿；陈哲甫和熊观民老先生教冯先生古典文学；康宝元先生是体育教练。我对这些人印象深刻，感觉很好。介绍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冯将军带我们到了餐厅。简易的餐桌上，摆着早已准备好的四、五个菜。我第一次喝到了传说中最好的酒——茅台酒，还吃了烧鹅。

我有幸在冯将军身边，辅导他学了三年的国画。这期间有几件事儿，给我印象最深。

当时，他和蒋介石因为政见不同，已经从副委员长的位置退下来，在重庆过着隐居的生活。他每天仍然有计划而繁忙地工作，一周中工作、学习、著述、劳动、娱乐、会客等，每天都有严格而规律的作息时间表。他每星期有几个上午编写著作，当时正在写《我的生活》的第三部分，由他口述，秘书王冶秋记录、整理、润色，然后再读给他听。他提出意见后，王秘书再做修改，然后才定稿。每周的二、三、四下午，他学习绘画或书法。星期五他专门会客，每次会客要按着客人到来的先后、事情的缓急、身份的不同、交情的差异而进行。并非每个去他公馆拜访的人都能被接见，有时，他会让副官通知不接见或推迟接见。

星期六是商议国家大事、看文件和上书的时间，雷打不动。每到这个时候，他的机要室（平时做书房）总是聚满了国民政府的要员，其中大多是他的部下。这个时候，卫兵专门守候在书房门口，不让家里人和闲杂人员靠近，同时兼倒茶送水的差事。商议完毕，他通常把相关的国家大事写成书面意见或报告，通过专门渠道送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有些事情甚至直接上书蒋介石。这些意见和报告由秘书整理写成后，读给他听，他认可后才送出。有一个周六，他开完例会后，秘书外出办事，他把我叫到书房，把他写的意见书递给我，让我看看有没有错别字。我一看呈文的开头，是他亲自写给蒋介石的意见书。他用工整的小楷，密密地写了几页纸。他为国家大事如此殚精竭虑，使我深受感动。

每天早晨起床后，体育教练辅导他打太极拳或做其他健身的活动。吃完简单的早餐，他就开始巡视保卫连的战士操练。保卫连的几十个战士，每天做军事操练，练一些擒拿格斗的技能。操场上，战士们训练时的叫喊声特别响亮。

傍晚，他常常亲自指挥保卫连的战士担水浇菜，挑粪施肥。我常见他头戴一顶特制的大草帽，忙得一头大汗时就用手一擦，总是乐滋滋的，享受着劳动的快乐。在战士面前他不是威严的将军，而是令人尊敬的长辈；在工作人员面前，他一向平易近人，我从没看见过他摆官架子。他喜欢让工作和服务人员叫他“先生”，而不乐意称呼他的官衔，甚至住在八十里外陈家桥的李德全夫人，星期六回家时，也习惯地称呼他“先生”。

我辅导他绘画的主要内容，是传统的小写意中国花鸟画，即花卉和翎毛画，这也是我按他的希望制定的。每次上课时，我把事先画好的几张八开内容不同的小画稿，任他挑选。然后，我当面给他画一遍，同时讲解怎样用笔、用墨、用色、用水，怎样配色、构图等，他再对着我的画稿进行练习。我在旁边看到，身躯高大而略显发胖的他伏在画案上，一连画好几张。我每次看到他额头汗津津的，劝他休息时，他总会幽默地说：“我怕交不了作业啊，多画两张再休息吧。”我俩不禁笑一阵子，气氛愉快而融洽。和他接触多了，我感到自己是个小学生，从他的言语谈话中，常常能受到教育和启迪。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我才二十多岁。画画我是他的老师，但在生活中他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太多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学了一段时间的画画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我观看他的习作，凡说某一幅画很好时，他都高兴地立即在画幅上题字并落款，送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或战士。有一次，他临摹了我的一幅折枝菊花，听到我的赞许后，他随即在画的右上角题了“菊花黄，菊花香，我们打过鸭绿江。”上款是某某同志留念，下款是他的姓名和作画时间。

从那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差不多所有的警卫连战士和工作人员，都有了他的国画作品，无形中增加了他们之间的感情。由于朋友和客人多，他当作礼物送出去的画，更是不知其数。他常常对我说：“学画画真好，既增加修养，还锻炼了性格。我送给朋友一张自己画的画，节省了不少的礼物花费，既有意义又省钱，真是一举多得啊。”

在我的印象中，他非常敬重有文化的人。他最同情流亡学生，尤其老家是河北、山东、河南和安徽的穷学生。这些地方都很穷苦，找他帮助的穷学生很多，而且大部分是要悄悄去延安的进步青年。当学生们向他辞行时，他都慷慨解囊，支援路费并鼓励说：“去吧！那里虽然生活艰苦，但那里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勇敢地奔向光明吧！”有些穷学生升大学没有学费，有些学生生活无着落，他不是适当地给以支援，就是介绍一些能糊口的工作。因此，当时在重庆的进步青年或流亡学生，一提起冯玉祥将军，都充满了敬仰和深切的感激。5.6 1944年，冯玉祥将军在作者毕业纪念册上的题词

冯将军对自己要求很严，生活规律而简朴。他从不讲究吃穿，平时多穿便衣粗服，饮食更不特殊，每逢星期天才改善一次生活。他简朴的生活使我深受启发：一个人想管住别人是容易的，如大人管孩子、老师管学生、军官管士兵、首长管下属；一个人要管住自己却相当地困难，生活中的例子很多。比如一个爱吸烟或爱喝酒的人，想戒掉坏习惯总是先原谅自己，找借口寻原因。再比如锻炼身体吧，春天和秋天不冷不热，谁都能坚持；一旦到了冬天，再遇到三九的大雪天，睡在暖和的被窝里，这时每天锻炼的人思想就动摇起来。从名人的传记就能看出，古今中外凡是有成就的人，我认为大多是能真正管住自己的人。

冯将军就是一位能严格要求自己、真正能管住自己的大人物。他平时烟酒不沾，每天晚饭后一定要出去散步，从不间断。有一次傍晚下着瓢泼大雨，我想他可能不出去了。然而，只见他穿上雨衣，戴上那顶特制的大斗笠准备外出。这时候，家里人和随从都劝他改天再去，他却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今天的事，今天必须做。”他的副官怕出意外，赶紧陪他一同出去。望着他那高大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大雨中，这一幕使我深受教育！

那时，冯将军还自愿担任歇台子的甲长，相当于现在的居委会主任。他平时非常关心群众的生活。有一次散步回来，他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乘凉，把我叫到身边聊天。他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一次，东边高台上的邻居家的一个小孩儿，哭了一整天。他听到了很纳闷，就让刘副官去寻问原因。原来，那家的孩子打弹子，把理发店的大镜子打破了。理发店让孩子的家长赔偿，他们生活贫困，赔不起镜子，因为这件事一直打孩子。冯将军不忍听孩子的哭声，叫刘副官到邻居家，对他们说：“第一，不许再打孩子了；第二，打破的镜子由冯将军赔偿。”他让刘副官到重庆买了一块大镜子，替邻居赔给了理发店，还让刘副官把打碎的镜片送到制镜店里，让制镜的老板制成许多款式各异的小镜子，分送给保卫连的战士，让他们刮胡子的时候用。

这件事情过后，大家都夸奖冯将军想得周到，感激不尽，可唯独那个邻居没有表示一丝感谢之意。冯将军做了好事，不知帮得对或不对。对这种不懂礼貌、没有文化的农民，冯先生颇有感触地说：“由此可见，中国的广大农民多么需要文化教育啊。我并不要他们知恩图报，但应该让帮助的人知道对与错吧。”我宽慰他说：“可能是因为您的官太大，他们不敢来。也可能门卫挡住了他们，无法进来，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他听后说：“噢，没想到你这么年轻，想得倒挺全面。嗯，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每听他讲故事，我不止一次地感到：冯将军常常由小见大，见微知著，从一件极平凡的小事，深入浅出地说明一个大道理。他虽是行伍出身，但由于多年的勤奋学习，真正成了一位能写会画、文武双全、有学问、有远见卓识的将军。

冯公馆里，不断有进步人士、文人、作家、名人去拜访他，更多的还是政府要员和军人去他家里讨论国家大事。每个星期五的会客接待日，去的人最多，我见到的有老舍、臧克家、姚雪垠、徐悲鸿、吕斯百、褚辅成、李济深等。

冯将军一向爱憎分明，接见达官贵人非常严格和挑剔，很多人他不愿接见。有一天，刘副官接到一个电话，向他报告：“国防部长何应钦要来拜访。”他立即不高兴地说：“他来干什么？不见。”当时，他的老部下鹿钟麟先生（解放后曾任河北省主席等职）正好在旁边，立即劝他说：“先生，那不合适吧。他现在是国府要人，不便给他难看，而且也有损先生的雅量啊。”先生皱了一下眉头，说：“那好吧，就摘咱们的南瓜给他蒸蒸吃好了。”在场的人都相视一笑。冯先生虽然接受了鹿先生的劝告，但由此可见他对不同阶级的人是爱憎分明的。

1945年初，冯公馆院子里的迎春花还没有开，许多树木的梢头刚长出绿色的嫩芽。有人在重庆观音岩捐资成立了一所敬善中学——因为冯将军原名冯基善，并请他作董事长。有钱人做这种事，一是敬重冯将军的为人，二是积德行善。新创办的学校缺少教师，他安排我去担任语文、美术课教师兼班主任，以解学校的燃眉之急。

从那以后，他把学画的时间改为每个星期六下午，地点改在重庆上清寺他的另一处住所，也是为了方便我去那里。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他掌握了梅、兰、松、竹（人们惯称的“四君子”）的几种画法，还有一些简单的构图方法。对一般的美术应酬活动，他大可以挥洒自如了。5.8 作者绘画作品《四君子图》

我在冯公馆住了快两年，认为自己是冯将军信得过的人，这次去敬善中学代课，还是他亲自推荐我去的。我心中暗想：应该把在这所学校里看到的不合理的事情及时向将军汇报，让他知道真实的情况。敬善中学的校长是毛吟槎牧师，苏州人。我简单地认为，信教的人不应该贪污，也不应该违犯学校制度。当时敬善中学规定，学生必须功课全部及格，才有资格免学杂费。毛校长自己的儿子有几门课不及格，也免去了学杂费。总务主任许某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已经白发苍苍了，却娶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老婆。他和毛校长是苏州同乡，不知道有没有合谋贪污，我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学校的任课老师一致反映他们克扣伙食，这是有证据的。

有一次，我给冯将军上绘画课，课结束后他问起敬善中学的情况。我把所见所闻如实汇报给他，没想到他表情很严肃地停顿了片刻，和蔼地说：“郝先生，你向我反映情况，这很好。有些情况我也知道，但你的社会经验太少，你太年轻了。你不想想看，毛校长带着老婆、孩子一家六口人，他不另外想办法找些钱，怎么能生活下去呢？再说，这个学校的投资人就是他的亲戚，他就是贪污也是贪污自己的钱，我们不好说什么。毕竟他亲戚的义举大于他的不良行为，以后你马虎点就算了。”事后，他让司机送我回学校。途中，司机转告了冯将军的吩咐：“到了学校，你只管认真做好教学工作，不要管其他的事。”从那以后，我感到毛校长好像对我客气了许多。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原想冯将军一向疾恶如仇，他听到这些情况肯定会雷霆震怒，严惩这些贪污之人。没想到，他不但不严肃处理，还要我不要参与进去。一开始我想不明白，后来我才理解，冯将军是做大事之人，他担心我阅历不深而吃亏。通过这件事，我看到冯先生处惊不变、机智多谋的办事作风；也因为这件事，我在以后的为人处世中改变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