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两代相继执行的“以亲制疏”和“众建诸侯”之策，使王国数目增多，领域缩小；景帝悉收王国支郡以属中央，又使汉郡数目激增，至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共有王国二十五（西汉一代王国最高数），汉郡四十三。但是版图仍与汉初一样，并未扩大。汉武帝以后分全国为司隶部一，刺史部十三，共十四个监察区，上述一百零三郡国即依地域分属这十四部。

削藩弱国的意义

汉高祖刘邦建汉之初，中央机构继承秦制，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在地方上则实行“郡国并行制”，即一方面设郡，另一方面分封同姓和异姓子弟为王，建立诸侯国。诸侯国后来逐渐成为割据一方的地方势力。

文帝、景帝时，为消除地方势力对中央的威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文帝采纳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把齐国分成六个小王国，把淮南国分为三个小王国，以削弱其力量；景帝采纳晁错“削藩”的建议，削减了几个诸侯王的封区，导致了以“清君侧”为借口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下令取消了诸侯王的治民权，又减缩诸侯王的统治机构，降低王国官职的等级，使之成为中央直接管理的一级地方行政单位，基本上解决了刘邦实行诸侯王制度的弊病，到了汉武帝时期又实行推恩令，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郡国并行制的作用

汉初政权推行郡国并行制，扩大地方王国的自治权力，中央政府对地方事务不多加干涉，也是当时“无为而治”的表现形式。其时的郡国并行制，对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起了较大作用。

一、增强了各国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主动性。这时诸侯王国封域大多以历史、地理诸因素形成的地域为界，每一王国成为各具特点的经济区域，故为当地政府发展地方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诸侯王在国内有治民和财政自主权，大大加强了各国政权发展本地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史记·吴王濞列传》说：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就是说，汉初王国、侯国的诸侯、列侯都对本国的老百姓采取优抚政策。其目的就是为了招致天下亡命，安置流亡人户，使人民积极从事生产，以发展王国经济。吴王刘濞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贱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佗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余年.太史公亦云：吴王能薄赋敛，使其众，以擅山海利.吴王濞就这样通过种种优待国民的办法，调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因而促进了吴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淮南厉王长，收聚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与财物爵禄田宅.说明淮南王为争夺更多的劳动人手，不惜对流民甚至逃犯皆赐予优厚待遇。而胶西于王端因故令吏毋得收租赋①，从而使老百姓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再生产，亦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又据《汉书·淮南王传》：淮南王安……亦欲以行阴德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刘安及其门客所著《淮南子》一书，其中就有当时关于农业气象和生产经验方面的论述，认为为治之本，在于安民，告诫统治阶级必须节欲、省事，使民足用，勿夺（农）时等等，提出顺应自然、遵循客观规律的发展经济方针。这些都可说明西汉前期诸侯王在恢复发展本地经济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当时人口流散、百业待举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甚至中央政府和诸侯王国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生产劳动力的竞争。

其时中央所属郡县的成年男子，要到边地或京师屯戍，而王国所属之人，只在本王国范围内服役，有的诸侯王还给服役者以工钱，卒践更，则予平贾.因此，中央郡县就有许多人户逃亡到诸侯王国去。《汉书·贾谊传》载贾谊上疏曰：今淮南地远者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悬）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若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其势不可久。当时贾谊就觉察到诸侯王国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已构成对中央政府的威胁。此外，那些分散在郡县的侯国也尽可能地利用自己有限的职权，招徕流亡，增殖户口，奖励开荒，以图增加地税收入。这样，许多侯国的户口迅速增长。

西汉前期，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2%，①而当时许多侯国的户口增长率都超过此数，有的甚至高达20%以上，说明他们设法招引来的户口较多。《汉书·高惠高后功臣表》说：逮文、景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可见侯国在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方面的作用。由于各级地方政府积极主动性的发挥，当时形成全社会的连锁反应，出现了举国上下竞相安抚百姓、努力发展社会生产的情景。

《史记·曹相国世家》。

《史记·五宗世家》。

二、便于各国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生产汉初诸侯王国政治、经济权力的扩大，也利于各国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充分开发各地的自然资源。《史记·高祖本纪》载齐国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故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①。当时齐国政府除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因地制宜地发展本地生产外，还专门设有经营盐铁生产的机构，以开发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十钟山房印举》收有齐国的海右盐丞印。传世的封泥有琅琊右盐、齐铁官长、齐铁官丞、临淄铁丞等。另《古泉大辞典补遗》载吴县蒋伯斧藏高抑四铢、临菑四铢、阳丘四铢、东阿四铢、宜阳四铢、姑幕四铢八品，皆出于齐地。还有《善斋吉金录》著录济南出土的四铢钱101个，都是汉初齐国开采铜矿自铸之钱②。这些保存下来的文物足以说明齐王肥和他的继承者为发展当地经济所作出的努力。吴国，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吴王濞为了开发当地资源，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③。《西京杂记》卷三也提到吴王亦有铜山铸钱，故吴钱微重，文字肉好与汉钱不异.吴国就是充分利用地方优势而富强起来的。赵地多铁矿，故赵国以冶铸为业④。此外，燕、代北国，因其自然条件，发展成半农半牧的经济区。南方长沙等国，利用水利之便，广开水田种植稻谷。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水稻品种来看，就有秈、粳、粘糯之别，谷粒外型有长、中、短粒之分，有的稻谷有芒，有的无芒。这些众多的稻各种类，说明西汉初期长沙国一带，水稻种植已经普遍。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物中，还可见许多精美的刺绣。其中有信期绣、长寿绣、乘云绣等等，说明驰名中外的湘绣早在长沙国时就已发展到较高水平。

参看袁祖亮《西汉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初探》，《史学月刊》1981年第3期。

《史记·货殖列传》。

参看陈直《汉书新证·食货志第四下》。

《史记·吴王濞列传》。

《史记·酷吏列传》。

总之，西汉初期郡国并行制的推行，相对增大了王国行使政治经济的自主权力，促进了地方政府恢复发展当地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另一方面，随着中央和王国直接统治范围的相对缩小，有利于统治阶级把握各地的风土民情，充分发挥地方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生产，从而推动整个西汉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三、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由于实行郡国并行制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所以地方王国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吴王刘濞经过三、四十年的苦心经营，搞活了地方经济，很快使吴国成为东方的经济强国。《盐铁论·错币篇》记载：吴王擅障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滑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吴王濞积累的大量财富为发动七国之乱提供了物质基础。他曾经遗诸侯王书说：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为此，愿诸王勉用之。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①刘濞所说的未必尽能兑现，但从中可以看出吴国人民短期内所创造的巨量财富。

齐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也是惊人的。且不说农业、盐铁业的兴盛，单就齐都临淄的繁荣，足可以说明问题。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主父偃曾对武帝说：齐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①可知齐都临淄在汉初70余年间，已发展成为10万户人口的大城市。而且城内工商业发达，仅齐国政府收取的市租就有千万钱。其时临淄的繁荣殷富已经超过了中央都城长安，成为东方的一大都会。城市经济是社会经济的集中表现，由此可见齐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关于长沙国，文帝时，贾谊曾上《治安策》说：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说明在汉初诸王国中，长沙国的经济力量是较薄弱的。而长沙马王堆一、二、三号汉墓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该地经济发展的实物证据。这三座汉墓出土了数千件随葬物品，其中有丰富的粮食瓜果品种，动物骨骼和食品，有500多件保存完整的精美漆器和100多件基本完好的丝织物及服饰等等。如果从入葬年代先后来看，这三座汉墓越到后来，规模越大，越奢侈豪华。这种现象，也从侧面反映了西汉前期社会物质财富在几十年间的迅速增殖。②当时关东广大地区，绝大部分是诸侯王统治区。而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十万石.但自武帝以后，岁漕关东四百万斛以给京师③。其时仅漕粮就增至汉初的40倍。这一信息透露了西汉前期整个关东诸侯王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概况。另据《汉书·地理志》等记载：西汉中期汉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置了手工业基地共91处。这些地方的手工业生产不一定在西汉前期都已进行，但可以肯定，当时大都有了相应的手工业工场。这些手工业工场相当于西汉前期王国地区的有盐官19处、铁官29处、工官2处，共50处。我们从这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诸侯王国手工业经济发展的情况。

《汉书·吴王刘濞传》。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参看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又《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75年第1期。

参见《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上》。

总之，西汉前期诸侯王国侯国的经济发展较快。当时诸侯王国的总面积占西汉全部疆土的大半，侯国亦遍布各地，因此对整个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汉初分封王国、侯国制度也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主要是增加了大批食利阶层，而且，汉初封建诸侯，广其疆域，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这无疑是导致地方分裂的一个因素。但不能因此否定在汉初特定历史环境中，这一政治经济体制所产生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