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剑在远古时期，是近身搏斗和护身的武器，佩戴短剑也是一个勇士的象征，因此，匈奴男子使用的短剑，不仅锋利，而且非常重视对柄部的装饰。

青铜刀是当时人们使用最频繁的工具之一，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反映出铜刀使用上的差别；这是制作青铜刀的模具---石范，由此可以看出青铜刀已在相当成熟的条件下制作、生产并广泛使用，人们在进行动物屠宰和饮食加工过程中，都离不开青铜刀。

鄂尔多斯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制作精美，在众多的金银饰牌中，彰显出青铜工艺的精湛。

这是一件虎猪咬斗纹金饰牌，猛虎和野猪嘶咬得难解难分，身体滚动在一起的瞬间，塑造了后肢翻转的艺术造型。

马是游牧民族生产、代步和作战的主要工具，正是由于骑马术的出现和娴熟的驭马技术，才使得他们在与其它民族的对抗中占据了先机，马既是他们的忠实伴侣、也是他们的宝贵财富，因此各式马具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便于驾驭马的节约、防护马要害部位的马面饰。

游牧民族的生活需求和他们的生活习俗是促进鄂尔多斯青铜器铸造技术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然而有意思的是，鄂尔多斯地区却没有发现在当时的年代，生产铜矿的记载，那么他们铸造的原料从哪儿来呢？

在鄂尔多斯地区大量的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究竟是在哪里铸造的呢？这一直是学术界多年来非常关注的问题。朱开沟文化的发现对于鄂尔多斯青铜器的起源有了一个明确的答复。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这么大量的青铜器，而且又发现陶范、石范，通过这点来证明：青铜器只能在本地铸造。那么，它的铜矿资源就应该是和周边地区通过贸易交往形式来得到的。这个在文献记载当中也有一定的说明，好比说，贾谊在对汉文帝建议应该加强对铜铁出塞的控制，通过这点来达到遏制匈奴的目的。　鄂尔多斯不仅是联接北方与中原文化的自然通道，还是各种政治势力和军事集团频繁争夺的地区之一；约从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时期，到公元15世纪的明王朝，中原历代的许多王朝均在这一地区修筑长城，其目的就是阻止北方民族南下，鄂尔多斯地区就成为各种文化、政治等信息的集散地，正是中原地带和高原地区的频繁的贸易往来，使鄂尔多斯地区了解了青铜器，并通过贸易得到了铸造的原料。

鄂尔多斯青铜器承载着历史人类的血脉和千年变革的涤荡，它独有的魅力和极高的史学价值，成为中国古代北方文明恢宏诗篇中精彩的乐章。

从19世纪末叶开始，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了大量以装饰动物纹为特征，具有浓郁草原游牧文化风格的青铜及金、银制品。其中，鄂尔多斯地区的青铜器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最具特征，被称作“鄂尔多斯青铜器”。2006年这个市建成青铜器博物馆，展出各类青铜器等文物900多件，成为鄂尔多斯市一道独具特色的文化风景线。

鄂尔多斯青铜器多为实用器物。按用途分类大体可分为兵器、工具、装饰物品、生活用具、车马器等几大类。其中，青铜短剑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最常见、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青铜短剑的长度一般在25至30厘米左右，剑身的宽度在2.5至3厘米左右。剑身扁平，平面略呈柳叶形，横截面呈扁菱形，有的剑身中部有圆柱状脊，直刃，剑身与剑柄之间设“一”字形或两端呈斜翼状、舌状突起的剑格，绝大多数为直柄，少数为曲柄，柄首端极具装饰性。有专家指出，作为凶猛彪悍的早期北方民族所使用主要兵器之一的短剑，昭示马背民族勇猛、善战，敢于近身肉搏的精神。

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有一定数量的圆雕青铜饰件，种类有伫立的羚羊、卧马、狻猊等，造型生动，制作精美，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动物脚下都设有或圆或方的管状銎，专家把这类器物称为“杆头饰”。民族学研究学者指出，古代先民崇拜大自然中的生物，将它们视为图腾，依仗它的神力保佑族群的平安，这是许多原始民族共同的习俗。而将崇拜物形象装饰于杆顶或杖端，则是早期北方民族图腾崇拜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诸如此类性质的器皿还有很多，而闻名遐迩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尽管是以日常实用器皿为主，但属于首领、神职人员（萨满）等使用的、具有特殊使命的器类也占有相当的比重。而且由于这类器皿身份的不同，包括附着在它们身上的装饰纹饰，具有不同的寓意和深邃的内涵。

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展出的一件件饱含生动、奔放、性野、彪悍个性的青铜器，生动地再现了两千多年前我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面貌，透过这些青铜器参观者不仅对我国北方游牧文明会有全新的了解，同时对5000年中华文明的多元化融合会有全新的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