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造成死亡三人以上或者重伤十人以上，负事故主要责任的；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百万元以上，负事故主要责任的；

（三）其他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情节特别恶劣或者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十二条　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四条至第一百三十九条之一规定的犯罪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未依法取得安全许可证件或者安全许可证件过期、被暂扣、吊销、注销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二）关闭、破坏必要的安全监控和报警设备的；

（三）已经发现事故隐患，经有关部门或者个人提出后，仍不采取措施的；

（四）一年内曾因危害生产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

（五）采取弄虚作假、行贿等手段，故意逃避、阻挠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实施监督检查的；

（六）安全事故发生后转移财产意图逃避承担责任的；

（七）其他从重处罚的情形。

实施前款第五项规定的行为，同时构成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的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第十三条　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四条至第一百三十九条之一规定的犯罪行为，在安全事故发生后积极组织、参与事故抢救，或者积极配合调查、主动赔偿损失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第十四条　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投资入股生产经营，构成本解释规定的有关犯罪的，或者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犯罪行为与安全事故发生存在关联性的，从重处罚；同时构成贪污、受贿犯罪和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第十六条　对于实施危害生产安全犯罪适用缓刑的犯罪分子，可以根据犯罪情况，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与安全生产相关联的特定活动；对于被判处刑罚的犯罪分子，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三年至五年内从事与安全生产相关的职业。

最高法 最高检 公安部《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

五、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擅自移动窨井盖或者未做好安全防护措施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定罪处罚。

从刑法理论上划分，重大责任事故罪属于业务过失类犯罪，是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犯罪（即指从事业务的人员，违反业务上的注意义务，造成他人死伤的行为）。该罪的主体，要求是从事容易引起死伤结果的业务的人员，即该罪中的“业务”要求有侵害他人生命，身体的可能性，这也是区别与其他“业务”（如侵占类）身份的标志。因而，有学者指出该罪的主体属身份犯。世界各国立法中对该类型犯罪的设置各有不同，有的没有将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而是作为一般过失犯罪论处，如《德国刑法》。有的则在过失致死伤罪之外，另规定了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罪，如《日本刑法》、《意大利刑法》等。《日本刑法》第211条规定：“懈怠业务上必要的注意，因而致人死伤的，处五年以下惩役或监禁或五十万元以下罚金。”《刑法修正案（六）》修正的涉及重大责任事故的条款为《刑法》第134条和第139条，该两条中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构成主体是不同的。

从我国《刑法》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规定看，《刑法修正案（六）》将《刑法》第134条的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从特殊主体修改为一般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本罪对于主体上的要求就完全消失了。事实上，要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其主体必须是从事某项“业务”的人，主体特征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刑法修正案（六）》中“在生产、作业中”的界定性表述，正是对主体身份的明确要求。从刑法的意义上讲，“在生产、作业中”本身就是指从事一种“业务”过程中，这种“业务”一般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必须是基于社会生活上的地位的事务。即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不是自然的日常行动；

第二，必须具有反复性、持续性。而这种反复性和持续性是指性质上的反复，而不是单纯的行为人行为上的反复；

第三，必须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即存在对人的生命、身体造成侵害的危险。

作为重大责任事故罪所侵犯的客体的生产安全，是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危害生产安全，同样表现为能够使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的损害，其特点是这些损害发生在生产过程中。据此，笔者认为，重大责任事故罪应当是一种身份犯，但此处的身份并不仅限于合法取得之身份，其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在从事生产，作业活动中违反有关安全规定造成的损害之后果的。

《刑法修正案（六）》在《刑法》第139条后面增加了一条，即“在安全事故发生后,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报或者谎报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重大责任事故属于安全类事故，因而该条应适用于《刑法》第134条之情形。从本条规定看，应当属于一种法律拟制，构成《刑法》第139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应是特殊主体。重大责任事故发生后，因不报或谎报而造成的损失，事实上是责任事故后果的延伸。但在实际案件中，往往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的人本身不能或不具有向有关方面报告的资格，即行为人对事故损害结果的发生和扩张处于无法控制的状态。而此时，负有报告义务的人，出于各种利益原因，不报或谎报致使损害结果失控、加重。因此，构成《刑法》第139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并不是真正的重大责任事故制造者，而是本身与事故的发生无关（本身是事故制造者则适用《刑法》第134条，而不报、谎报行为便作为情节了），在事故的善后处理中应履行职务而不履行或不全面履行职务的，法定的“负有报告义务”的人，是以一定的职务，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是法定的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论的情况。因此，适用《刑法》第139条第2款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应为特殊主体。

《刑法》原第134条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客观方面表述为：“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刑法修正案（六）》将之修改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删去了“不服管理”内容，同时将“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作为加重情节另款规定，并在法定刑的设置上予以提高。同时，根据《刑法修正案（六）》，《刑法》第139条之规定“在安全事故发生后，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报或谎报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的，情节严重的”也成为该罪客观行为之内容。

一直以来，学界在对重大责任事故罪客观方面构成要素的概括上不存在重大的分歧，只是在具体的表述上略有差异，笔者认为行为构成该罪应当同时具备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必须具有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的行为；二是违规的行为必须发生在“业务”过程中；三是行为必须造成法定的后果，三者缺一不可。

违反规定

违反安全管理规定，是以管理制度的客观存在为前提的。一般而言这种管理规定应当包括三种情况：

一是国家颁布的各类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

二是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上级管理机关制定的反映安全生产客观规律并涉及工艺技术、生产操作、技术监督、劳动保护、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规程、规章、章程、条例、办法和制度及不同的单位按照各自的特点所作的有关规定；

三是该类生产、作业过程中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反映了生产、科研、设计、施工中安全操作的客观规律，已为人所公认的操作习惯和惯例等。

《刑法修正案（六）》删除了原“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而仅表述为“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同时将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单列。这并不意味着“不服管理”的行为已经被排除在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行为之外。相反，所谓的不服管理，本身就是一种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行为，这种行为已经为违规行为所囊括，而不需要单独表述。学界对“不服管理”与“违章操作”之间关系的论述也大多明确了两者之间的涵盖关系。我们通常所说的“不服管理”无非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不服从本单位安全生产的要求或者不服从单位领导有关安全方面的工作安排。而实际的生产、作业中，许多情况下，“不服管理”与“违反规章制度”无论是内容还是性质都是一致的。如：如擅自移动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标志、开关、信号，在禁火区生产时使用明火作业，又如值班时外出游玩、睡觉打盹、精神不集中等都难以单纯地评价其究竟是不服管理还是违反规章，但从企业操作的总体流程评判，凡是不遵守有关要求的行为都无疑是一种违规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刑法修正案（六）》对“不服管理”的删除仅仅是对累述文字的取消，并未从实质上改变客观行为的表述。

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的把握

从《刑法》原第134条的规定看，重大责任事故罪在客观方面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行为人“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六）》将这一行为作为加重情节，专设一款并加重了法定刑。从刑法评判的角度进一步区分了重大责任事故罪中不同行为的法律否定程度，解决了两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理清了一般的违章指挥他人作业的行为与“强令”行为的界限。所谓的强令，即有关生产指挥、管理人员利用职权强迫命令职工违章冒险作业。在这种表现形式中，首先是工人不愿听从生产指挥、管理人员的违章冒险作业的命令，其次是生产指挥、管理人员利用自己的职权强迫命令工人在违章的情况下冒险作业，即强迫工人服从其错误的指挥，而工人不得不违章作业。可见所谓的“强令”应当是在完全违背了操作者主观意愿的情况下，因而其行为的否定性更大，这与通常情况下管理人员的错误指挥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刑法》原134条将“强令”与违章并列，容易导致对管理人员行为的错误判断，要么将一般的错误指挥上升到强令的程度，要么把管理人员的错误视作为法律的空缺。事实上，通常情况下管理人员的违章指挥并不能上升到强令的程度，客观地讲，这种指挥本身实质还是一种违章操作的行为，与工人的违规属相同的性质，由此而产生了法定的严重后果，则应当按照普通的违章操作来认定。

第二，明确了对“强令”行为的否定评判。将从事生产的一般工人与管理指挥人员的不同职责明确地表现出来了，并在法定刑的设置上予以提高，一般而言，作为指挥或管理人员，在明知他人不愿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地违反注意义务，其过错程度较之一般的个人违规更甚，影响也更大。《刑法修正案（六）》的这一修改，较为全面地在刑法框架中反映了重大责任事故中的职、责相统一的立法精神。

重大责任事故罪是指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对象是人身和财产。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行为是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这里的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是指违反有关生产安全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因此，这种有关安全生产规定包括以下三种情形：

（1）国家颁布的各种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

（2）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上级管理机关制定的反映安全生产客观规律的各种规章制度，包括工艺技术、生产操作、技术监督、劳动保护、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规程、规则、章程、条例、办法和制度。

（3）虽无明文规定，但反映生产、科研、设计、施工的安全操作客观规律和要求，在实践中为职工所公认的行之有效的操作习惯和惯例等。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这里的过失，是指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主观心理状态。

认定本罪中企业、事业单位

第一，是否必须是依法成立的企业、事业单位？是否必须是公有制企业、事业单位？个体私营企业是否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刑法规定重大责任事故罪，目的在于惩治那些严重危害企业、事业单位正常的生产、作业安全秩序的行为。无论是依法成立的企业、事业单位还是非法成立的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无论是公有制企业、事业单位还是私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其违反规章制度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行为，都是对企业、事业单位正常的生产、作业安全秩序的破坏，其行为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对同样性质的危害行为应进行同样的法律评价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要求。因此不管是否属于依法成立的企业、事业单位，也不管企业、事业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如何，只要其客观上属于企业、事业单位，其职工就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对个体企业中的从业人员是否成为本罪的主体，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规定，群众合作经营组织、个体经营户的主管负责人和从业人员也属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主体，最高人民检察院还规定无证开采的小煤矿从业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强令其他从业人员违章冒险作业，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的应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

第二，是否必须是从事生产、作业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从逻辑结构上看，“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是从属于“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这一种概念的从属概念，因此，前者的性质受制于后者的性质。既然，刑法并没有对“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性质作任何的限定，就不能说凡是可以成为本罪主体的都是以从事生产、作业活动为主业的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而且，在实践中，不以从事生产、作业活动为主业的企业、事业单位中也有从事生产、作业活动的部门，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从事生产、作业活动中违反规章制度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经济损失的事故，也会危害这些部门的生产、作业安全秩序。因此不管企业、事业单位是否以从事生产、作业活动为主业，只要该单位中有从事生产、作业活动的部门，该企业、事业单位就属于刑法第134条规定的企业、事业单位。

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认定

第一，触犯本罪的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是否必须是该单位的正式职工？企业、事业单位与其职工之间的关系形式多种多样，有合同工，聘任工，长期工，临时工等等，但并不影响其职工能否成为本罪的主体。因为，本罪是职工在从事本单位生产、作业活动的过程中违反规章制度，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的行为，只要行为人属于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在从事本单位的生产、作业活动过程中违反了规章制度，造成重大责任事故时，就构成了本罪。

第二，是否该单位的所有职工都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是否符合本罪的主体要件，关键是看该职工的违章行为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是否在其从事本单位的生产、作业活动中违反有关保障生产、作业安全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行为造成的，如果是，就符合了本罪的主体要件，否则，就不能以本罪追究该职工的刑事责任。简言之，只有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在从事生产、作业活动时才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而不管在其从事生产、作业活动之前从事的是何种工作。

罪过形式

对于本罪的罪过形式，中国刑法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中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认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犯罪过失，既可以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也可以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至于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则可能是明知故犯。

第二种观点认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间接故意，因为这种犯罪的行为是违反规章制度，而违反规章制度大都属于明知故犯。

第三种观点认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过形式既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间接故意。

本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间接故意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尽管实践中不少情况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属违反规章制度是明知的，但不可否认，在一些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客观上违反了规章制度，主观上其本有能力认识到，只是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违反规章制度的性质，进而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难道对这种过失犯罪就可以不处罚了吗？从刑法的有关规定看，并没有这样的意思。那么，能否将这种过失犯罪作为一般的过失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在刑事立法对过失犯罪的规定已经进化到明确区分业务过失犯罪和一般过失犯罪而分别规定的情况下，将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业务过失犯罪按一般过失犯罪处理，显然违背立法者的意图。从实践中看，即便在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况下，行为人对自己的违章行为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往往也是持一种反对、排斥、根本不希望其发生的过于自信过失心理态度，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对自己的违章行为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属过失心理的情况大量存在。因此，将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过形式理解为过失既与实际情况相符，也与刑法规定的精神不相违背。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过形式既包括过失，也包括间接故意呢？换言之，在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规章制度，并对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的态度时，认定其行为构成了重大责任事故罪呢？根据世界各国刑法分则的立法惯例，一种犯罪的罪过形式要么是故意，要么是过失，一般不存在同一犯罪既可是故意又可是过失的情况。中国刑法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但并不严格，在极个别犯罪中也明确规定该罪主观上既可是故意也可是过失，并适用同一的法定刑。如刑法第398条规定的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和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即是。对于刑法中这种明确规定同一犯罪既包括故意又包括过失两种犯罪心理的规定，从坚持罪刑法定这一最高的刑法基本原则考虑，没办法做违背刑法的解释，只能在司法实践中由法官根据两种罪过心理的性质而自由决定其刑罚的轻重。但是，对于象刑法第134条这种没有明确规定重大责任事故罪主观上同时包括犯罪过失和间接故意的规定，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刑法理论上的通行见解，将该罪的罪过形式解释为仅限于犯罪过失这一种罪过形式。

本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是“由于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因此，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在客观上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行为人必须具有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

二是行为人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只能发生在生产、作业过程中并与生产、作业有直接关系；

三是行为人在生产、作业过程中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必须造成了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在认定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时候，存在一个如何正确认识风险业务的问题。某些业务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风险，此为风险业务。在当前高科技的情况下，风险业务也随之增加。根据传统的过失理论，当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时，应立即停止这一行为。否则，便为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即违反回避危害结果的义务。所以，对这类业务活动应当禁止。否则，发生损害结果的，就会以过失犯罪论处。显然，这种做法虽然能够回避风险，但却不能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这种情况下，在刑法理论上提出允许的危险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过失犯罪的成立范围。这里所谓允许的危险，指某种具有危害倾向的行为，因有益于社会而允许其实施的合法行为。允许的危险的意义在于，一是一定程度上免除开办风险业务的组织者、管理者的过失责任；二是一定程度上免除从事风险业务的业务人员的过失责任。由于重大责任事故罪一般均发生在风险业务领域，因此在认定本罪的时候，应当正确地适用允许的危险这一理论，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在司法实践中，除了要在总体上科学把握本罪的客观方面构成条件外，还应准确的把握和认定以下几个问题：

违反规章制度行为

本罪中所谓的规章制度，是指与保障安全生产、作业有关的规章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对此作过明确的解释，即“是指国家颁发的各种法规性文件，和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上级管理机关制定的反映安全生产客观规律的各种规章制度，包括工艺技术、生产操作、技术监督、劳动保护、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规程、规则、章程、条例、办法和制度等，它们都具有不同的约束力和法律效力。同时包括那些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反映了生产、科研、设计、施工中安全操作的客观规律与要求，长期为群众所公认的行之有效的正确的操作习惯与惯例。”

不同岗位的人员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具有不同的形式。普通职工违反规章制度，主要表现为不服管理，不听指挥，不遵守操作规程和工艺设计要求，盲目蛮干，或者擅离岗位。技术人员违反规章制度，主要表现为违背科学原理，对设计、配方等应予论证、检验而不进行论证、检验。生产管理人员违反规章制度，主要表现为不遵守劳动保护法规，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或者违背客观规律在现场瞎指挥。

认定生产、作业过程中

1.“生产、作业”范围

所谓生产、作业，是指人类采用一定的工具或方法作用于一定的劳动对象，使之发生性质、形态或形状的改变或位置的移动，从而适合或满足人类的某种物质需要的活动。这样，从行业上来看，生产、作业就包括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修理业、运输业等行业。从形式上看，一般包括三种形式：一是普通职工的直接操作活动；二是科技人员的设计、实验、化验活动；三是指挥、管理人员对工人的生产、作业的指挥、管理活动。

2.生产、作业过程中

通常认为，生产、作业过程中是指从制定生产计划、进行生产设计到从事生产作业、进行施工直至生产任务完成，都属于生产作业过程的范围。职工在没有从事生产、作业活动，或者在休息时间违反有关的保障安全的规章制度造成严重事故的，都不属于重大责任事故罪。

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认定

刑法规定了“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两个标准，造成的结果具备其一便构成犯罪。也就是说虽然有违章行为，但尚未造成重大伤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必要时可予以适当的行政处罚。

自然事故的区分

自然事故是指自然原因而引起的事故，这种自然原因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非人力所能控制，因而行为人对于由于自然原因所造成的损害结果，客观上没有因果关系，主观上没有罪过，不应对其承担刑事责任。自然事故有两种情形：一是意外事件引起的自然事故，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没有预见，在当时情况下也不可能预见。二是不可抗力引起的自然事故，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已经预见，在当时情况下不可避免。我认为，在区分重大责任事故与自然事故的时候，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考察：

（1）是否存在违章行为，自然事故的引起往往与违章行为无关。在没有违章行为的情况下可以排除重大责任事故。

（2）是否存在着主观过失，自然事故的引起是超出人们的主观意志的，属于意外事件与不可抗力。在司法实践上，造成了重大损害结果，并非都属于重大责任事故，只有在排除自然事故的情况下，根据行为人的主观与客观情况，才能认定其行为是否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因此，重大责任事故与自然事故之区分，乃是罪与非罪之区分。

技术事故的区分

技术事故是指因技术设备条件不良而发生的事故。技术事故由于是技术设备条件造成的，因而具有不可避免性，并非所有由于设备原因引起的事故都是技术事故。因为设备是由人操作规程的，同样也是由人护理的。如果设备出现障碍，操作者或者护理者应当发现而未能发现，造成重大事故的，仍然应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论处。只有在事故是由设备原因引起并且是在人所不能预见或者不能避免的情况下发生，才能定为技术事故。

冒险作业的认定

（一）受一般的违章指挥而冒险作业的情况

工人在他人提出要实施违章冒险作业的要求的同时或之后，无任何威胁的言辞或行为的情况下，如果工人明知对方要求自己实施的是违章冒险行为，并可能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这时工人并没有受到明显的或过多的外在压力，其意志是相对自由的，他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否要实施违章作业行为，因此该工人对自己违章冒险作业行为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就具有过失心理，应当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只是在处罚上应比对方轻一些；如果工人没有认识到对方要求自己实施的是违章冒险作业行为，因而也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即使该工人本来具有这种认识能力，只是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认识到，也不能让其负担任何刑事责任。因为，在现代的企业、事业单位，职工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在客观上要求一方对另一方的行为给予信赖，被要求的一方并无审查对方行为是否合法的义务。尤其是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行为不仅应给予更多的信赖，而且一般情况下对领导者的要求应是绝对地服从。如果追究工人的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事责任，就过于苛刻。

（二）受威胁而被迫冒险作业的情况

工人在他人提出要实施违章冒险作业的要求的同时或之后，又有威胁的言辞或行为强迫工人实施违章冒险行为，即使工人明知对方要求自己实施的是违章冒险行为，并可能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也不应该让工人负担任何刑事责任。因为，工人面临的是不实施违章冒险行为就必定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此时不可能期待工人不顾自己的合法权益受损害而不去实施对方强迫自己实施的违章冒险作业行为。因此，即便是该工人主观上可能存在过失，客观上又实施了违章冒险作业的行为，但从整体上看，其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况，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讲，该工人也是受害者，就不宜让其承担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的规定，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即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构成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的行为。在1979年刑法中，交通肇事罪的主体在一般情况下是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非交通运输人员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由此可见，1979年刑法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由于当时的交通工具主要用于营运活动，社会私人车辆几乎没有，因而立法强调该罪的企业事故性质。随着我国社会私人车辆的大量增加，交通肇事罪的企业事故性质有所淡化。因此，1997年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删去了关于非交通运输人员犯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使本罪的犯罪主体成为一般主体，任何人员只要从事机动车船驾驶的，均可成为本罪的主体。因此，交通肇事罪虽然还包含一部分企业事故犯罪，但大量的是一般过失犯罪。但在1997年刑法修改以后，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关系有所变化，主要是交通肇事罪的主体一般化，企业事故犯罪的性质淡化。只有从事交通运输的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犯交通肇事罪的，才与重大责任事故罪具有特殊与一般的竞合关系，其他人员犯交通肇事罪的，则与重大责任事故罪没有关系，只是一般的过失犯罪。在这个意义上说，交通肇事罪既包括业务过失犯罪，又包括普通过失犯罪。

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由于其所构成的范围不同，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厂矿、学校或者其他单位内发生汽车肇事的，到底是定重大责任事故罪还是定交通肇事罪，社会存在争议。对此，我国刑法学界存在场所论与业务论之争。场所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区分应以肇事场所为标准，即事故发生在厂矿企业内的为重大责任事故；发生在厂矿企业外的场所，则为交通肇事罪。业务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区分应以从事业务的性质为标准，即着重注意事故是否发生在特定的生产线上，发生在特定的生产线上的，应定重大责任事故罪，不是发生在特定的生产线上而是发生在交通线上的，则应定交通肇事罪。

对于这个问题，1992年3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厂（矿）区内机动车造成伤亡事故的犯罪案件如何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指出：在厂（矿）区内机动车作业期间发生的伤亡事故案件，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内，因违反交通运输规章制度，发生重大事故，应按交通肇事罪处理；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发生重大伤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应按重大责任事故罪处理；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外发生的，应当定重大责任事故罪。这一司法解释强调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在此范围外的，均定重大责任事故罪；在此范围内的，根据业务活动的性质，分别定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据此可以正确地区分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