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1-30 17:55
《重有感》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作。此诗隐晦地表达了作者对“甘露之变”后国家政治形势的看法,诗中对刘从谏上表之事予以肯定,主张各地的武装力量进兵京城,铲除阉党,恢复皇帝的自由,为朝廷分忧,体现了作者关注国家命运的精神和强烈的正义感。全诗议论深刻,爱憎分明,用典工切,造语精严,虚词运用巧妙,文势变化跌宕。
重有感
玉帐牙旗得上游⑴,安危须共主君忧⑵。
窦融表已来关右⑶,陶侃军宜次石头⑷。
岂有蛟龙愁失水⑸,更无鹰隼与高秋⑹!
昼号夜哭兼幽显⑺,早晚星关雪涕收⑻?
⑴玉帐牙旗:指出征时主帅的营帐大旗。得上游:居于有利的军事地理形势。
⑵安危:偏义复词,这里偏用“危”义。须:应当。主君:指皇上。
⑶窦融:东汉初人,曾任梁州牧。此处指代刘从谏上疏声讨宦官。
⑷陶侃:东晋时荆州刺史,时苏峻叛乱,陶侃被推为讨伐苏峻的盟主,后杀了苏峻。石头:石头城,即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
⑸蛟龙:比喻掌握天下大权的天子。愁:一作“曾”,一作“长”。
⑹鹰隼:比喻猛将名臣。《左传·文公十八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隼之逐鸟雀也。”鹰隼之喻用其意。与:通“举”。
⑺幽显:指阴间的鬼神和阳间的人。
⑻早晚:即“多早晚”,什么时候,系不定之词。星关:天门,指宫廷,即皇帝住处。雪涕:指落泪。
将军的玉帐牙旗正处有利地位,国家危难的时刻应与皇帝分忧。
虽然已像窦融从关右奏上战表,还应效法陶侃率大军进驻石头。
哪能有蛟龙为失水而愁的道理,偏没有鹰隼在高爽的秋空遨游。
京城里日夜号哭不分人世阴间,宫内何时能抹干眼泪恢复自由。
此诗作于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大和九年(835)十一月,宰相李训、凤翔节度使郑注在唐文宗授意下密谋诛灭宦官。事败,李、郑先后被杀,连未曾预谋的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等也遭族灭,同时株连者千余人,造成“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惨剧,史称“甘露之变”。事变后,宦官气焰更加嚣张,“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通鉴》)。开成元年二、三月,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两次上表,力辩王涯等无辜被杀,指斥宦官“擅领甲兵,恣行剽劫”,表示要“修饰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并派人揭露宦官仇士良等人的罪行。一时宦官气焰稍有收敛。作者有感于此事以及朝廷依然存在的严重弊端,写了这首诗。作者在写此诗不久前已就甘露之变写过《有感二首》,所以此篇题为“重有感”。
此诗首句“玉帐牙旗”,是说刘从谏握有重兵,为一方雄藩。昭义镇辖泽、潞等州,靠近京城长安,军事上据有极便利的形势,所以说“得上游”。这句重笔渲染,显示刘的实力雄厚,条件优越,完全有平定宦官之乱的条件,以逼出下句,点明正意: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作为一方雄藩理应与君主共忧患。句中“须”字极见用意,强调的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改用“誓”字,就变成纯粹赞赏了。“须”字高屋建瓴,下面的“宜”“岂有”“更无”等才字字有根。
颔联用了两个典故。东汉初凉州牧窦融得知光武帝打算征讨西北军阀隗嚣,便整顿兵马,上疏请示出师伐嚣日期。这里用来指刘从谏上表声讨宦官。东晋陶侃任荆州刺史时,苏峻叛乱,京城建康危险。侃被讨苏诸军推为盟主,领兵直抵石头城下,斩苏峻。这里用来表达对刘从谏进军平乱的期望。一联中迭用两件性质相类的事,同指一人,本来极易流于堆垛重沓,但由于作者在运用时各有意义上的侧重(分别切上表与进军),角度又不相同(一切已然之事,一切未然之事),再加上在出句与对句中用“已”“宜”两个虚字衔连相应,这就不仅切合刘从谏虽上表声言“清君侧”,却并未付诸行动的情况,而且将作者对刘既有所赞叹、又有所不满,既有所希望、又不免有些失望的复杂感情准确而细密地表现出来。不说“将次”,而说“宜次”,正透露出作者对刘的“誓以死清君侧”的声言并不抱过于乐观的看法。“宜”字中有鼓励、有敦促,也隐含着轻微的批评和谴责。
颈联中用了两个比喻。“蛟龙愁失水”,比喻文宗受制于宦官,失去权力和自由。“鹰隼与高秋”,比喻忠于朝廷的猛将奋起反击宦官。前者,是根本不应出现的,然而却是已成的事实,所以用“岂有”表达强烈的义愤,和对这种局面的不能容忍;后者,是在“蛟龙失水”的情况下理应出现却竟未出现的局面,所以用“更无(根本没有)”表达深切的忧恨和强烈的失望。与上面的“须共”“宜次”联系起来,还不难体味出其中隐含着对徒有空言而无实际行动、能为“鹰隼”而竟未为“鹰隼”者的不满与失望。
末联紧承第六句。正因为“更无鹰隼与高秋”,眼下的京城仍然昼夜人号鬼哭,一片悲惨恐怖气氛。“早晚星关雪涕收”是问什么时候才能收复为宦官所盘踞的宫阙,拭泪欢庆。这两句所表达的是对国家命运忧急如焚的感情。
用“有感”作为政治抒情诗的题目,创自杜甫。李商隐这首诗,不但承继了杜甫关注国家命运的精神和以律体反映时事、抒写政治感慨的优良传统,而且在风格的沉郁顿挫、用事的严密精切乃至虚字的锤炼照应等方面,都刻意描摹杜律。诗的风格,酷似杜甫的《诸将五首》;它的立意,可能也受到“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这两句诗的启发。但比起他后期学杜的律诗(如《筹笔驿》《二月二日》等),他前期的这类作品就不免显得精严厚重有余而纵横变化不足。
明·顾璘《批点唐音》:此篇所言何事?次联粗浅,不成风调。古人纪事必明白,但至褒贬乃隐约,未有如此者。
明末清初·吴乔《围炉诗话》:常熟钱龙惕夕公解曰:太和(即大和)九年十月,以前广州节度使王茂元为泾原节度使,逾月,李训事作,茂元在泾原,故曰“得上游”也。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三上疏问王涯等罪名,仇士良为之惕惧,故曰“窦融表已来关右”也。初获郑注,京师戒严,茂元与鄜坊节度使萧弘皆勒兵备非常,故曰“陶侃军宜次石头”也。上良辈知事连天子,相与愤怨;帝惧,伪不语,宦官得肆志杀戮,则蛟龙失水矣。涯等既死,举朝胁息,诸藩镇皆观望不前,谁为高秋之鹰隼、快意一击耶?曰“更无”者,伤之,亦望之也。至于“昼号夜哭”、雪涕星关,而感益深矣。
明末清初·贺裳《载酒园诗话》:首二句是言诸藩镇之拥兵者,责以主忧臣辱之义。“窦融表已来关右”,指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请王涯等罪名。“陶侃军宜次石头”,伤他镇无与之同心,兼讽刺逗留不进。“岂有蛟龙曾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正言事皆决下北司,宰相惟行文书,安危系于外镇。“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又举向时被祸之家,及目前株蔓犹未及者,激烈言之。愚意义山位屈幕僚,志存讽谕,亦可嘉矣。黄白山评:“蛟龙失水”喻君之失臣。时中人诬宰相王涯,舍元舆等谋反,尽杀之,数日间生杀除拜皆决于中人,帝不与知,故有“蛟龙失水”之喻。下句言朝廷不能正中人之罪,如鹰隼之不能顺秋令以击燕雀也。
清·屈复《唐诗成法》:前半时事,后半致慨。此首即杜之《诸将》也。亦不能如杜之深厚曲折,而语气颇壮,用意正大,晚唐一人而已。诸选皆不录者,但采春花之艳丽,而忘秋实之正果也。
清·宋宗元《网师园唐诗解》:忠爱之忱若揭。
清·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此篇专为刘从谏发,钱龙惕兼王茂元言之,徐氏又兼萧弘言之,皆非也。
清·纪昀《玉谿生诗说》:“岂有”“更无”,开合相应,上句言无受制之理,下句解受制之故也。揭出大义,压伏一切,此等处是真力量。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前有《有感》,故此曰“重”,皆咏甘露之事。钱龙惕笺得之半,失之亦半。先君云……(诗)虽兴象彪炳,而骨理不清;字句用事,亦似有皮傅不精切之病。如第四句与次句复,又与第六句复,是无章法也。试观杜公有此忙乱沓复错履否?末句从杜公“哀哀寡妇”句脱化来,似沉著,有望治平之意,而“早晚”七字,不免饤饾僻晦。
清·于庆元《唐诗三百首续选》:词严义正,忠愤如见,可配少陵。
清·施补华《岘佣说诗》:义山七律,得于少陵者深。故秾丽之中,时带沉郁,如《重有感》《筹笔驿》等篇,气足神完,直登其堂、入其室矣。
近代·俞陛云《诗境浅说》:此为感事之诗,必证以事实,始能明其意义,不仅研求句法。即以诗格论,玉谿生平瓣香杜陵,其忠愤铁荡之气,溢于楮墨,雅近杜陵也。
李商隐(约813—约858),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开成进士。曾任县尉、秘书郎和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因受牛李党争影响,被人排挤,潦倒终身。所作咏史诗多托古以讽时政,无题诗很有名。擅长律绝,富于文采,构思精密,情致婉曲,具有独特风格。然有用典太多,意旨隐晦之病。与温庭筠合称“温李”,与杜牧并称“小李杜”。有《李义山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