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俊烨声名显赫，经历传奇。1944年，在日本留学年仅24岁的他，被强征为侵华日军的学生兵，并被派至中国徐州。一个月后，他冒险从兵营逃亡，转而加入当地的抗日游击队。之后历经辗转，跋涉至重庆，投奔当时的由大韩民国在华临时政府组织的抗日光复军，并曾担任光复军总司令官李青天的副官。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进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研究生院研究中国史，并被当时的东方语言专科学校聘为外教。1948年，他转入台湾大学从事历史研究。回国后，他历任高丽大学教授、校长，并兼任高丽大学亚洲问题研究所所长。

在金俊烨的价值排序里，做教育家高于做政治家，从学高于从政。1961年，韩国5·16军事政变后，当时的朴正熙集团的2号人物金钟泌（韩国政治家，与金泳三、金大中合称“三金”）曾邀请他出任共和党秘书长，被他断然拒绝。1974年，前总统朴正熙邀请他担任统一院长官，也被他拒绝。1988年，前总统卢泰愚甚至邀请他出任国务院总理，结果，依然被他拒绝。

在他任高丽大学校长期间，因坚持学术自由，保护学生合法权利，反对全斗焕军政府开除示威学生等，一度被勒令辞职，全校师生还为此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护金运动”，金俊烨也因此被誉为“有良心的学者。”

中国往事

金俊烨生前始终把中国当“第二故乡”。

在中国，他做出了很多人生中重要的抉择。在西安参加光复军活动时，他选择了和闵泳珠喜结良缘。闵泳珠是时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外交部副部长闵弼镐的女儿、韩国独立运动先驱申圭植的外孙女。她自幼在中国长大，家教良好、才气过人，在金俊烨日后的事业和中国的交往中助力颇多。

此外，他还和很多中国人结下很深的情谊。他和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专业杨通方教授离散复聚合的故事是圈内人常提起的一段往事。

1945年抗日胜利后，金俊烨被指派到当时的东方语言专科学校担任外教，杨通方是他的第一批学生。他对老师的初印象里，是一个“戴眼镜，斯文的大高个。”1948年，学生毕业时，受当时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金九主席之托，金俊烨挑选杨通方在内的三名学生赶赴韩国seoul大学留学。没想到刚去没多久，南北起了战争，后来，杨通方被当地的华侨组织解救，送回国内，金俊烨则南下釜山避难。师徒就此离散。

三十年后，在夏威夷大学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金俊烨注意到来自北京大学的代表里有个杨通方的名字，勾起往事，不禁老泪纵横，他原以为爱徒已经在战争中亡故，并为此自责几十年，没想到有一天能重聚。

因当时中韩尚未建交，诸多不便，于是托人相约在美国见面。离散三十年的情谊至此重获接续。之后中国国内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很多高校的韩国学研究中心都直接在金先生的关心下建立起来的。

因为工作关系，曾担任北大东语系系主任的季羡林和金俊烨也有过往来。

在金九自传《白凡逸志》汉译本序中，他这样描述他们之间的交往。“到了80年代，通过杨通方的关系，认识了他的恩师，韩国大教育家、原高丽大学校长金俊烨博士。金博士热情、淳朴、和蔼、真诚，从任何方面来衡量，他都达到东方的最高伦理道德的标准。我们可以说是一见如故。这种情况，在我的一生中也是极为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