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航：欧阳宁秀的儿子，就读高三。因对同班同学毕莉莉有好感，便告诉了毕莉莉母亲有预测股票的能力，后被毕莉莉与其父亲毕庶乾设计陷害，导致毕莉莉怀孕，被学校双开。

米小旭：欧阳宁秀的小学同学，沉迷炒股。同学聚会后因为在炒股上小赚而推荐欧阳宁秀炒股，得知欧阳宁秀拥有预测股票的能力后，认为是小学同学胡敬向欧阳宁秀提供了信息，于是不停向欧阳宁秀索要股票信息。在欧阳宁秀拒绝提供股票信息后，为获得股票信息，捐赠了一个肾给胡敬的父亲，也因此而死，骨灰被放置在欧阳宁秀家中。

胡敬：欧阳宁秀的小学同学，经济学家，证监会副主席。“文革”期间造反派前来抄家时，为和父亲划清界限，主动迫害父亲。父亲患上尿毒症后，心怀愧疚。后欧阳宁秀捐肾给胡敬的父亲，但最后反悔，使得他气愤无比，但在得知欧阳宁秀有预测股市的能力后，又疯狂追求欧阳宁秀直至欧阳宁秀装疯。

毕莉莉：曲航的同学。被父亲毕庶乾设计陷害曲航导致自己怀孕。毕庶乾自杀后前来投靠欧阳宁秀。

毕庶乾：毕莉莉的父亲，投机商人。曾警告欧阳宁秀不许她的儿子给他女儿写情书，但得知欧阳宁秀有预测股票的能力后，设美人计利用女儿勾引曲航，威胁欧阳宁秀提供股票信息。在欧阳宁秀提供了错误的股票信息而导致破产后跳楼自杀。

康巨峰：欧阳宁秀的小学同学，《午报》的副总编辑。在得知胡敬追求欧阳宁秀、曲斌欲砍胡敬而入狱后，表示想帮助曲斌来找欧阳宁秀谈话，但真实目的是爆料独家新闻歪曲事实利用名人制造噱头。

新写实主义与小人物生存法则

《金拇指》通过欧阳宁秀和曲斌夫妻俩的生活境况，从侧面反映出：自轰轰烈烈的“文革”终于偃旗息鼓后，曾经作为“主人翁”的工人兄弟们也从社会舞台的中心退到了边缘，在“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里，这些重操旧业重返工厂车间岗位的昔日的先进分子们有了一种深深的幻灭感，像曲斌这样凭熟练的操作手艺干活吃饭的人，只是由昔日的“无产阶级”进入到了今天的“低产阶级”。随着他们在政治上使用价值的失落，他们的经济实力自然也随之下降，生活的质量也就同步下调，日子过得越来越不容易。“怎么过着过着我就成了没本事的人了？”曲斌的一句感慨表明了他心中的无奈。因此，希望儿子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是夫妻二人的唯一指望，他们本打算就是卖肾也要供儿子上大学，岂料儿子却因妈妈的“金拇指”卷入爱情陷阱而被学校开除丧失高考资格，这无疑是对曲斌夫妇的致命打击，更增添了小人物无法挣脱命运之手的悲剧性。

“文革记忆”与疯癫隐喻

“文革”作为一场全国性的社会运动已成为过去的陈迹，但它的历史影响却深深植入人们的灵魂，成为几代人的集体无意识，被政治家、史家、文学家不断的叙述与言说：或声泪俱下地控诉，或严肃冷静地思索。“他们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参与了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的创造过程。”

“童话”与“文革”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情，于是，经历过文革“洗礼”的郑渊洁有意无意地远离了文革许多年，直到这部转型后的成人幻想小说《金拇指》，郑渊洁首次在其中插入“文革话语”，因为欧阳宁秀属于老三届时代，她的记忆抹不去那样一个非常态时期。“文革话语”在《金拇指》中所占分量不重，时常用来调笑戏谑那个时代的特殊用语，什么脱口即出的“毛主席保证”“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还有千篇一律的日记本赠言：“XX：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以引起语言上的亲切感。

但是，有两段插叙却别具深意。一是“我”对于自身家事的介绍：“我”的地主姥爷在家乡被批斗，逃到城里见上大学的女儿最后一面，“我”母亲先稳住其父，然后大义灭亲地向上汇报，姥爷被处决，母亲作为“地主的狗崽子”被拖上台，当众被脱了裤子打得皮开肉绽。1957年身为大学讲师的母亲被定为右派，1967年再次遭到批斗和毒打，最终在自家里上吊身亡。而“我”现在住的正是母亲自杀的房子。二是胡敬为救父亲对欧阳宁秀的说词：“我太想救我爸了。我爸在文革时受了很大罪，一次，造反派抄我家时曾经逼他吃屎，我当时为了和我爸划清界限，就主动去厕所大便，让我爸吃我的屎。造反派猛表扬我。这事一直压在我心头。我长大后，总想向我爸赎罪，我甚至觉得，我爸得尿毒症是那次吃了我的屎导致的。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我父亲的生命。我对不起我爸。”胡敬的这段说词表面上像极了一个孝子的冠冕堂皇，而这却是一种假忏悔，甚至是一场表演，只为掩盖其从小就养成的感情上的冷酷与道德上的丑陋，体现了部分知识分子的虚伪性。在前一段没有感情色彩的铺叙和后一段充满忏悔的表白中，我们看到了一幕幕丧失道德、人伦、情感、理智的疯狂而残酷的“文革”荒诞剧，政治利益成为频频背叛亲人的辩白。

在《金拇指》的结尾，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局面让欧阳宁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她最终选择了以“疯癫”的状态面对世人一装疯。装疯实际上是假现实生活中真疯子的“形”来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其行为是一种表演性行为，真实的我让自己“扮演”疯子角色，借用疯子的眼光把世界颠倒过来，而且这是没有舞台的演出，或者说把真实生活当作了舞台的演出。在看到医院的诊断书“确认”欧阳宁秀疯了之后，原来围绕在她周围的一群觊觎“预测股票绝活”的跳梁小丑以惊人的速度人间蒸发了，剩下的只有心疼她的儿子和发誓照顾她一辈子的丈夫，人情冷暖与人心恶善赫然分明。欧阳宁秀从此公然享受着“疯人”身份，极其自由快活。

郑渊洁用“疯癫”来结束全篇，大有隐喻。疯癫是区别于正常有序规范的精神形态，故疯癫者往往与惯常的思维行为大相径庭，经常偏离道德规范和行动标准，超出被社会接纳的度和量，被视为异端而遭致排斥。秩序和规范表达了权威观念和习惯势力的积累和强化，疯癫这一精神现象显示了对现实的激烈而坚决的反抗。因为在非常态的世界中，理性的、正常的反抗方式被堵塞了，只能以扭曲的非常方式体现尚存的未被泯灭的人性光彩，疯癫体现了在非常状态中的只能以非常的方式解读人性，着力找寻非理性背后的理性力量。

在无可逃避的压迫前，郑渊洁安排欧阳宁秀通过装疯来维护个体意识，以反抗的决然和孤独的清高保持着精神自由，无疑使这个艺术形象乃至整部小说主题都达到了哲学层面的升华。

第一人称的内聚焦叙述和“同故事人物”的限知视角

与以往童话不同，《金拇指》的叙述视角采用的是长于展现人物内心的第一人称内部聚焦。第一人称，即叙述者为“我”。在内部聚焦视角中，每件事都严格地按照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它完全凭借一个或几个人物（主人公或见证人）的感官去看、去听，只转述这个人物从外部接受的信息和可能产生的内心活动，而对其他人物则像旁观者那样，仅凭接触去猜度、臆测其思想感情。《金拇指》就以“我”（欧阳宁秀）的叙述来结构全篇，“我”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可以毫无保留畅快淋漓地传达给读者。如“我”的出场介绍：“我是半老徐娘加穷光蛋加半文盲加准残疾人还兼阿Q。我的名字是欧阳宁秀。”这种坦白直率的表达效果是以往童话常采用的第三人称和外部聚焦视角难以企及的。

“我”在充当小说叙述者的同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身份是小说的一号中心女主人公——下岗女工欧阳宁秀，“我”不仅要“说”，还要担纲“演”的重要角色，否则剧情难以继续。这就是说，“我”是一个“同故事人物”，或称为“同叙述者”。例如“我在丈夫和儿子的瞩目下离开家，我不是去参加（小学同学）聚会，而是乘坐时间隧道光速列车返回童年。”同叙述者在剖析人物内心活动，对情节作驾轻就熟地处理等方面有独到之处，特别是处于各种矛盾中心的主人公的叙述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

“社会——文化——人性”批判的“群丑图”

《金拇指》涉及领域十分广泛，政界、商界、文化界、法庭、学校、甚至黑道的各色人等包罗万象，搅乱了欧阳宁秀原本和谐平静的家庭。欧阳宁秀小学同学聚会的发起者吴卫东，只是个区区街道书记，却在那一片儿非常牛，可以享受当地最好酒楼的最好单间公款请客，还能随便派车，可见政府基层干部的职权不小。曲斌下岗后骑三轮赚钱，摔了律师的妻子，律师夫妇对他们咬住不放百般刁难，还利用法律的名义敲诈大笔赔偿金。腰缠万贯的投机商人毕庶乾，曾警告欧阳不许她儿子曲航给他女儿写情书，在获悉对方有预测股票的本事后，不惜设美人计利用女儿引诱曲航，威逼欧阳结成儿女亲家以方便其满足贪欲。欧阳宁秀小学班里最有成就的同学胡敬，从小就是班里呼风唤雨的班主席，如今成为春风得意的经济学家，他斯文大方、彬彬有礼、谈吐高雅、见解不俗。他时刻提醒着自己与欧阳之间身份地位的差距，在得知欧阳有预测股票的绝活后又不知廉耻地纠缠欧阳直到欧阳装疯。欧阳还有另一位同学康巨峰任《午报》副总编辑，他在得知胡敬追求欧阳、曲斌欲砍胡敬而入狱后，表示想帮助曲斌来找欧阳谈话，未料想其真实目的却是爆料独家新闻歪曲事实利用名人制造噱头，次日的《午报》标题《本报独家报道：卅年前青梅竹马种下祸根下岗工刀劈证监会副主席三角早恋卅年后气杀以肾代心痴情女》让欧阳宁秀欲哭无泪……这形形色色的各种面目，无疑构成了一幅现代社会的“群丑图”，图上满是异化的人性和扭曲的欲望。这些看似荒谬的情节，在变形和夸张背后，是作家真诚的审视与探索。

《金拇指》直面人性黑暗，是一篇具有前瞻性思考的小说。（《新京报》评）

郑渊洁的文字是伴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而进行的，它只可能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作家用了童话这个看似远离现实的文体在表现最切近的现实，现实甚至比童话更荒唐更荒诞，这在《金拇指》这部作品可以读出来。（《中华读书报》评）

《金拇指》最初连载于《童话大王》杂志2001年第八期至第十期，后集结成书。

郑渊洁，1955年6月15日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国当代作家。1978年开始童话创作，1985年创办专门刊登其个人作品的《童话大王》月刊，有“童话大王”之美誉，代表作有《舒克贝塔传》《大灰狼罗克传》《皮皮鲁传》《鲁西西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