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金毓黻任国民政府东北政务委员会秘书。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

民国二十年（1931年）3月，金毓黻受聘为沈阳东北大学大学委员会委员。5月，任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金毓黻在辽宁遭到日军软禁，因其在东北地区的名望，日军希望金毓黻能够协助日人办事，都被金毓黻一一拒绝。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夏，金毓黻被臧式毅保释后，任伪满奉天公署参事官。冬，改任伪满奉天图书馆副馆长。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0月，金毓黻任伪日满文化协会理事，兼协会《满洲学报》主编。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秋，金毓黻任伪奉天通志馆总纂，兼东北大学史地系教授。同年出版的《渤海国志长编》填补了渤海史研究的空白。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金毓黻随臧式毅赴日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至次年，金毓黻三次至日本搜访材料，也结识了诸如白鸟库吉、稻叶君山、内藤湖南等日本学者，这个时期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东北史的著作，成为金毓黻学术研究的起步期。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4月，金毓黻第三次赴日本。7月，为摆脱日本控制，金毓黻借访日之机，化名逃往上海。经蔡元培、傅斯年、翁文灏介绍，受聘为行政院参议、教育部特约编辑、中央大学教授等职。同年9月起，金毓黻一边着手编写东北史讲义，一边开始在中央大学历史系讲授东北史。到达当时的首都南京后，金毓黻进入了他人生的新阶段，致力于教学与研究工作。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5月，金毓黻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7月，全面抗战爆发，中央大学和东北大学分别迁校四川沙坪坝与三台，金毓黻在两校均有职务。11月辞职赴重庆。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金毓黻任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时中央大学已迁重庆）。11月始撰宋、辽、金史讲疏。这一期间金毓黻在两校分别讲授中国史学史和东北史的课程，形成了《中国史学史》《东北通史》两部代表性著作。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金毓黻在川北三台东北大学主持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2月，因《宋辽金史讲义》简略，决定重新整理修改，更名为《宋辽金史纲要》，分为上、中、下三编。3月，应邀任国史馆筹备委员会顾问。是年写成《东北通史》上编。

民国三十年（1941年）秋，金毓黻任东北大学史学教授兼文科研究所主任。9月，《宋辽金史纲要》改写完成，全书约三十万字。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春，金毓黻与李济、傅斯年发起组织中国史学会。秋，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授。同年将其所藏东北文献资料编成《东北文献零拾》和《辽海书征》各6卷及《东北古印钩沉》1册，作为东北大学丛书出版。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4月，金毓黻任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9月，按专著的形式改出《宋辽金史纲要》原稿的三分之一，共9章，再更名为《宋辽金史》。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国民党政府监察院副院长刘尚清的推荐任监察委员，金毓黻仍在中央大学任教。9月6日，应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之聘为东北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委员，在部开第一次会议。同年10月19日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委员。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26日，金毓黻由重庆飞南京。同年夏回到东北，参加“东北视察团”工作。8月编成《宋辽金史》，被列入大学丛书。返回东北后，金毓黻开始第三个时期的学术研究。一是受教育部之命，筹备“沈阳博物馆”的建设，后执教东北大学史学系，并于东北图书馆整理明清内阁档案，编成《明清内阁大库史料》。

民国三十五年（1947年）2月，金毓黻辞去监察委员及中央大学教授职务，改任国史馆纂修。同年4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聘其为沈阳博物馆筹备委员会主任兼东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此期间，金毓黻继续致力于东北文献资料的甄择选录工作。整理东北图书馆所藏清室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将明代天启、崇祯两代内外各官署奏稿、折贴辑成《明清内阁大库史料》第一辑共525件。

1949年1月，北京解放，旧的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金毓黻转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兼任教授，同时还在辅仁大学兼课。同年12月其《明清内阁大库史料》第一辑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分上下册出版发行。

1950年，金毓黻在北大与田余庆等共同编辑《太平天国史料》一书，10月，以北大文科研究所名义由开明书店出版。

1951年，抗美援朝事起，金毓黻配合运动，主编《五千年来中朝友好关系》一书，历述中、朝两国悠久的友好历史。

1952年，全国实行大学院系调整，金毓黻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任研究员，负责搜集整理地震史料，又参加中国近代史资料第三编《太平天国资料》的编辑工作。

1955年，内蒙古赤峰县发掘辽墓，出土文物甚丰，金毓黻十分重视，亲自前往考察，并于次年《考古通讯》第4期发表《略论近期出土的辽国历史文物》一文。1956年，金毓黻编成《中国地震年表》2册，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1962年8月3日，金毓黻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①《辽史》研究

金毓黻非常重视史学参考书的搜集和作用。他曾言：“治史学非多读书不可，近治辽史，颇感参考书不足，至各校馆觅之，亦不能得，姑就所得以为比次而已。”此“所得”有百衲本、乾隆时殿本、明朝时监本和川版《辽史》。通过研读比较，金毓黻认为《辽史》以百衲本为最善。

对于《辽史》编修的见解，金毓黻十分认同冯家昇《辽史源流考》中的观点，对《辽史》中各部分的来源都有论述。比如：“《辽史》一书是杂掇诸书而成，《本纪》之文多据辽诸帝实录，《列传》之文亦多本旧史，至诸《志》则采于宋人之作颇多，且彼此杂揉殊乏条理。”如，《辽史·百官志》中南北面官之说多与《亡辽录》中所言类同。又如，《辽史·兵卫志》记：“辽亲王大臣，体国如家，征伐之际，往往置私甲以从王事。大者千余骑，小者数百人，著籍皇府。国有戎政，量借三五千骑，常留余兵为部族根本。太子军、伟王军、永康王军、于越王军、麻荅军、五押军。”金毓黻认为此是抄于《宋史·宋琪传》所记：“量分借得三五千骑。述律常留余兵为部族根本。其诸大首领有太子、伟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答、五押等。于越，谓其国舅也。大者千余骑，次者数百骑，皆私甲也。”与此相类者非此一处。

金毓黻虽然认为“《辽史》抄袭宋人成著者甚多，而多不得其解，不必一一求通”，然“《辽史》虽病疏略，然其善处亦不少也”。《辽史》之中，以《本纪》最为金毓黻推崇。他曾言：“余细检《辽史·本纪》，除上举数事之外，无一误者，可知其所据之底本确为辽史官之所记。且本纪所记详于本传，故考辽代事者，不可不详读本纪。”

②《金史》研究

辽朝历史虽然比金朝要长一百年，然从中华书局校点本看，《辽史》仅存五本，《金史》则有八本。《金史》能得以比较完整的留存，明末清初政治家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中认为是得王鹗与元好问二人之力。金毓黻赞同此说，并认为刘祁所著《归潜志》中所载金朝之事亦是详细，“是故金史之不亡，三人之力，而（王）鹗创始之功为巨，又不能置刘祁而不数也”。经金毓黻考证，《金史》虽多据《实录》而成，亦多取自元好问的《壬辰杂编》、《中州集》和刘祁的《归潜志》。此外，南宋陈元靓所著《事林广记》也多有可补《金史》不足之处。但总的来说，对一些史实的记载《金史》还是较其他史书更为详细与可信。如《金史》对爱王谋反一事的记载就比《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大金国志》更为可信。此外，《金史》《辽史》还可互证以补不足。《辽史·张琳传》载，张琳卒于金人未破燕京之前；而《金史·左企弓传》载：“太祖驻跸燕京城南……辽致仕宰相张琳进上降表”，可知张琳当时尚且在世。金毓黻认为：《辽史》因张琳年事已高就言其卒，是省略而言，并未确认；而张琳降金一事，辽史也并未记载。

金毓黻通过亲自考证得出了与前人一样的对《金史》的高度评价：“元人修《金史》，本其国史旧作，故能出宋、辽二史之上。《金史》之雅洁，颇似《三国志》，惜无裴松之一流人为之作注耳”。

因为《辽史》极为简略，金毓黻曾言：“幸得元人收拾残丛，撰成专史，否则一依明人之见，鄙夷而不屑详述，则辽代君若臣之事迹及其典章制度，早委诸荒烟蔓草而不可考矣”。言语中透露出对《辽史》草草编修的无奈以及对《辽史》得以残存的欣慰。为补官修史书之阙遗，金毓黻在私修的辽金史书的价值与真伪鉴定上也做了大量工作，《契丹国志》《大金国志》《辽史拾遗》《辽小史》《资治通鉴》等都在金毓黻品评范围之内，此类史书多为后人综辑。

金毓黻在《静晤室日记》中记载，《契丹国志》多抄袭于宋琪的《平燕十册》、史愿的《亡辽录》、洪皓的《松漠纪闻》以及《五代史记》《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多种著作。例如，其二十六卷《诸蕃记》抄于《松漠纪闻》，其二十二卷《四京本末》之上京条抄于许亢宗之《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所记来州以东的情景，其南京条亦是抄于《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所记燕山府之语。金毓黻对三种版本的《契丹国志》中的四卷进行校正。此外，《契丹国志》中所记辽诸帝年月舛误极多，且《契丹国志》所记内容与《辽史》多有不合。金毓黻考证后认为《契丹国志》“不如《辽史》远甚”，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其中亦有“为《辽史》所无者”。如《契丹国志》记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卒于保大三年，而《辽史》误为保大四年；又如，《辽史》中松州城的地理位置不详，仅有“中京正北八十里至松山馆”一句，而《契丹国志·富郑公行程录》载：“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临都馆，又四十里至官窑馆，又七十里至松山馆”，更为详正。类似此四例者，不胜枚举。

《大金国志》经金毓黻考证认为，它多采于元好问的《中州集》《壬辰杂编》等书，作者为元代人而“依托懋昭之名”，“视契丹国志为胜，亦有可补金史之阙佚者，故考古者重之”。金人王寂所撰《辽东行部志》虽仅寥寥数篇，在金毓黻看来可用以与《辽史》、《金史》互证。洪皓的《松漠纪闻》对于金毓黻而言，更是“所记金源轶事，为正史所不载者，宜将全书细心读之。”其他如明人杨循吉的《辽小史》、宋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近人缪荃荪所撰《全辽文》等等，金毓黻都加以比较、品评，指出其可取之处。这样的工作量，非史学功底扎实、治学严谨耐心而又刻苦勤勉之人不可为，足见金毓黻的大家学术风范；而辨别史书之真伪优劣，则是裨益后学、功德无量之举。

辽、金为少数民族政权，其制度虽多效仿中原汉族王朝，但也带有自身的民族特点。这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辽金史的学者而言都不容忽视，金毓黻对此也十分重视。例如，他对辽代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南北面官制度做了深入研究。他首先肯定了“以北枢密院治契丹，南枢密院治汉人”的二元体制，并将其与前朝录尚书事、宋朝领三省事列为一例，都是政府重心。南面官中虽设有大丞相及左右丞相，但都是虚位，权力主要集中于南院枢密使手里；实际上是北、南枢密院分掌北、南之军政大权，且北枢密院权力更高。他认为辽朝是枢密使位于百官之上，北面官中的北、南二府宰相也应居北院枢密使之下，但《辽史·百官志》却将宰相列于枢密使之上，不为妥当。为了能更明确北面官制中各机构的职能，金毓黻还以清代官制加以比较，如将北枢密院比为军机处，掌军国大政；北、南二宰相府则比为吏、户二部；北宣徽使则如内务府与工部；大惕隐司又如宗人府；夷离毕院则如刑部及都察院；另有大林牙院有如翰林院；敌烈麻都司如礼部。

通检、推排之制是金朝的重要的户籍制度，前者始于金世宗大定四年，后者始于大定十五年九月。起初二者概念略有不同，但世宗之后已无区别。二者所检之对象都为物力，而物力之范围无明确划定。据金毓黻考证，世宗时期物力尚包括土地、奴婢、牛具以及积粟浮财等；到了金章宗明昌初年则有“命民之物力与地土通推者”之语，即此时物力已不包含土地；而到了泰和二年时，又有“既问人户浮财物力”之言，可见此时浮财也已不在物力之内。

辽金时期的横宣使、横赐使之称见于郑麟趾的《高丽史》之中，却并不见于《辽史》之中，《金史》之中也只有横赐之称。日本学者稻叶君山的《契丹横赐、横宣之名称》一文对这两个称谓有所研究，认为“横”字义同横帐之“横”而“横”又同“潢”；认为横宣、横赐之称源于契丹国主的横帐，为敕宣、敕赐之义。金毓黻质疑这种观点，“若如稻叶氏所释，则为凿之使深，强作解人，恐与原义不合，余不敢曲从也”。据金毓黻考证，横赐一说，已见于唐代，是为契丹所袭用。宋朝避讳横字而将“横”改为“泛”；而契丹之所以有横使、横赐、横宣之称，乃是“以别异于与国”。

金毓黻十分重视地理与历史治学的结合。曾言：“研史者不明地理，则郡邑之分合，山川之向背，民族之分布，户口之耗息，物产之丰绌，人文之变化，皆不能曲证旁通，究其原委。由是言之，与历史关系最密者，舍地理其谁属”，同时认为研究东北地理，“辽、金二史宜取其全部读之，而《地理志》尤要，一字不可忽略。”他在《东北通史》中就对辽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及金上京会宁府等地进行过考证，在《宋辽金史》中也曾着重论述过辽朝所占据的幽云地区，认为幽云十六州之外，平州、营州、易州也都为辽朝所据。

金毓黻对辽金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他对某些地域的位置、归属及名称的来历变迁等问题的重新考证，而不盲从前人。在《东北通史》中，他结合宋人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与日本学者箭内亘的考证，对耶律阿保机所居“汉城”之说的位置重新研究，认为汉城应在滦河上源、檀州西北、炭山东南之地，对姚从吾的考证予以辨驳。关于契丹灭渤海国之时曾围攻的“忽汗城”，据宋人记载为扶余府，但经金毓黻考证应为上京龙泉府或为中京显德府。关于辽阳故城辽州、沈州诸地的归属问题，金毓黻结合对数史的考证，认为应在辽东南部，而不属于渤海国。类似地，他还对《辽史·太祖纪》所记“太祖所崩行宫在扶余城西南两河之间”的“两河之间”为何地进行了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除此之外，在《静晤室日记》中，他还结合多种史籍之记载，对辽代通州、宁江州、冷山、显州、木叶山等地准确地理位置的考证，都是前人考证有误或未深入研究之问题。

由于语言的不同，契丹、女真上层统治者往往会同时有一个汉名和一个契丹或女真名，甚至有一人多名的情况。这在各类史书中不胜枚举，甚至在同一史书中也会出现一人多名，这往往给研究者带来困扰。此外，由于辽金史籍的简略、残缺，一些人往往只见名而不见传。因此对辽金历史人物进行考证也是必要的，金毓黻在这方面也付出了很多心血。

金毓黻对辽代人物的研究，首先涉及辽朝皇族的名号和谥号。辽穆宗耶律璟改名为“明”的原因，钱大昕在《二十二史考异》中认为：“当是后周避庙讳更改”，但金毓黻发现穆宗改名为“明”在辽朝已出现，辽庆陵哀册中对此有明确说明，并非后来史书所改。他还对《辽史·营卫志》所载“孝文皇太弟有敦睦宫”之中的孝文皇太弟为何人、西辽耶律大石的号“葛儿罕”等问题进行了考证，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此外，金毓黻对一人多名的情况进行了考证。例如，他认定《册府元龟》所记“附得东丹王堂兄京尹污整书问慕华行止”中的“污整”与《辽史》所记的“兀里轸”为同一人，污整为兀里轸的异译；《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记，“辽主遣永州观察使耶律襄，太常少卿、史馆修撰贾师训，来贺正旦”中的“贾师训”与《辽史·道宗本纪》中所提到的“贾世勋”为同一人；《辽史》《金史》中都记有李石一人，但是金毓黻经过考证断定两者决非一人。

金毓黻研究的金代人物主要有熊岳人王庭筠、完颜希尹与王寂，其中研究最深的当属熊岳王氏家族，此家族中的王庭筠（字子端）更是金毓黻颇为赞赏的金代文学大家。他认为“金源一代文学之彦，以黄华山主王子端先生为巨擘，诗文书画并称卓绝”，同时代的文人如党怀英、赵秉文、赵沨、李纯甫、冯翰璧皆不及此人。由于《金史》对这位金代大文学家的记载仅寥寥数言，金毓黻不但为其重新作传，还对王庭筠不为当时的金朝文人所待见一事也作出辩解。金毓黻极为推崇王庭筠，认为其诗、书、画三者俱佳，可谓代表东北作家之不二人选。这是金毓黻对东北之地无文人之论的强有力反驳，也从侧面体现了他对东北大地的情怀。

此外，金毓黻还对《金史》中所记人物的错误或分歧，进行考究与订正。如《金史·梁肃传》记：“梁肃字孟容，奉圣州人”；然《续夷坚志·天赐夫人》却言“广宁闾山灵应甚者，参知政事梁肃家此乡之牵马岭”。据金毓黻考证，此处乃《金史》之误。

①六时期划分

民国十七年（1928年）底，金毓黻首次提出撰写《东北通史》。同时参加了《长春县志》的编纂，亲自撰写的至少有天度、疆域、城镇等篇。民国十七年（1928年）上半年，进行了部分渤海史料的搜集与考订。9月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撰写《东三省丛编》，为后续研究者打下了基石。书稿今虽不存，但从《静晤室日记》中可知，仅完成第一编，约8.9万字，已写出的部分有：总论、疆域述略、盛京旧疆考略、东北释名、疆域现势、山川、诸水略论、海港、商埠、界务、建置篇序、奉天建制考、特别区建置、旅大租界始末、历史和民族考略、古迹考、古城考、东北民族势力消长表和古寺考。

金毓黻将东北史划分为六个时期：

第一期：上古至汉魏（约公元前3000年-公元279年，约3000余年），为汉族开发时代。这一时期，发生了箕子东封朝鲜、秦开击破东胡、汉武帝置四郡、曹操大破乌桓、公孙康开拓东方并置带方郡、毌丘俭征讨高句丽等汉族开发东北的大事。肃慎、夫余、东胡各族大多服从王化，在汉族支配之下。

第二期：晋至隋初统一南北（公元280年-588年，计309年），为东胡、夫余二族争衡时代。起初，慕容皝攻破高句丽国都，东胡族势力大张。继而高句丽侵据慕容氏之辽东，夫余族雄视于东北。这一时期的纪事，以东胡、夫余二族的活动为主。

第三期：隋至唐高宗（公元589年-698年，计110年），为汉族复兴时代。隋炀帝、唐太宗都曾以倾国之兵远征高句丽，虽未成功，但已削弱其气势，使其成为强弩之末，无力与中国抗衡。唐高宗时，终于平定其地，设置安东都护府。这个时期东胡族因鲜卑王朝的灭亡而势力转弱，肃慎族的靺鞨尚未兴起，东北仅夫余一族强盛，其实力尚不能与新兴的唐朝抗衡。虽然这个时期很短，但研究东北史，应视为汉族活动最重要的时期。

第四期：唐武后至元末（公元699年-1370年，计672年），为肃慎、东胡两族的靺鞨、契丹、女真、蒙古迭相争长时代。唐武后时，肃慎族的靺鞨兴起，建渤海国；继而东胡族的契丹兴起建辽；后来肃慎族的女真兴起建金；尔后东胡族的蒙古兴起建元。几个民族互为盛衰，持续了近700年之久。这时，汉族的势力在东北由盛转弱，东北则为肃慎、东胡两族驰逐争长之场。

第五期：明初至明亡（公元1371年-1643年，计273年），为汉族与女真、蒙古争衡时代。蒙古与满洲这两个民族有时臣服有时反叛，整个明代一直是东北的边患。最后满洲先征服蒙古各部，继而长驱入主中原。这个时期的东北史，只可名为三族互竞时代，其范围也由广而渐狭。

第六期：清至1936年（公元1644年-1936年，计293年），为东北诸族化合时代，也是东北各族与外族抗衡时期。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与俄订立《尼布楚条约》以来，国人才知道东北境外的俄国人势力之强。这时，东北民族再没有疆界之分，不仅以前的肃慎、夫余、东胡三族无人分得出其分界，即使清代所分的汉、满、蒙三族，各设八旗，且不许通婚以示区别，这时也已消失了界限，逐渐同化，融合为一个民族。

这一分期，打破了以中原中央王朝划分历史时期的惯常方法，以东北诸民族的关系为线索，特别是以汉族在东北地区的开拓、建置兴废、与诸族的斗争与融合为每一时期断限标志。

②东北民族之族系划分

金毓黻认为当代东北民族主要有三个：一是汉族，二是满洲族，三是蒙古族，但这三大民族都是经过数度分合蜕变演化而来，不是古代民族的本来面目。他将古代东北民族分为四大族系：一是汉族，二是肃慎族，三是夫余族，四是东胡族。关于肃慎族的起源，金毓黻据《左传》记齐人有“夙沙卫”，“夙沙”音近“肃慎”；另据昭公九年（前533年）有“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的记述，以及近代学者关于旅顺老铁山与登州之海程间本有无数小岛连接的考究结果，推测“最古之肃慎族，当起于山东半岛，再由登州海中之脊而移居于东北，其残留于山东半岛者，即以肃慎为氏，又别书为夙沙，至其移居东北之时代，或在有史以前。由是言之，则肃慎一族，亦由汉族所蜕化。

民国十三年（1924年）7月，金毓黻研究东北地方史的想法逐渐成熟并提出了纂写《辽东文献征略》计划，《辽东文献征略》中收录了诸家关于好太王碑著录与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中包括：罗振玉的《高句丽好太王碑》和《好大王陵碑》，叶昌炽的《奉天一则》，谈国桓的《手札》，顾燮光的《好太王碑》，张延厚的《跋语》，还有金毓黻自己的《高句丽好大王碑》释文和按语。金毓黻的高句丽好太王碑释文和按语，最初收在《辽东文献征略》中，后来又收录在《奉天通志》中。金毓黻完成好太王碑释文之后，阅读和研究了相关的文献资料，逐字逐段地对碑文所涉及的相关历史问题进行考证，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看法，并为后来的深入研究提供帮助。

其一，关于好太王碑建立的年代。金毓黻认为，“罗叔蕴（罗振玉）考定，此碑实立于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列举三证可谓昭若发蒙矣。”罗振玉在《高丽好太王碑跋》中考证：“此碑为海东古刻之冠，顾前人于刻石年月考之未审……今以元高僧一然《三国遗事》及《东国史略》，日本伊藤长允《三韩纪略》三书与此碑互证，知此碑实立于晋义煕十年。金毓黻认为，罗振玉所论广开土王在位二十二年是对的，但是“卒于癸丑，葬于甲寅”稍有不足。碑文与东国史书相比照，认为广开土王即位于太元十六年（392年）辛卯，卒于义熙八年（412年）壬子，后二年甲寅（414年）克葬。“史文违误，宜以碑为断。此金石文字可以校史也。”其二，高句丽王系。金毓黻比较《文献通考》和《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东国通鉴》所记载的高句丽诸王世次，认为《文献通考》只列了20位王，而东国史籍则列了28位王，更为明确。其三，好太王碑文所记史事考证。金毓黻还考证了碑文记载邹牟王出生的传说，渡奄利大水，忽本立国等史事。对于碑文所涉及地名、城名、守墓烟户也进行了相应的考证。对于碑文所涉及地名、城名、守墓烟户也进行了相应的考证。

好太王碑发现以后，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曾组织碑估前往通沟捶拓，使人们不断了解高句丽文物遗迹的存在状况。然而，直至辑安（今集安）建县，才有学者前来调查，第一位便是金毓黻。金毓黻此次调查收获有以下几点：其一，对高句丽贵族冉牟墓进行了重点考察。其二，对高句丽壁画古墓的考察与著录。其三，考察高句丽王陵将军坟与太王陵，明确太王陵是好太王的陵墓。其四，考察国内城与丸都山城，确认集安城作为高句丽都城的历史地位。

二十世纪初期，面对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企图，金毓黻开始酝酿编写《渤海国志长编》。而《渤海国志长编》的最终成书，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批判帝国主义学者散布的种种侵华谬论具有重要的价值。其成就主要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把散见于中外古籍中的渤海史事汇集到一起，分类疏证，去粗取精，梳理成章。渤海国是中国唐朝武则天时期东北靺鞨族所建立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渤海立国，始自唐武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迄于后唐明宗（926年）。初称“震国”，七年后（705年）归附于唐王朝，十五年后（713年）被册封为“渤海国”。后唐同光四年（926年）被契丹国所灭，传国十五世，存在了二百余年，号称“海东盛国”。其全盛时期，疆域北至黑龙江中下游两岸、鞑靼海峡沿岸及库页岛，东至日本海，西到吉林与内蒙古交界的白城、大安附近，南至朝鲜之咸兴附近。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是当时东北地区幅员辽阔的强大政权。但史书对这个政权的记载却很简略。金毓黻利用较长时间搜集、研究、征引了大量中外文献，“不佞于近六、七年内，搜讨渤海遗文、佚事”，涉猎中国、日本、朝鲜文献达130余种，引用、参考文献达82种，材料极为丰富。

二是对一些古籍失载，或记载欠详的渤海史事，作出准确、客观的推论和判断，尽可能恢复渤海历史原貌，许多见解均具权威性。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9月，郑天挺、邓广铭邀请金毓黻到北大讲授民国史，金毓黻甚感兴趣，欣然应允。并于是年11月17日开始撰写《中华民国史稿》。到1949年1月24日，已撰写至第6章《袁世凯死后之政局及张勋复辟》。随后多次修改增删，是年3月将之全部重新用白话文重写后共有“叙论一篇、本论五章，约二十节”，五、六万字。他对修订后的文稿仍不满意，拟“改为八章，再配以起结之语，全书不过十余万言，如此则史纲名符其实矣”。

建国后，在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主导下，中国新史学会整合新旧各派学者的力量，编撰大型史料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金毓黻1950年曾与田余庆合编《太平天国史料》，10月由开明书店出版。该书利用向达从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东方部抄出的珍希史料35件，及王重民从剑桥大学抄来的《太平天国文书》多件，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后被中华书局3次重版。金毓黻也成了遐迩闻名的太平天国史料专家。

《太平天国史料》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太平天国官书》，包括《太平天日》《资政新篇》《钦定军次实录》，附《钦定旧前遗诏圣书批解》。第二部分《太平天国文书》，其中诏旨三十件，一般文书三十九件，杂件六种，天地会文书十二件。第三部分《清方文书》，其中谕旨告示十二件，一般文书一百六十二件，探报十二件，第四部分《中外记载》，包括《粤匪起手根由》《大事记》二件，《粤匪大略》《金陵述略》和《遐迩贯珍所载有关太平天国史料》六件，共288件资料。太平天国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是一项艰辛的工作，金毓黻在前人基础上，对这些海外资料亲自甄别，对这些史料一一挑选，梁启超曾言：“故史学较诸其他种科学，其搜集资料与选择资料实最劳而最难。”当然此书只是金毓黻进行了一些搜集工作，但具体的整理由田余庆完成。

1950年10月3日，翦伯赞、范文澜宴请金毓黻，邀其编辑《太平天国史料丛刊》，并答应出版他所编纂的《民国碑传集》。并于次日撰写《关于整理近代史料的几个问题》，赴南开大学史学系做近代史料整理方面的演讲。总体说来，金毓黻最为究心的仍然是民国时期的史料整理。

关于金毓黻从事东北文化研究的原因，有一则故事似可提供说明。宣统二年（1910年），遗老郑孝胥来时称奉天的沈阳游玩期间作诗曰：“北俗虽豪缺风雅，麕集屠沽作都会”，以尖刻甚至污辱性的语言嘲讽沈阳人没文化。此事令当地人大为不满，时年23岁的金毓黻亦深受刺激，认为郑氏诗作“鄙视辽人之意溢于词表”，从此矢志研究东北文化。

2017年是金毓黻诞辰130周年暨逝世55周年，来自北京、黑龙江等地的4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长春。长春出版社与长春师范大学一起组织了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充分研讨了金毓黻先生的学术成果与学术贡献，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正在编辑出版中的《金毓黻著作与学术思想研究》也将吸收本次优秀的研究成果，并于2018年年底付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