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新证》共包含既相互联系，又各能独立成章的论文13篇，除首篇外，都围绕一个基本论点。这个基本论点就是，《金瓶梅》的作者为著名文士徐渭。认为《金瓶梅》出自徐渭之手的见解，当然不是承玉的首倡。早在30年代，英人韦利就提出过。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乃是出于一个误会。《万历野获编》曾记述：麻城刘延伯家藏《金瓶梅》全书抄本，是从其妻家徐文贞处抄来，而徐渭字文长，恰为徐文贞的排行弟兄。于是，他就把《金瓶梅》看成徐渭的手笔。其实，文贞乃明相徐阶的谥号，徐阶与徐渭并非兄弟。韦利的论据自然难以立足，其“徐渭说”也一直遭受冷落，数十年来，几乎为人们所遗忘。承玉此次提出徐渭作《金瓶梅》说，当然与韦利不无关系，但结论的得出，却是他深入具体地钻研小说文本和有关资料而形成的。他肯定了韦利的猜测，但抛弃了误会，并且用大量的来自文本的论论，初步构成了“徐渭说”的比较完整的论述体系。也许他的探讨还有不少粗疏之处，对他的见解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了证明徐渭作《金瓶梅》，承玉对小说文本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我觉得，从方法论的角度考虑，这一途径无疑是可取的，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