崡著《石墨镌华》，宗昌著此书，而所载止五十种，仅及赵书五分之一。上卷起周迄隋唐，下卷唐碑二十馀，而以宋《绎州夫子庙记》一篇间杂其中，殆仿原本《集古》目录不叙时代之例欤？其论《石鼓文》，主董逌《广川书跋》之说，据《左传》定为成王所作，已为好异。又谓以石为鼓，无所取义，石又不类鼓形，改为《岐阳石碣文》，则乖僻更甚矣。其论《峄山碑》一条，引唐封演说，谓其石“为曹操所排倒，而云拓跋焘又排倒之，何一石而两遭踣”云云。考封演《闻见记》云：“秦始皇刻石，李斯小篆，后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无曹操排倒之语。

殆宗昌所见之本，或偶脱“太”字，因误读为魏武帝，遂谬云两次排倒，其援引疏舛，亦不足据。然宗昌与赵崡均以论书为主，不甚考究史事，无足为怪。观其论《衡岳碑》、《比干墓》、《铜盘铭》、《季札碑》、《天发神谶碑》、《碧落碑》诸条，皆灼指其伪，颇为近理。其论《怀仁集圣教序》胜於《定武兰亭》，盖出於乡曲之私，自矜其关中之所有，不为定论。故后来孙承泽深不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