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国家有关金融凭证的管理制度，同时又对公私财产的所有权造成损害。从广义上来说，汇票、本票、支票都属于银行的结算凭证，与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等金融凭证具有相同的性质。但作为本罪行为对象的金融凭证，则仅是指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及银行存单。如果使用伪造的、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进行诈骗，构成犯罪的，不构成本罪、而应是票据诈骗罪。

所谓委托收款凭证，是指收款人委托银行向付款人收取款项所提供的凭据与证明。利用委托收款的方式进行银行结算，其必以收款人向其开户银行填写委托收款的凭证，并提供收款依据为前提。收款的依据一般有经济合同、各项劳务费用的收费单据、各项代办业务的手续费凭证等证明。委托收款凭证根据其方式的不同可分为邮寄和电报划回两种情况，具体采用哪种，则由收款人自己加以选择，在付款期满后，银行即将应付的款项划转到收款人的账户上。所谓汇款凭证，是指汇款人委托银行将款项汇给外地收款人时所提供的凭据和证明。按照银行传递凭证的方式不同，可分为信汇和电汇两种方式。前者即信汇方式、是指委托银行以邮寄的方法划转款项；后者即电汇，则是指委托银行采用电报的方式划转款项。

所谓银行存单、作为一种银行结算凭证，亦是一种信用凭证。它是由客户即存款人向银行交存款项、办理开户后，由银行签发的载有户名、账号、存款金额、存期、存入日、到期日、利率等内容的一种银行到期绝对付款的结算凭据和证明。存款人凭其可以办理存款的取存，银行则凭其办理收付款项，次数较少，是具有相对固定性的储蓄业务，如一次性的整存整取、定活两便的储蓄存款等就是凭银行存单予以结算。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

所谓伪造，是指仿照真实的金融凭证形式的图样、格式、颜色等特征擅自通过印刷、复印、描绘、复制等方法非法制造金融凭证或者在真实的空白金融凭证上作虚假的记载的行为。所谓变造，则是指在真实的金融凭证的基础上或者以真实的金融凭证为基本材料，通过挖补、剪贴、粘接、涂改、覆盖等方法，非法改变其主要内容的行为，如改变确定的金融、有效日期等。所谓伪造、变造的金融凭证，就是已经过伪造手段产生或变造手段加以改变的虚假金融凭证。

所谓使用，在这里是指将伪造或变造的金融凭证谎称、冒充为真实的金融凭证，用之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是否实施了使用之行为，是构成本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重要界限。行为人如果仅有伪造、变造金融凭证的行为，但没有使用的，则只构成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如果既有伪造、变造金融凭证的行为，又用之骗取了他人财物的，这时，伪造、变造的行为实属本罪的手段牵连行为，对此应择一重罪定罪科刑。

应当指出，进行金融凭证诈骗活动，只有达到了数额较大的起点标准，才能构成本罪。否则，如果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最低起点，即使有使用金融凭证进行诈骗的行为，也不能构成本罪。对于数额较大，不能仅仅理解为行为人在客观上已实际骗取的数额，其应当结合行为人的主观企图或在客观上可能骗取的数额加以全面分析而认定。可能达到数额较大，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得逞，构成犯罪的，应以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未遂论处。所谓数额较大，参照《解释》，是指个人诈骗数额达到5万元以上，单位使用金融凭证诈骗达到10万元以上。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既包括个人，亦包括单位。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与金融凭证诈骗的犯罪分子串通，即在实施金融凭证诈骗的前后过程中，相互暗中勾结、共同策划、商量对策、充当内应，为诈骗犯罪分子提供诈骗帮助的，应以金融凭证诈骗共犯论处。这是因为，进行金融凭证诈骗活动实现其非法骗取他人财物的意图，往往离不开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内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犯罪分子提供企业信号、联行行号及密押等信息。还应注意的是，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的上述行为不能一概而以金融凭证诈骗共犯而论。例如，因自己的利用职务之便的主要行为，造成了本单位的经济损失的，此时应当按照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定性。只有因其帮助行为在造成了除自己所在金融机构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经济损失的，以及不是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为主利用职务之便而侵吞、诈骗的，才以本罪共犯处罚。但无论以何罪处罚，都应从重处罚。如果在进行此种犯罪的过程中还有其他犯罪行为如受贿的，则按牵连犯从重处罚。

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过失不能构成本罪。行为人对所使用的伪造、变造的金融凭证必须表现出明知。如对伪造、变造的金融凭证不表现为明知，即不知道所使用的金融凭证是伪造或变造的，则不构成本罪。行为人如果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使用的，如持有金融凭证的人所持有的金融凭证是其前手诈骗、盗窃、抢劫、抢夺而来自己却不知情的；或者受人委托使用委托人提供的本身是冒用的金融凭证的、自己完全不知情的，就因为不是出于故意而不构成本罪。

对于犯罪的目的，本罪要求出于非法占有之目的。杏则，如无非法占有的目的，即使出于故意也不可能构成本罪。不过，行为人明知自己所使用的属于伪造、变造的金融凭证，仍决意使用，其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言而喻。

本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本罪与诈骗罪，两者之间存在着法条竞合关系。行为人以金融凭证进行诈骗属于诈骗罪的一种表现形式，前者即本罪为特别法条，后者即诈骗罪为一般法条。根据法条竞合适用的原则，除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应依特别法条在这里即为本罪定罪量刑。

从理论上看，它们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区别主要是：（1）诈骗行为发生的时空不同。前者只能发生在金融活动中；后者只能发生在金融活动以外。（2）诈骗的方式不同。前者是通过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这一金融道具实施的；后者是使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道具实施的。（3）犯罪客体不同。前者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金融凭证的监督、管理制度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后者只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4）犯罪主体不同。前者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后者只能是自然人。实践中，如果行为人在非金融活动中使用伪造、变造的其他银行结算凭证实施诈骗，构成犯罪的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反之，金融活动中使用伪造、变造的其他银行结算凭证进行诈骗，构成犯罪的则应当以金融凭证诈骗罪定罪处罚。

与票据诈骗罪等的界限

与票据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的界限。从理论上说，它们的主要区别是：（1）实施诈骗时所使用的金融道具不同。前者所使用的只能是伪造、变造的其他银行结算凭证；后者使用的分别是票据、信用卡或信用证，可以是伪造、变造的或真实的。（2）诈骗的手段不尽相同。前者只有使用行为一种；后者除使用行为外，还包括其他法定的行为方式，如签发空头支票或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骗取信用证或其他方法的，恶意透支的等。（3）犯罪的直接客体不尽相同。前者侵犯的是国家对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的监督、管理制度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后者侵犯的分别是国家对金融票据、信用卡、信用证的监督、管理制度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实践中，如果从票据、信用卡、信用证均具有银行结算功能看，刑法对金融凭证诈骗罪的规定是属于普通性罪名，而对票据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规定则属于特殊性罪名，按照法学理论关于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适用的一般精神，对以票据、信用卡、信用证实施诈骗构成犯罪的，只能以票据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定罪处罚，不能以金融凭证诈骗罪定罪处罚。

本罪与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界限

行为人伪造或变造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又用之骗取财物的、属于手段牵连行为，根据牵连犯的处理原则应择一重罪进行处罚。

与非罪

2003年，当时陕西最大金融诈骗案开审

实践中，在区分金融凭证诈骗罪的罪与非罪时，主要注意从以下方面区分：

（1）从主观上看，行为人对自己使用的委托收款凭证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是否明知是伪造、变造的以及是否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如果行为人对所使用的委托收款凭证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不知道是伪造或变造的或者虽然明知但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使用的，不构成犯罪。

（2）从客观上看，行为人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的行为是否发生在金融活动中及其使用所非法获取、占有的公私财物是否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如果在金融活动中使用但非法获取、占有的公私财物达不到数额较大的不构成犯罪；如果不是在金融活动中使用而非法获取、占有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也不构成本罪。“数额较大”，依据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44项的规定是“个人进行金融凭证诈骗，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单位进行金融凭证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盗窃银行存单的定罪

如果银行存单是能够即时兑现的并且行为人没有实施其他的犯罪行为而直接兑现的，则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盗窃银行存单后通过对银行存单予以变造而兑现的，则属于盗窃罪，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和金融凭证诈骗罪的牵连犯，应当按照刑法理论“从一重罪”的一般原则定罪处罚。

1、犯本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所谓情节严重，是指诈骗数额巨大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所谓数额巨大，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是指个人诈骗数额达5万元以上，单位诈骗金额达30万元以上。至于其他严重情节，一般是指进行金融凭证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多次进行金融凭证诈骗、恶习不改的；因其诈骗造成受害人巨大经济损失的；金融凭证诈骗款项用于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等等。

2、犯本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所谓情节特别严重，是指诈骗数额特别自大或者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个人诈骗数额达到10元以上，单位诈骗达到100万元以上的，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即可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至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主要是指以金融凭证诈骗为常业的，因其诈骗造成他人特别巨大经济损失的，属于惯犯、累犯或多次作案的，具有多个严重情节的，等等。

刑法

第一百九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二）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三）冒用他人的汇票、本票、支票的；

（四）签发空头支票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财物的；

（五）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财物的。

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一百九十九条 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之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第二百条　【单位犯金融诈骗罪的处罚规定】单位犯本节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百八十七条 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

[相关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12．16 法发[1996]32号）

五、根据《决定》第十二条规定，利用金融票据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构成票据诈骗罪。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5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单位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单位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单位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进行诈骗，数额较大的，以票据诈骗罪定罪处罚。

金融票证诈骗罪的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安徽博时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陆某之亲属的委托，指定我担任陆某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查阅了全部的案件材料，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经过认真的调查和严密的分析，我认为，本案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公诉书认定陆某作案的事实

1、公诉书认定：“经被告人刘某和陆某密谋后商定：由被告人陆某找人伪造交投公司印签章，继而伪造取款凭条，将交投公司的1000万元骗至国瑞公司的账号上。”辩护人认为检察机关的以上指控证据不足。首先，卷宗材料和庭审中，刘某都极力否认曾与陆某进行过诈骗的密谋。其次，密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密谋的地点在什么地方？密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没有一样是确定的！找遍了检察机关提供的所有证据，也没有发现相关的证据。也许有人会说，卷宗第6页刘某供述：“存款进账后我要贷款，结果没贷成分理处不给贷。这样就让陆某出面协商此款的操作。”即为证据。这里，刘某的供述是不真实的。根据交投公司胡雪松、郭华、乔传福等人的证词，交投公司的人根本就不认识陆某，陆某如何与他们协商？刘某“让陆某出面协商此款的操作”也不能理解为密谋协商进行诈骗。最后，检察机关认定陆某与刘某密谋商定将交投公司的1000万元骗至国瑞公司不符合情理。这个世界上有不惜违法犯罪，帮助他人骗取1000万元而自己分文不取的人吗？

2、检察机关认定：被告人陆某随后通过他人伪造了交投公司财务章一枚、单位公章一枚、“乔传福”、“吴长明”印签章各一枚，伺机作案。除此之外，两被告还伪造了交投公司与国瑞公司的“借款协议”备用。

检察机关的上述认定证据不足。检察机关认定的证据有：（1）被告人陆某的供述；（2）盖有印签章和财务章、公章的书证。辩护人认为，首先，陆某的供述不真实、与本案其他证据前后矛盾。他在卷宗33页供述：98年12月8号下午与刘某一道去中行岳西路分理处办理存款手续。“后来，交通投资公司催着要回单，我就与刘某一道到交通投资公司去。”具体时间结合交投公司方面的证人证词（见卷宗102页门铃证词、110页王洁林证词），应该在12月10号以后。“后来，刘某用单位存款证实书去贷款，高新支行及省支行说不行。”（卷宗60页朱德庆证词、63页“刘某后多次找刘、潘两位行长要求贷款，出示了证实书。”可以作为旁证。）后来，“刘某遂找到交投公司负责人，希望交投公司出具保函，但遭到拒绝。”（见起诉书第3页）在这种情况下，“刘某跟我说刻几枚假章子把钱搞出来。”随后两人找刻章人。这些供述时间上相冲突，也与从被告人刘某身上搜出的“供销合同”、“协议书”（落款时间98年12月9日）“借款协议”（落款时间98年12月11日）等时间不符。其次，陆某的供述也不符合清理。最后，检察机关违背了“证据应当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

证据确实是要求证据具有客观真实性；证据充分是指证据具有证明力，足以证明要证事实。而足以证明要求这种证明具有四种特征：其一是相互印证性。其二是不矛盾性。其三是证据锁链的闭合性。其四是证明结论的唯一性。根据这种证明标准，我们分析检察机关的认定就会发现很多问题。第一，证据间不能相互印证。陆某供述曾与刘某一道找人刻章是孤证；找姓徐的刻章的过程也是孤证，没有证据予以印证。第二，证据之间相互矛盾。（1）刻章的时间与其他证据之间有矛盾。（2）证据与情理之间也有矛盾。第三，证据锁链断裂，不具有闭合性。几枚章究竟在什么地方？找谁刻的？谁委托刻的？谁付的钱？谁保管的？伪造的凭证谁最后盖的章？这些本案的关键证据都没有，检察机关怎么就能这样认定呢？这些证据怎么能得出证明结论的唯一性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仅凭陆某的口供怎么能认定是陆某找人伪造了印章呢？

3、检察机关指控：“1998年12月14日陆某持伪造的取款凭条、交投公司的取款商函……窜至潜山路分理处。”及“2000年元月5日，被告人刘某再次持由被告人陆某伪造的取款手续……”检察机关的证据也仅有刘某的口供，而刘某作为本案的第一被告人其口供自然会捻重就轻。检察机关的证据指控同样不确实充分。

二、被告人陆某不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

1、我国刑法中金融凭证诈骗罪是一种直接故意犯罪且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为必要。在理论上，由于《刑法》第194条表述方式的特点，如同票据诈骗罪一样，对于金融凭证诈骗罪主观方面是否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存在争议。但刑法界主流观点认为该罪应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具体到金融凭证诈骗罪，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直接决定了行为人是否有诈骗的故意，实际上也根本不可能存在间接故意的金融诈骗罪。

本案被告人陆某根本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他在与刘某的交往中没有得到一分钱，刘某给他的十五万元是他转让酒店的合法收入，按照他与刘某的转让合同，他应该得到十八万元。他帮刘某贷款是出于与刘某的友谊，没有丝毫的非法占有的故意。我们无法想象世界上有帮他人获利1000万元而自己分文不得的人。

2、金融凭证诈骗罪以使用伪造、变造的银行结算凭证为手段，而本案被告人陆某并未“使用”伪造、变造的银行结算凭证。尚无学者专门对“使用”系统研究，一般只对“使用”进行定义。较有代表性的有：第一种观点认为，使用主要是将虚假无效的银行结算凭证当作真实有效的银行结算凭证进行出示、交付、兑现和转让等行为，以骗取他人财产或者侵犯他人经济利益的非法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使用是指利用伪造、变造的其他银行结算凭证，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第三种观点认为，使用即行使运用，是受主观意志驱使而支配某项客体，使之满足行为人需要的行为。据此，辩护人认为，“使用”是指行为人以企图实现虚假的银行结算凭证的“价值”的方式，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因此，对不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不能认定为金融凭证诈骗罪。

本案是刘某“使用”了虚假的银行结算凭证。“98年12月14日刘某声称贷款没办成，交投公司同意此款借给国瑞公司。会计王睿、程立仔细审核了刘等人带来的单位存款证书真伪……随后未来人办理了转账手续。”（卷宗64页朱德庆供词）“1998年12月14日，分理处朱主任带了几个人到我们会计柜找我，这几个人中间有刘某和他老婆樊金玉。……我根据提前支取商函和他们填写的取款凭条，给他们办理了850万的特种转账业务，将交投公司的850万转入了安徽省国瑞公司的账户上。”（卷宗67页王瑞供词）“问：转了几次款子各多少？答：第一次是850万，第二次是150万。……转第二笔是我办理的，当时是我持一份大额存款凭证、转账支票去转的账。”（卷宗第7页刘某供词）以上证据充分地证明使用虚假银行凭证的不是陆某。况且陆某也没有谋取任何经济利益。

3、陆某没有犯罪故意。

犯罪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却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的主观心理态度。犯罪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两种形态。由于金融凭证诈骗罪的特殊性，实际上不存在金融诈骗罪的间接故意形态。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我国刑法中犯罪故意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方面的内容，根据我国刑法14条的规定，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这种认识的内容中最根本的内容是对行为的危害后果的认识。由于受刘某的蒙蔽，陆某一直认为刘某已就借款之事与交投公司协商好，刘某通过中行朱德庆的关系暂时将交投公司资金借用，不久将归还借款。陆某根本没有认识到刘某利用自己在诈骗银行。他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帮助刘某的行为会造成刘某的诈骗成功，从而使中国银行损失1000万元人民币。

根据我国刑法14条的规定，直接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是指行为人希望危害社会的结果发生。陆某因转让酒店而认识刘某，他帮助刘某贷款只是想让刘某尽快支付酒店转让款，丝毫不希望自己的行为危害社会，所以也根本不存在犯罪故意。

三、本案不存在共同犯罪

《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共同故意是共同犯罪的主观基础，也是共同行为人相互联系的心理纽带，对于共同行为的形成与完成发挥作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共同故意在共同犯罪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法律意义。作为共同犯罪的特定罪过形式，共同故意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一）内容共同；（二）内容互知；（三）作用共同；（四）因果关系共同。

结合本案，（一）刘某行为的故意内容与陆某不同。陆某根本就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陆某一直认为刘某只是暂时借款，也根本没有帮助刘某侵吞银行资产的故意。陆某对自己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主观上只有过失而没有故意，退一步说最多也只有间接故意，而金融凭证诈骗罪只能有直接故意构成，而不存在间接故意。间接故意与直接故意使性质不同的故意形式，内容根本不同；（二）刘某从未告诉过陆某伪造变造银行凭证的真实目的，他只是利用陆某对会计知识的熟悉帮助他完成取款手续，陆某对刘某的真实意图并不知悉，根本没有达到共同故意的内容互知。综上所述，陆某与刘某不构成共同犯罪。

四、陆某的法律责任

交通投资公司存入中行潜山路分理处1000万元人民币最后被刘某侵占，至今不能归还，平心而论陆某在其中起到一定作用，但不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在本案中，刘某提起犯意。由于急需资金投资华东药业商品交易信息中心项目，他找到陆某为他融资。陆某为他引见了贾成峻，进而认识了交投公司的胡雪松等人。是刘某本人与交投公司的工作人员协商了存款1000万，并有其本人支付交投公司70万元息差。这1000万元的风险和利益与陆某没有任何关系。刘某两次从潜山路分行转走1000万元时，包括其妻子樊金玉、陆某、及其他工作人员都为他伪造虚假的金融凭证提供了方便，但使用金融凭证诈骗的只有刘某。另外，刘某最后之所以能如愿以偿，将1000万元转入国瑞公司，与中行潜山路分行工作人员工作失误准确地说与某些工作人员的违法分不开。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刘某之所以堂而皇之从潜山路分理处转走1000万元主要原因是其持有单位存款证实书，及银行工作人员相信了所谓的交投公司与国瑞公司的借款协议。（见卷宗63页朱德庆供词）另外还应该指出，刘某将银行的1000万元人民币转入自己在中行的国瑞公司账户，而这个账户建立时国瑞公司已经被工商机关注销，其账户是非基本账户，没有银行部工作人员的协助，刘某也不可能将这1000万元转走。公诉书指控陆某伪造的几枚公章不是刘某诈骗成功的主要原因，况且指控的证据也显然不确实充分。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检察机关认定指控陆某犯金融凭证诈骗罪，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希望人民法院依法驳回检察机关的起诉。

辩护人：胡瑾律师

2003年12月22日

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案例分析

案情

被告人胡某，中国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白下支行客户经理部原客户经理。胡某因自己经手的人民币200万元贷款到期未能收回，且多次向借款人南京康富达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军（已判刑）催要未果，遂与王军合谋骗取钱财用于归还所欠贷款及个人使用。胡某以光大银行客户部经理的身份上门吸储，取得被害单位存款后交给王军，王军则提供虚假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再由胡某转交存款单位的手段，多次共骗取人民币近3000万元，案发前归还人民币近1000万元，其中：

2001年9月，胡某通过他人介绍，骗取苏富特公司的信任，同意将人民币1000万元存入光大银行白下支行。胡某以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取得该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本票一份交给王军，并向苏富特公司提供虚假的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后王军将该钱款以苏富特公司的名义在广东发展银行南京城东支行开设通知存款，并伪造该公司的印鉴章，将钱款转移。

2002年3月，胡某再次骗取苏富特公司的信任，同意将人民币1000万元存入光大银行白下支行。胡某以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取得该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本票一份交给王军，并向苏富特公司提供虚假的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后王军将该钱款以苏富特公司的名义在广东发展银行南京城东支行开设通知存款，并伪造该公司的印鉴章，将钱款转移。为掩盖骗取存款的事实，胡某三次支付给苏富特公司“利息”合计人民币97万余元。

2003年4月1日，胡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裁判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胡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银行结算凭证，骗取公共财物，其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胡某犯罪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胡某案发前已经以支付利息名义给付苏富特公司人民币97万余元，不应计入犯罪数额，故其金融凭证诈骗犯罪数额应认定为人民币1900余万元。被告人胡某犯罪后自首，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胡某与王军共谋，由王军通过他人联系存款单位并骗取其信任，胡某以银行工作人员身份上门吸储，取得被害单位开出的金融票证，并将票证交王军，由王军利用伪造的存款单位印章将款取出，同时，胡某将王军伪造的光大银行白下支行单位存款开户证实书、银行进账单交存款单位，使存款单位误认为存款已经存入本单位在光大银行开设的账户。在整个诈骗过程中，虽然被告人胡某系光大银行工作人员，但其没有向被害单位出具任何单位委托证明，被害单位仅凭中间人及其本人的介绍，误认为其是代表银行进行吸储工作；亦未在其银行的办公地点接待过被害单位，或办理过任何手续；犯罪所得钱款均未进入本单位，其给被害单位出具的相关银行凭证也均系伪造。被告人胡某在实施犯罪中，除了其本人身份是银行工作人员外，其所有的行为及后果均与光大银行无关，光大银行不应对其犯罪后果承担责任，故被告人胡某的犯罪行为与其职务无必然联系。

金融凭证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进行诈骗活动的行为。票据和银行结算凭证是办理支付结算的工具，是银行、单位和个人凭以记载账务的会计凭证，是记载经济业务和明确经济责任的一种书面证明。据中国人民银行文件规定，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是接受存款的金融机构向存款单位开具的人民币定期存款权利凭证，其性质上是一种金融凭证，它与存单同样起到存款证明作用。中国工商银行乙类转账支票、电汇凭证、进账单和出口结汇凭证均属银行结算凭证。进账单的第一联收账通知，是银行为收款人收妥款项后，出具给收款人的证明款项已收入其账户的凭证，应属其他银行结算凭证。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有关规定，以被告人胡某犯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罪所得予以追缴，发还被害单位。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胡某不服，提出上诉。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认为，一审判决定性错误，胡某在共同犯罪中属从犯；并提出胡某的亲属在二审期间主动为胡某退缴赃款12万元，结合自首情节，希望二审对胡某减轻处罚。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认为，上诉人胡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其他银行结算凭证，骗取公共财物1900余万元，并且造成实际损失1700余万元，其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且属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依法应予严惩。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胡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胡某犯罪后自首。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针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原审判决根据胡某的上述犯罪事实及中国人民银行“银行进账单”属其他银行结算凭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认定胡某的行为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是正确的。在金融凭证诈骗犯罪中，胡某主观上对王军利用伪造的银行开户证实书及银行进账单实施诈骗行为明知且态度积极、主动，客观上利用其银行工作人员的特殊身份上门吸储并以高息作诱饵，致使多次诈骗得逞，最终造成被害单位的巨额损失，其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属主犯。原审判决根据胡某犯罪事实及自首情节，对其量刑适当。鉴于胡某亲属在二审期间主动为其退缴了所得赃款12万元，依法可对其减轻处罚，对其辩护人提出的部分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上诉人胡某提出的其他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有关规定，认定上诉人胡某犯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公安机关已追缴的赃款人民币144万元，美元7488.49元和胡某亲属为其退缴的赃款人民币12万元发还被害人单位苏富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本案赃款继续予以追缴，发还被害单位。

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进行诈骗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进行金融凭证诈骗，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

2、单位进行金融凭证诈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