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10-29 23:06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白钦先教授经过近20年的研究， 在国内外首次提出金融资源理论学说，并且以金融资源理论学说为基础， 首次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念创造性地扩展运用到金融领域，在此二者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金融发展理论。[1]
传统经济学、金融学往往将资本或资金简单地视为一种生产要素， 这是一种原始的、狭隘的、静态的金融资源观。而白钦先认为金融是一种资源， 是一种稀缺资源， 是一国最基本的战略性资源。金融资源有三个层次：广义的货币资产(资金)，这是第一层次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 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资产(工具) 体系即第二层次实体中间性资源； 第三层次为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这一理论总结包含整个金融体系的实质内容， 突出了货币资产作为金融资产的基础成分的地位， 强调了金融体系作为金融资源总体在一个经济中所产生的整体性功能。金融资源具有二重性， 从其自然属性上看， 是一种稀缺的社会性战略资源， 这种一般属性使得金融资源自动进入可持续发展函数之中； 从社会属性来看， 它又是一种可以对其他所有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具有配置功能的资源， 这一特殊属性使金融资源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金融生态环境。这就决定了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首先实现金融本身的可持续发展。由此， 金融资源的永续利用和金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维持构成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根本问题，这种整体的动态的新的金融资源观构筑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坚实基础。该理论通过揭示金融资源的“一般资源与特殊资源二重属性”， 以及“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这二条通道， 保持了与西方经济金融学理论视角的平滑连接与过渡， 被认为不仅是国内而且也是世界金融科学研究的重大创新。
白钦先指出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是一种特指的金融结构理论， 只包括“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两大要素， 其“金融结构变迁即是金融发展”的金融发展观也仅是一种数量型的片面金融发展观。作为对戈氏理论的修正、补充与发展， 他提出了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结构观， 并提出了金融结构变迁并不必然就是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应看作是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 即金融功能的演进。金融功能扩展体现为量性金融发展， 金融功能提升则更多体现为质性金融发展， 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体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统一。因此从功能的角度观察金融发展或者说金融发展的功能观正是体现了质的发展和量的发展的相统一。
金融功能观解决了金融结构理论等以往的金融发展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为什么具有相似金融相关率指标的不同国家金融发展程度不同， 为什么有些国家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有些国家却能保持相对的稳定和正常运转的疑问， 这实际反映出金融体系的功能不同、稳定性不同， 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研究视角具有两大优势：一是对功能的研究客观性更强， 也更接近于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即发展金融以发展经济； 二是金融功能自身的自动出清与扣除的净结果的相对准确性。以金融功能演进为视角的金融发展理论并不是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的否定， 而是对其有益的补充和完善。
由于以往的金融发展理论都未能揭示金融的资源属性， 因此金融发展的关键命题———金融资源及其配置效率并没有得到全面的研究， 是一种缺失的金融效率观。而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通过对金融的资源属性的揭示， 赋予了全新的金融效率观。
首先，金融的资源属性意味着金融发展是一个不断开发金融资源、扩大金融资源基数， 以及改善金融资源利用效率的过程， 并且这个过程的直接结果就是促进和推动经济的发展。金融效率强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即金融发展既不超前于经济发展， 又不滞后于经济发展。这既要着力于金融效率的提高， 又必然要求降低金融资源所固有的脆弱性。
其次，金融资源学说强调协调， 经济金融为一复杂的复合巨系统， 由于复合系统是由相互关联的各子系统构成， 因此， 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各子系统之间的良好协调。金融可持续发展主要从动态的时序上强调系统的发展能够连续、不间断、不崩溃。
第三，金融资源在一个经济系统的经济关系深化为金融关系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提升这个系统的风险程度， 从而使得经济与金融的内在安全性和稳定性变得非常脆弱， 即金融脆弱性为金融资源所固有， 金融效率的研究内在包含金融脆弱性的研究。
由此， 在充分考虑资源的长期有效利用和金融资源的脆弱性的前提下， 通过金融效率的提高和降低金融资源的脆弱性来推动金融发展， 维护金融生态的良性循环， 以此实现金融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这些都构成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目标体系。
目前金融资源学说及以此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已具备比较系统的理论构架， 即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出发点，引申出金融倾斜论、金融功能观、金融效率论、金融生态论等并列发展又相互融合且层层递进的理论体系，并初步形成新的发展金融学的理论与学科框架，为后继者们留下明确的研究方向与充分的创新空间，将为转轨时期的中国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能充分适应本土环境的理论指导， 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提供积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