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

汉代，有关金马碧鸡的记述大都较为简单，且语焉不详。颜师古等人解释说：“金形似马，碧形似鸡。”意即滇中出产金玉。按人类学、民族学以及民俗学的观点来看，金马碧鸡很可能跟云南少数民族先民的动物图腾崇拜有关。到了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对金马碧鸡的描写：”章帝时，蜀郡王阜为益州太守，治化尤异，神马四匹出于滇池河中……”，“长老传言，池中有神马，或交焉，即生骏驹，俗称之曰‘滇池驹’，日行五百里。”“碧鸡光景，人多见之。又传昔有凤鸣其上，土人呼为碧鸡，因以为名。”又言：“禺同山（今大姚、永仁一带）有碧鸡、金马，光影倏忽，民多见之……”。

《华阳国志·南中志》有关金马碧鸡的记述，表明了当时各少数民族先民居住的南中地区可能已出现了动物图腾崇拜的信仰。

古代的滇池和滇西广大地区气候温润，植被茂密，适宜各种飞禽走兽繁衍生存。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此郡（益州郡）……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各种飞禽如原鸡、箐鸡、野雉、锦鸡和孔雀等成群生活在山林溪谷之间，少数民族先民认为是吉祥美好的象征。“碧鸡”其实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祥瑞之鸟凤凰。它的原型应该是南中所常见的孔雀之类的珍禽。少数民族先民凭借丰富的想象力，编织出了“碧鸡”的美丽神话。

考古发掘也表明，汉代生活在滇池及其附近地区的百越部族有崇拜孔雀的习俗。在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许多青铜器物上都刻有孔雀图案，此外，还有孔雀杖头、孔雀衔蛇青铜扣饰等等。

尤其是石寨山12号墓“诅盟”场面贮贝器盖上，竟雕有一妇女以蛇喂孔雀的场景，说明了孔雀普遍受到百越部族的喜爱和崇拜，认为是吉祥幸福之鸟。

《山海经·南次山经》说：“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有关“碧鸡”的神话传说带有民族和地域的特点。

滇池及滇中广大地区很早就以产马著名，春夏则牧之于悬崖绝谷;秋冬则放之于水田有草处。马与少数民族先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征战、驮运、耕作……无一离得开马。人们对马喜爱有加，甚至视为财富。考古发掘也可证明这一点。二十世纪末，考古工作者在官渡区羊甫头墓地一东汉墓葬中发掘出了一具青铜马模型，长105厘米、宽32厘米、高107厘米，分体铸造而成。

如此之大的青铜马模型在滇池乃至滇中地区尚属首次发现。檀萃《滇海虞衡志》载：“马产几遍于滇，而志载某郡与某某郡出马，何其褊也。”又言：“南中民俗，以牲畜为富，故马独多”。

从《蛮书》的有关记载来看，至少在唐代以前，金马碧鸡已由神名逐渐变为了山名。唐代樊绰的《蛮书》谈到：“金马山在拓东城螺山南二十余里，高百余丈，与碧鸡山东南西北相对，土俗传云，昔有金马往往出现山上，亦有神祠。”“碧鸡山，在昆池西岸，上与拓东城隔水相对……”唐代，佛教传入云南后，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而逐渐兴盛，金马碧鸡的神话传说因此也演变成了佛教故事。

据元代张道宗《纪古滇说》云：“周宣王时，天竺摩耶提国阿育王生三子，长曰福邦，次曰宏德，次曰至德。三子俱健勇，因父有神骥，争欲得之。王莫能决，乃命左右曰：‘将我神骥纵驰而去，有能追获者主之。’纵骥东奔，季子先至滇之东山得之，因以金马名其山；长子次至西山，有碧凤集山上，滇人呼凤为鸡，因名山为碧鸡；次子后至北野，各留屯不回。

阿育王忧思，遣舅氏神明以兵迎之，为哀牢彝所阻，遂归滇，各主其山，死而为神。”阿育王是古代印度孔雀王朝的统治者，在位时皈依了佛教，并成为虔诚的佛教信徒。在这个带有浓厚佛教色彩的神话故事中，金马碧鸡由古代先民自发崇拜的动物神祇被拟化为佛教人物（阿育王太子），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对金马碧鸡的崇拜即是对佛教的尊崇，同时这也是佛教利用民间传说宣扬其教义的明显例证。清代康熙年间，吴三桂叛乱，清朝统治阶级又利用金马碧鸡神话，企图说明平定叛乱乃是天助大清。据戴炯孙《昆明县志》载：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清军将领固山贝子率军围攻昆明城，屯兵于金马山麓，“夜梦金马腾骧，及明 日城克。”于是清朝统治者决定重建灵应寺（金马寺）。

明末担当和尚曾赋诗：

一关在东一关西，不见金马见碧鸡。

相思面对三十里，碧鸡啼时金马嘶。

金马、碧鸡二坊曾是昆明城内人文景观和城市的标志。位于昆明城传统中轴线的南端，即金碧路与正义路交叉口，始建于明代宣德年间。东为金马坊，西为碧鸡坊，二坊相隔约数十米，均为门楼式木构牌坊，飞檐翘角，与忠爱坊鼎足而立形成“品”字三坊。金马、碧鸡二坊建成后，屡遭兵燹，又多次重建。光绪十年（1884年）云贵总督岑毓英主持重建的金马碧鸡坊，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被拆除。旧时，“金碧交辉”曾是昆明的“八景”之一。1998年，在金碧路改扩建过程中，昆明市人民政府再次重建金马碧鸡二坊。

乘3路、4路、90路及62路公共汽车在金马碧鸡坊处都有停靠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