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在阐释荷尔德林的诗歌时，称之为最接近自然和神性的作品——在南方广阔的天宇下，灰色的云层上，一位“天空、大地与光明”的儿子，也在凝视着我们，凝视着我们的内心。

钟荣光一生功绩大者多矣，最闻名的就是“钟校长”这个称呼。他的大半生，都致力于岭南大学的近代化，说钟荣光是“岭大之父”不为虚美；因了岭大的成长，钟荣光在近代中国教育史和广东发展史上有了永久的影响。

我们缅怀那个“逝去的年代”，最值得回忆的就是精神领域的成就，教育的成就，大学的成就，大师的成就。“大学校长”这一极少数极精英之群体，自然是最辉煌的一道风景线。当我们提起北大的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清华的梅贻琦、罗家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和东南大学的郭秉文诸先生，提起这些不朽的名字时，一种近乎宗教的情感会油然而生。

与这些前贤并列，钟荣光当之无愧。早在1920年代，就有“北张(伯苓)南钟”之称，其实钟荣光声誉早著，他比蔡元培先生还要长两岁；两人的经历也很近似：早岁中举，后来投身革命，终以教育为名山事业，经历是“传统士人一职业革命家——现代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这一点他们有别于梅贻琦、竺可桢、茅以升诸先生的科学家出身。

如果将钟荣光和蔡元培作一细分，也极有意思：蔡先生一生更“宏大”更“主流”，无论在同盟会还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地位都极显赫，伟大领袖一句“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奠定了蔡先生的圣人地位；钟荣光相对隐微，功名不及蔡先生，从事革命也只是“票友”身份，极少担任公职，因此更加超然。蔡先生出长北大，最大之事奠过于“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之主张，更重内心；钟荣光所为，主要在将岭大收归国人自办以及此前之全球筹款，偏于行动。

这只是事功层面的对比。在个人魅力上，钟荣光更寓于传奇色彩：1915年，他冲决名教罗网，与钟芬庭女士同姓再婚，比蔡先生举办新式婚礼更富叛逆色彩。更有甚者，他在甲午战争之后，愤世嫉俗，自甘颓废，沉沦于声色犬马，流连于风月场所，过起明末士大夫式的放荡生活，他的超人的聪明才智，都于不经意间流失了。“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这恐怕是“温柔敦厚”的蔡先生不敢想像的。

以基督徒身份而为中国著名大学校长，钟荣光不是唯一，却是第一。但钟荣光管理岭大时却坚持社会办学、国人办学的道路，办学经济来源并不仰仗教会。课程方面，学校也开设神学教育．格致书院时期还是必修课程，后来逐渐淡化。最重要的是钟荣光从不要求他人皈依基督，推崇信仰自由。于基督教义之中，他撷取平等、博爱等理念，结合儒家的“大同”古训，教书育人，并且身体力行。

钟荣光对岭南大学最大的贡献当数两端：一是1908年～1917年间的筹款，他周游全球，向爱国华侨币和国内各界集资办学，使岭大成为国内社会办学的先驱；再一便是1927年1月，经过钟荣光和爱国师生的奋斗，将岭大从美国教会势力手中收回，这与当时以收回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为主要内容的主权化运动一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作为一个虔诚的墓督徒，钟荣光对“爱国”的理解也更为深邃。他爱的是语言和文化意义上的“祖国”，而不是作为统治机器的“国家”，他的爱是不夹杂功利目的极为纯洁的。对国如此，对家亦如此，他与结发妻何女士和生平知己钟芬庭女士都十分恩爱，却没有后嗣；一生结交权贵无数，经手款项极巨，从未以此谋个人之私，身后无余财。他视学校如家，爱学生如子，他的身上，完全是由赤子而圣贤的气质。

在我理解，钟荣光与弘一大师（李叔同）又颇相近。使我感兴趣的，是钟荣光的相貌，身材极高而瘦，额头宽广，颧骨转高，嘴唇厚常紧抿，目光专注，一派严师气度，但他的眼神里分明又是不为人察的笑意，如春风化雨一般慈祥。这与丰子恺描绘弘一时所用的“温而厉”极吻合，也符合孔门学生形容孔子的“君子三变，望之俨然，即其也温，其言也厉”。

在香港，在日本人的炮声中，钟荣光度过了他的晚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钟荣光身陷敌境，他无所畏惧，但心脏病日重，1942年1月7日去世，享年76岁。一代贤人，永归道山。

钟荣光的一生，可以皆用尼采的人生观加以归纳，就是人生分三个阶段：青年像骆驼一样忍辱负重、观照人生，中年像狮子一样振聋发聩、挑战传统，最后在狮子的遗骸旁，天真的婴儿出世，这是个人进人澄明之境的标志。

百年前钟先生的道德功业文章，百年后光华灼灼。我们缅怀他，不只是奢侈的怀旧……

设馆之地 钟荣光1866年9月7日出生香山县小榄镇钟家巷富庶农家，自小随经商的父亲到香港读私塾，其后回广州读大馆。17岁中秀才，28岁中举人，其后在广州老城设馆授徒，就是现在的广卫路华宁里。

当时，钟荣光目睹国事日非，意志消沉，与同学举人江孔殷(即“羊城食圣”江太史)自甘颓废。1895年，孙中山密谋起事，设“农学会”于双门底王家祠(今北京路中段附近)，钟荣光参与筹划第一次武装起义。1896年，他加入兴中会，创办《博闻报》、《可报》、《安雅报》等宣传革命。

兴中会坟场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在广州设农学会，准备广州起义，后失败。兴中会坟场由钟荣光、邓植卿等27人发起，于1923年由孙中山令广东省省长在东郊大宝岗(现先烈南路25号)拔地建立，1983年被确定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钟荣光与革命事业的不解之缘。

1900年，钟先生担任格致书院汉文总教习(最早地址在六二三路沙基金利埠)，此为参与新式教育之始，地址在四牌楼福音堂(今解放中路附近)，同时努力学习英文及西学，同时还曾参与营救史坚如未果。年中因两广义和团影响和对教会事业之威胁，书院迁至澳门，改名为“岭南学堂”。

时代更替，钟先生昔年活动场所多不可考，尤其是解放中路一带，记者询诸居民，多说这里旧建筑已全部拆除，只能怅想。

1904年，岭南学堂由澳门迁回广州，在河南康乐村建校(即今中山大学校址)。钟先生举家迁往学校临时木屋居住，从此以岭南为家。这是钟先生一生主要的活动空间。

黑石屋 闻名遐迩的黑石屋，是钟先生长期居住的所在，据研究者称这里最早是教工宿舍，后来岭大校舍渐宽，才作为钟先生居所。现在已辟为中山大学第一招待所(贵宾楼)。

钟氏任岭南大学校长时的居所为黑石屋。钟氏弟子回忆曰：“中山先生以至中外来宾，学者专家、学生家长及一般亲朋，常踵门访问，村人野者亦出入无阻。至于钟夫人飨客之烹饪绝技，交际之丰仪，则有助于先生不鲜也。岭南同学缅怀此屋，视为圣地。”传说宋庆龄“广州蒙难”时在此流产。

孙中山先生手书的校训和怀士堂已在背后，面前是幽长静谧的岭南路，我的右手便是黑石屋，80余年的风尘，使它更加雅致而深沉。黑石屋是芝加哥的伊沙贝·布勒斯顿夫人出资为钟先生兴建的寓所，钟先生在此度过十年时光。Willian Ernst Hocking(前岭南理事，哈佛大学教授)在《岭南大学》前言中说：“岭南大学校史讲述了一个关于勇敢精神与冒险经历的极珍贵的故事。”钟先生就是这段历史的代言人。

中区大草坪和周围的建筑，是中大的精华，也是岭南大学的“遗址”。马丁堂是岭大第一座永久性建筑，以它为代表的所有西式建筑，包括水塔、邮局、珠江南岸的岭大码头，都是钟先生亲手奠基的。

为纪念钟荣光功德而建的荣光堂，位于中山大学岭南路。

在岭南路的中段，是纪念钟先生功德的“荣光堂”，建于1924年，现在作宾馆之用，接待海内外知名学者闻人。

1930年，教会所办之博济医院合并至岭南大学，为纪念孙中山在此开始学医及革命活动，钟荣光将其改名为“孙中山纪念博济医院”，后又改名为“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位于今日沿江西路)，钟先生的足迹，虽在岭大之内，却出了康乐村了……

岭南大学学生遍布海内外，口碑相传，钟荣光在香港及东南亚一带教育界影响甚大，香港至今有岭南钟荣光中学。

钟荣光29岁中举，在广州文场上大名鼎鼎，与刘学询、江孔殷、蔡金刚并称四大金刚。他的老友胡继贤在《我记忆中的钟荣光先生》中说，钟荣光中举后终日花天酒地、放浪形骸，嫖、赌、饮、吹，无所不会，做枪手、收赌规是他的生涯。耸人听闻吧？

生于凋零之世，钟荣光又是血气方刚，性情潇洒，渐趋玩世不恭。他文采飞扬、逻辑缜密、观点新奇，老儒博士也为之惊诧，但钟荣光又不屑功名，不求闻达，却自设大馆课授徒众。课外兼为枪手，就是在贡院顶替别人人场，或者在邻位为考生代笔。当时科举作弊之风盛行，还有专门之经纪公司，钟荣光也从中获利。

不无反讽的是，老同学江孔殷食遍天下奇珍，一号称“食圣”，最后却因战争饿死。钟荣光却几为当代圣人！

1896年，钟荣光加入兴中会，成为早期兴中会会员之一。与孙中山一样，他也短发改装，示与清廷决裂。他从此一改过去放荡不羁的生活作风，戒绝鸦片；实行一夫一妻，和妾侍邓主依脱离夫妾关系，供她学习医科。

皈依基督教，使钟荣光精神世界更加超然。1907年6月17日，他因公进京，在京津路上，被袁世凯密探以革命党人罪名扣留。那时他在广东已有很好声誉，教育界问讯，就由南武学校校长何剑吾领衔联名具保，请求把他释放。35天后的7月22日，就以 “查无实据”开释。但钟荣光对牢狱之灾并无惊悚，当时他自问必死，诚心祈祷，并作诗云：“世间并无不死药，我生最爱自由花。”

成为教育家之后的钟荣光以严谨著称，但内心却平和冲淡、睿智圆通。这恐怕是孔子和耶稣的潜移默化吧。

有几幅生活场景：在黑石屋里，他曾为岭大的教职工温和地讲解一个个圣经故事；在二楼的小茶室里，钟荣光曾与孙中山先生就着一杯清茶，聊起同乡情，说起救国说起革命，说起他们醉心的教育事业；就在这里，他把他的婢女收为养女，教她知识教她做人的道理……

在钟荣光的睡房门上，曾贴着一首令人捧腹的打油诗：“有客到来不起身，饭后需眠五十分。若语主人无礼貌，先见周公后见人。”其幽默洒脱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钟氏待学生如子女。岭大在国内大学中最早招收女生，开一时风气之先。

身为一校之长和广东教育界闻人，钟荣光并没有“改邪归正”，他的行事方式，仍然属于一反乡愿之气的狂狷耿介，并没有达到孔子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1904年岭大初办时，只有木屋两座，男女生共61名，全部寄宿，六七名女生没有宿舍，钟荣光就拨出自己的住宅（亦为木屋）二间为她们寄宿，外界有所非议，他却我行我素，视学生如子女。后来他担任广东教育司长期间，又派女生出国留学。岭大在国内最早招收女生，男女同校比北大1920年开禁早16年。

1915年，钟荣光元配何氏去世，当1付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悲伤不己。年内邂逅新女性钟芬庭，也是年轻丧偶。钟女士致力教育，曾在香港创办安怀女校，此时正在檀香山教书，为钟荣光而辞职。二人感情日笃，不久商议结婚，但穗港澳人士竭力反对，以为同姓不婚，还有人扬言要驱逐二人出宗族。钟荣光不以为然，后来二人恩爱美满，舆论自消。

1942年钟荣光去世，钟夫人活到1952年。旅美华人陈之昭回忆道，“我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钟师母。她弹得一手好钢琴，我们一群孩子常去他们家串门。钟师母美妙的琴声经常使我们陶醉。”

林语堂自称“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做宇宙文章”。钟荣光足当此谓，他于学问一道专精古文，但他更成于与术组织和教育行政，作为活动家比专门家更出色。在旧中国办教育的一大难题就是经费问题，在这方面，钟荣光有超乎常人的能力。岭南某期，代理监督葛理佩曾赞其劝捐能力说，“钟荣光能掘土为金”。岭南大学多次濒于破产停办边缘，都有赖于钟荣光变化方式，开辟财源，以渡过难关。

1908年，钟荣光任岭大中国教务长。学校用纽约董事局捐款建成马丁堂，钟荣光不愿仰赖外款，发起向学生家长捐款。次年，为了建设岭大中学第三宿舍，他环游世界，行遍东南亚、美国等地。两年间，钟荣光在新加坡捐得6000元（均以港币计算）；在越南西贡、河内捐得1.75万元；在檀香山、洛杉矶，旧金山、温哥华、芝加哥、纽约、波士顿等地捐得7.92万元，这对当时之岭大，可谓雪中送炭。

1924年至1926年，钟荣光开始一生规模最大之筹款活动，与陈辑五代表岭大访问中南美洲。最有意义之事，他获得小洛克菲勒（曾于1923年至岭大参观）资助，为岭大筹集美金231.6万元，其中洛氏个人出资57.9万元。钟荣光称，岭大二字，至今才“有名有实”。（刘根勤）

“宋庆龄在钟荣光居所流产”存疑

记者向中大历史系胡守为教授，一个年迈古稀的长者了解有关钟荣光先生的情况，胡教授说他是1947年进岭大的，因此对钟先生也只是侧面了解。他推荐说孙中山纪念馆的余齐昭老师研究最力，著有《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一书。

在永芳堂，一间光线不甚明朗的小屋里，记者见到了余老师。60多岁的余老师是客家人，她的背后是装满孙中山研究著作的书橱。她说，自己辗转过许多地方，1978年回到中大，开始研究孙中山。在对孙中山的研究中，她发现了钟荣光这个人“很有价值”。这时是1980年，不觉已20多年了。

余老师说，我是通过孙中山了解钟荣光的，他们是同乡、革命同志，孙中山在岭大做过不少演讲，也多在黑石屋与钟先生聊天。钟先生是革命者，更是超然的知识分子，所以陈炯明也很敬佩他，能请他出来调停他和孙之间的矛盾。

余老师花了大量心力来考证，并乐此不疲。最为人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在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时宋庆龄的流产是不是在黑石屋，这是宋一生唯一一次怀孕。过去廖梦醒的记载说是6月18日宋在黑石屋避难时流产，根据是其母何香凝的叙述“在广州蒙难途中流产”。

但余老师认为，宋的流产应当是次日(6月19日)由孙中山的美国顾问那文陪同下往香港转赴上海后发生的，理由之一妇女流产后身体极弱，不可能立即长途跋涉。1982年，她为此找到孙中山的副官张猛(1980年代末去世)，答复也是宋在黑石屋并无剧烈反应。事情过程或有争议，有一点是无疑的，钟荣光与孙中山的交情深厚，黑石屋也因此成为历史的前沿舞台。

对钟先生，余老师用典型的广东人的语言说，这个人很崇高，很纯粹，我很崇拜他……

三十年科举沉迷，自从知罪悔改以来。革过命，无党勋；做过官，无政绩；留过学，无文凭。才力总后人，惟一事工，尽瘁岭南至死。

两半球舟车习惯，但以任务完成为乐。不私财，有日用；不养子，有众徒；不求名，有记述。灵魂乃真我，几多磨炼，荣归基督永生

——钟荣光七十岁自撰挽联

大学校长：现代大学的人格化象征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大致是清末民初学习日本，五四后学习美国，50年代后学习苏联的过程。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1896年创办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和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可以视为是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起点。比较显著的坐标，是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手中完成了现代性的改造。在我国现代大学生长的过程中，造就了一批优秀的教育家和大学校长，如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潘光旦、张伯苓、唐文治、竺可祯、郭秉文、罗家伦、吴有训、傅斯年、茅以升、陈垣、钟荣光、刘湛恩、陆志韦、吴贻芳等等。

事实上，每一所大学的成长都与教育家相连，如蔡元培、蒋梦麟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潘光旦之于清华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唐文治之于交通大学，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陈垣之于辅仁大学，钟荣光之于岭南大学，陆志韦之于燕京大学，吴贻芳之于金陵女子大学等等。这些大师正是现代大学的人格化象征。他们在不同方向上的可贵探索，丰富着生长中的现代教育文化。——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研究员、《大学精神》作者杨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