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高中考来的新生报到时，从工作岗位上经工农速成中学补习过的“调干生”，已先期到校。那年头没有什么“辅导员”和“班主任”，除教学外的学生事宜，全由党支部办理，1952年清华分部学生支部书记是原海淀派出所所长张凝（入学时用化名“李凝”），从中组部来的汤宁任组织委员，重工业部调干生范子真为宣传委员，卫生部来的青年委员陈志，以及负责学生会工作的于欣，后于欣赴苏联留学，张凝、陈志毕业后留校，汤宁分到410厂。

他们虽然只是较我们年长几岁，但和毛头小伙子及小姑娘比起来，却显得成熟得多，“老气横秋”，连我们四个从高中考上清华的“候补党员”（八大后始称为“预备党员”），也对他们恭敬有加。

新生入校时，被编成11个小班，即航施101-111班（当年把工艺专业称为施工专业）。二年级，转赴百彦庄北航校址时，又均分为飞机施工和发动机施工。航施11班是从四川航专并入清华的，普遍年龄偏小，个头偏矮，人称“小四川班”，一年级下半年重新混编时打散。一上时，我在航施106班，寒假后加入105班，均任团支部书记。

在清华的衣食住行：先说衣，由于解放才3年，又崇尚节俭，从各地汇集拢来同学衣着不可能光鲜，最神气的莫过于志愿军转业的江智和宋光弼了，带领全年级同学集合和出操，人高马大，一身戎装，颇有“老兵”的气概；一些由机关调来的女同学，合体的列宁装使人倾慕；再有，范子真的皮质鸭舌帽，更是别具一格。至于其他人等，除服色多半为灰、黑和蓝外，八仙过海，长短不同，当年北京冬天气温偏低，棉帽是少不了的，也有人用一块大围巾，把头、耳、鼻、嘴到脖子捂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远远看去，不知是男是女，何方神圣。

清华（包括以后四年北航）的伙食，值得大书特书。我在北京私立育英中学住校（1952年后改为25中）的膳食，当年以小米计价，每月约合人民币6元，还是毛主席体恤我们这批经院系调整后的首届大学生，把津贴提高了一倍多（记得币制改革后为12.5元），吃粮是有限的，主要是增加了副食。

10月18日，报到后进中餐，受宠若惊，私下里议论，是不是清华为装门面，头三板斧装给我们看的？殊不知天天如此，餐餐鱼肉，又听说是毛老人家的特别关怀，无不心怀感激，山呼万岁！嗣后，“每逢佳节再加餐，欣逢考试快朵颐”，节假日和考期的伙食，更令人心旷神怡，如北航的鹅脖（腐皮包肉）、每人一条大黄鱼，清蒸大对虾等。

清华的大饭厅，号称“远东第一大食堂”，不仅“医肚”，而且“医脑”，每逢周末，常放电影，六千多名学生，分坐透明银幕两侧，各院系轮流占据不同的区位。所观赏者多半是苏联电影，如《列宁在一九一八》、《列宁在十月》、《幸福生活》、果戈理的《圣诞节前夜》，我们不但学会了歌曲《红莓花儿开》，还为同学取了“神甫”、“索罗哈”等诨号（均为戈氏剧中人物），每当人群拥挤时，总有人喊：“让列宁同志先走！”

到柏彦庄后，就没有那样的“幸福生活”了。吃饭是在兼做教室的工棚内，不论酷暑严寒，十冬腊月，为了使更多同学观看，电影只能在操场里露天放映。

大饭厅里精彩的一幕莫过于中午的“抢捞大战”了，不知哪位大侠率先发现陈放面汤的木桶沉淀着带肉的骨头，不按人头分配的东西，总是更令人垂涎。此后，午饭铃声一响，诸门大开，勇士们拎着餐具，把大桶围得水泄不通，操起长勺捞起来，后排的人甚至不小心把面条挂在前排人的脖子上，蔚为壮观，真可谓大学生“也疯狂”。

北航大多数男生，住在离大饭厅不远的筒子楼里，楼梯两侧，各有一间大统铺，分别住上每个小班的全体男生，靠墙的是“热炕”，走道旁有三间隔开的房间，隔断不及屋顶，跪在上铺可俯视全班，白天里各地方言不绝于耳，入夜更是热闹非凡，梦呓声、呼噜声、咬牙声甚至是浊气输出声此起彼伏，宛如听一曲“杂技交响乐”。1953年暑期，被勒令迁出，准备转至柏彦庄北航新址，我被安排在并不明亮的“明斋”，更可叹的是“水木清华枉自多，华佗无奈臭虫何”，也许吮吸满腹油水的大学生们的鲜血，较之育英中学的同类们更有战斗力，而且，侦察和跟踪能力特强，不论躺在书桌和水泥地面，都会闻“香”而至，让人不堪其扰，临别清华。

出门难！“宝荣车行”有两辆烧木炭的“道奇”汽车，往返于东华门和校区之间；虽不至于“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但比自行车也快不了多少，兼之座位有限，常令人有“长铗归来乎，出无车”之叹，好在1949年末从香港带回一台“猛牌”Hercules自行车，便于每月一次回家省亲，同学们如有“要事”，也会借去“救急”。

除辅导课和俄语外，都是大班上课，为了彻底“一边倒”学习苏联，采用“六节一贯制”（据闻苏联学生大多不住校，一个半小时的课连上三堂，中间无午休），为解决民生问题，清华食堂做了大肉包子，在课间推车叫卖。还有一样不适应的是，不像中学各班有固定的教室，要在生物馆、化学馆甚至大礼堂间疲于奔命；而在图书馆抢占自习座次，到了考试阶段更是一场“殊死大战”了。

苏联教学重视基础，工科学生也上“别尔曼特”的上、中、下三册“数学分析”，而且规定，每门课成绩按最后一学期计算，所以，虽然我连得两个良，但毕业证书上，“数分”成绩却为优。

“数分”开始由北航的一位空气动力学教授主讲，同学们意见较大，反映到苏联专家处，为我们换了清华的胡露樨老师，转战北航后，由从法国回来的靳式根教授接着讲第三册，我们背地里尊称之为“近似根”。

投影几何在生物馆由清华一位女老师上课，其着装打扮，令我们难辨其性别，直至春日稍暖，她脱去了中山装式的大棉袄，才令同学们目瞪口呆，方知其“庐山真面目”。

由清华刘姓女老师在化学馆上化学课，口齿清楚，语调铿锵，印象颇深，受益良多。但我们仍不够满意，因为清华本校的学生，有的由傅鹰教授执教鞭，不知为了什么，我们总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

一下开始的物理课，由北航教务长樊恭烋（后调去筹建北京工业大学，曾任校长）的夫人陈纲主讲，也是一位极受欢迎的老师。

主讲航空概论的马恩春教授，满嘴东北口音，喜欢把分子运动形容为“烂（乱）蹦烂（乱）跳”，且经常重复，别具一格，考试时，如用此四字描述，常常会收到嘉许的目光。

教机械制图的徐乃祚教授，据闻在国民政府机械化部队任过军官，常含一支大茄，操苏北口音，曾扬言：“我就是闭着俺睛（苏北话之眼睛），也能画出一台发动机来”，可惜因“历史问题”后被调出北航。

善于读错名字的清华物理辅导老师，湖南人，彭姓，每课必点名，每点必读错，如何铁（轶）伦、杨产（彦）备、柳思（恩）敏、苏桂桂（柱）、乐嘉伟（袆）、钱士湖（湘）、石七（仕）刚等，且屡纠不改，有些就成了同学的绰号，如产备。

刘弄潮教授在清华大礼堂给我们上“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他曾经是早期的中共党员，讲来颇为精彩，结业时给我们说了一个茅山道士求艺拜师，学了三年，用食指和中指学会夹苍蝇的故事，我在高等工程学院，也曾“鹦鹉学舌”，强调基本功之重要。

由于课程偏重和一时不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尤其是一些基础较差的调干生，更显吃力，航施106班和我同宿舍的志愿军战士柳恩敏，用他的湖南口音改编了若干课程的名称，如：“头痛（投影）几何”、“不懂（普通）化学”、航空怪（概）论、危急昏（微积分）等，一时流传甚广。

“我们不做墙头草，我们要向一边倒”，中学学会的歌曲，到大学更加深了体会和实践，为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抵制美英帝国主义的文化侵袭，废弃学了12年的英文，改习老毛子（东北同学对苏联人的“尊”称）的俄语。一切从字母学起，为了学会P字母的弹舌音，狠下了一番功夫。虽然学了五年，但如今，差不多已忘光了。

考试也全盘学习苏联。所有大课，均用口试，优点是比较自由，不限时间，可以在考场内饮茶、抽烟，出门“方便”，饿了托在外轮候的同学送饭，只是苦了主考老师，不知几点钟才能回家，尤其是过年时节。

进场顺序由该门课的课代表排定，首批四到五人，有出才有进，成绩较好的同学，都希望排在前面，早考完早了，又可以开始复习下一门。

进考场后，在一个大搪瓷盘中抽取一卷成香烟状的试卷，凡有计算的科目（如数学分析、物理等），先做算题，待全部准备就绪，即可向辅导老师申请，前往主考处就座。如果计算正确和答得较好，拿到5分出场；如被发现有含糊之处，会被“乘势追击”，甚至追到“概念不清”以2分不及格收场。四级分制，从5分到2分，代表优、良、中和不及格，当场由主考教师把成绩登录在记分册上并签名。记得当年不及格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到了三年级后才知道“政治”不“合格”的更要多得多，这是后话。

1953年寒假，全部用来“整党”，这是进城后开展过“三反五反”后的第一次党内整风运动，我这个出身不好的“异类”当然要深挖资产阶级作风和思想，就是另三位从中学来的候补党员王永志、夏人伟、管在德，恐怕也是首次见到这种阵仗吧。

寒假过后，学校按数学分析的考试成绩把11个小班整编成10个，前五个班大致是良好以上的，如航施106班的汤宁、曾肖常、凌天铎、汪庸、王建业和我等并入5班，航施110的郭孔辉、黄长艺、杨宗智、李崇谟、周松青等编入2班，航施109的潘慧明等也去了2班；撤销航施111班。

调干生中学习好的也有人在。除前述的汤宁、李崇谟及李凝外，团中央来的大多数，如钟群鹏、李东跃、吴天晴、吴成基、李介水等，均分在前5班。

一年级下时，选了一批留苏预备生，1952年统考时进入俄专二部的不少人因政审不及格不能留苏而转学，故急需 补充，吃一堑长一智，此次遴选，十分严格慎重，听说患有脚气（香港脚）者均不能入选（难道是苏联气候冷，连脚气都不会生？）。

高中生王永志、管在德、曹如宾、张静婵、陈良浩等入选，其余就是“调干”的于欣、粟政秀、刘智英等了。这些名为北航的学生其实没有在柏彦庄上过一天学。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举国致哀。新任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首次在夜间用哽咽的语调向全体学生发表讲话（每班的大房间内均装有扩音器），就和任弼时逝世时一样；下半旗、禁歌舞、不得开展任何文娱活动，极尽哀悼；人人配黑纱、戴白花，但3月9日追悼大会时，摘下了胸前的白花，据称在苏联白色是用于喜庆的（当年我们确实为“导师”痛哭流涕，可是3年之后，我从先父的参考消息上看到苏共20大赫鲁晓夫报告全文时，坐在恭桶上久久站不起来，浑身冷汗；这也是后话）。

元旦晚会好热闹！对从中学考上清华的大多数人来说，此乃人生第一次踏进“舞场”。学生会不知从哪里借来了一些民族服装，其中，四套喇嘛服分给湖南和北京来的“寸头”：凌天铎、王承埂和我等。可惜从1953年元月元日开始扫舞盲，60年后还会踩舞伴的“甲鸡”（脚尖———详见下文）这也许是遗传所致吧（先父昌照于1919年赴英留学，到老还是没学会跳舞———虽然也请过专门教师）。

五一劳动节临近，知道白天要列队接受毛主席检阅，晚上要在天安门城楼前游戏跳舞，除操练队列外，还围成一圈，由蔡宜其、陈宝琼、邢树仪等在草地上对我们培训。蔡、陈两人的上海方言“甲根甲鸡甲根剃”（脚跟脚尖脚根踢），听得在我一旁的湖北老乡李崇谟一头雾水：“什么甲根甲鸡的”？经我意译，并比试才恍然大悟。邢淑仪教我们做“乌鸦”、“乌龟”和“炖萝卜”等游戏，连她自己都忘了。

5月1日那天，对多数同学来说是难以忘怀的，第一次参加劳动节游行，第一次接受毛主席检阅。

清晨，天还没亮，铃声大作，呼唤同学们起床，为裹腹和抵御春寒，食堂熬了滚滚的牛肉粥，然后坐火车从清华园站到西直门，接着是步行了。

当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时，心潮澎湃，无不发出“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

入夜，在天安门城楼下，伴着广场上播放的音乐，跳起了集体舞，当城楼上灯光大亮时，知道是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来参与我们的狂欢，又响起了一片万岁的欢呼声。

最后，拖着疲乏的脚步从天安门步行到西直门，坐火车返回清华校园，又一次享受牛肉粥和姜汤的招待。

清华十分重视体育锻炼，冬天在湖面上滑冰，我穿着从北大学姐顾孝诚处接收来的其兄顾达诚留在国内的Polar冰刀，滑起来尚“游刃有余”，而一些来自南方又不太会平衡的同学，则往往摔得七荤八素。

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大操场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常，更有体育界名宿马约翰和夏翔两位教授亲临现场指导，得益良多。

马教授曾专为北航学子开过讲座，他提倡的从温水→冷水→温水→热水→温水的特殊洗浴法令我终身难忘，据说可以医治失眠，杜绝感冒，时值冬日，马老仍一身短裤和西服打扮，满头银发，令人肃然起敬。

第一次访问中国的苏联体操代表团，在清华大学体育馆进行练习，使我们大饱眼福，什么平衡木、高低杠、都是前所未见。下课后拥入体育馆，站在二楼的围栏旁，欣赏平衡木冠军拉蒂妮娜等的精彩表演，亦堪称一绝。

同在清华大学学习的，还有1950级本科的温俊峰、姜燮生等，1951级的渠川璐、张锦、杜裴等，温后来成为院士，而姜当上了航空部副部长，上述其余人毕业后留校。

建校时，有苏联专家团9人，除在奠基典礼上远远望见外，平时并无接触。奠基典礼后，柏彦庄的工地就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当我们从清华迁入时，除一栋宿舍外，别无其它正式建筑。

“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又一铁证，航发施的女生绝大多数和同学喜结连理，如一班之汤宁（吴文东），二班的江智（李东跃）、潘慧明（周松青）、杨宗智（钱士湘），三班之陈燕娜（章孝华）、邢树仪（赵敬世）等（当年每班至多3个女同学）。

别了清华！1953年秋季，我们全部迁入北航新址，但是对清华仍“恋恋不舍”，其后一年每逢周末，三五成群，佩清华校章，前往清华洗个热水澡，亦人生一乐也，如是者达一年之久。

航施1952级，有5人成为两院院士，即钟群鹏、郭孔辉、戚发轫、王永志、陶宝琪（已故）等，加上航设的陈懋章和俄罗斯院士王德臣，共有7人获院士衔，蔚为壮观！但由于政审转校、课业跟不上等原因，1957年毕业时，从160余人减至108人，在北航卒业者仅及三分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