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钱振标从三师毕业后，在江阴、丹阳等地继续执教。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在丹阳第二高等小学任教的钱振标，奋勇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他阅读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开阔了政治视野，充实了社会知识，得到了革命启蒙。他经常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每讲到近百年来祖国受到帝国主义列强欺侮、屡遭割地赔款的耻辱时，总是异常激愤。当丹阳人民掀起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时，他积极参加。一天，钱振标带领一批学生在街头进行反帝演说，中午归来，忽闻火车站刚到一列货车，里面夹带日货，便顾不上吃中饭，立即带领学生疾奔而去，搜出全部日货付之一炬。

1919年“双十节”，学校放假，钱振标回到江阴，和同时回来度假的刘半农、刘天华兄弟俩，在南菁中学举办了一次爱国游艺会。钱振标表演了拳法，接着发表演说。他慷慨激昂地猛烈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大胆揭露军阀政府的无耻嘴脸，听者动容，在教师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

1924年暑假，钱振标和戴盆天到上海环龙路国民党执行部接洽入党之事，受到毛泽东和胡汉民的接见，并介绍他们参加了国民党。不久，钱振标、戴盆天便奉命赴丹阳、镇江、常州、金坛等地发展国民党组织。下半年，钱振标回到江阴，先后发展了朱杏南、高鼎新等40多人加入了国民党。是年冬天，国民党江阴区分部就正式建立了。

1925年3月，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恽代英和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侯绍裘两位共产党人，到沪宁沿线作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在丹阳，钱振标、戴盆天、夏霖、黄竞西等人由恽代英、侯绍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冯玉祥欢迎派人到他的部队里去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李大钊要中共上海区委派出同志组成赴北支部去做政治工作。1925年5月，钱振标(此时用钱青泉之名)毅然参加，和宣侠父等十几个江浙籍的共产党人北上。他们抵达北京后，聆听了李大钊的指示。6、7月间，李大钊派遣钱振标、宣侠父等担任中共特派员职务,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赴张家口，到冯玉祥部队中去工作。初秋的一天，李大钊来张家口出席一次重要会议，钱振标等向李大钊汇报了在冯部开展政治工作的情况，李大钊对他们的工作表示赞许。

是年秋，冯玉祥任命国民军联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为总指挥，代行甘肃省军务督办，带队远征甘肃。此时，钱振标担任军务督办公署政治处副处长，与宣侠父等随队前往。他在包头调解了当地哥老会与国民军的紧张关系，并起草了《告甘肃民众书》，公开昭示国民军联军将以严明的纪律，希望甘肃民众与国民军共同为国民革命而努力。

西征大军进驻兰州后，甘肃的国民党组织从秘密走向公开，钱振标等参加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工作。他在国民军内开展活跃的政治工作，将督办公署的大堂作为向国民军进行革命宣传的讲堂。除了每周讲授国民革命史,公开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外，他还在军官中秘密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并举办俱乐部、图书馆、训练班等形式，广泛接触官兵，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钱振标等人的这些活动，为后来党派到国民军联军的刘伯坚等同志领导全军政治工作做了准备。

钱振标初到兰州，甘肃省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他与当地的共产党员张一悟等，于1925年底创建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张一悟任特支书记，他与宣侠父为支委。特支成立后，钱振标等组织国民党左派及进步青年同国民党省党部的右派作斗争，进一步掌握了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权。特支开办了民众夜校和政治训练所，向民众和青年进行文化教育和反帝反封建宣传。特支还通过国民党甘肃省党部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广泛开展联系群众的活动，在其中设立了工农部、妇女部等组织，并在基层建立了工会、农会、学生会，天足会等群众团体，进行打倒列强、军阀，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宣传活动。特支还支持了甘南抗卜楞寺藏民代表为反对封建军阀迫害来兰州求援的活动，成立了专门进行藏民工作的藏民文化促进会。钱振标在成立会上发展演说，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藏民问题的重视。在广泛开展群众工作的基础上，特支发展了秦义贞等100多位同志入党。秦义贞在当地被称为兰州中外大药房的“老板娘”。她出身贫寒，为人正直干练，且十分同情革命，1926年春，经钱振标介绍，成为甘肃第一个女共产党员，担任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她不仅从物质上有力地支持革命活动，而且多次机智地完成党交给的联络和掩护革命同志的任务，成为钱振标从事革命活动的得力助手。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西北局势随之恶化。钱振标在党的秘密机关起草文件时突然被捕，经秦义贞及时报告党组织，由担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的刘伯坚出面营救，才得以获释。6月19日，冯玉祥抛弃了他“五原誓师”时的庄严宣言，和蒋介石等在徐州举行会议，联蒋反共。接着，钱振标等被首批“礼送”出境。

1927年7月，钱振标从兰州经武汉返回南京。此时，中共江苏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书记陈延年和代理书记赵世炎相继被捕牺牲，形势极为险恶。钱振标在南京、丹阳等地多方寻找党组织，终于在上海和中共中央派到江苏恢复省委工作的王若飞接上关系，被任命为临时省委委员。接着,钱振标以省委特派员名义被派回江阴，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他回到江阴后，与隐蔽在农村积聚力量的陈叔璇、蒋云等共产党员会合，把茅学勤等吸收入党。10月10日，中共江阴县委正式成立，钱振标担任县委书记。10月17日，是江阴农民运动先驱者周水平组织佃户合作自救会两周年纪念日，县委利用这个日子，在顾山沈舍里原地召开了数千农民参加的周水平烈士追悼大会。与会农民群情激愤，“打倒土豪劣绅”、“为死难烈士报仇”的口号声响彻会场上空。钱振标把握时机，组织长山采石工人和周庄、后塍等地的农民武装，与宜兴、无锡等地秋收起义相呼应，在东北乡重镇后塍举行武装暴动。他化名高大鹏，自任江阴农民革命军总司令，茅学勤化名为王天民，担任副司令,揭开了江阴地区轰轰烈烈农民暴动的序幕。

1927年11月15日晚上，钱振标布置城区地下党配合活动，将距县城十里的金童桥电话线割断。深夜12时，150多名武装农民在暴动指挥所通兴桥附近集结,钱振标命一部分人守住外围，自己和茅学勤率领一支队伍悄悄地把国民党公安分局所在地法水庵包围起来。他和茅学勤持枪当先，解决了岗哨后，手握刀棍的农民武装蜂拥而入，守在外围的农民，同时将鞭炮放在火油箱内点燃，顿时犹如排枪齐发。在黑夜中被惊醒的警察不知所措，被革命军一下缴获八支步枪。接着,他们又包围了禁烟检验处，缴获步枪一支。暴动农民取得了胜利，高呼着“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拥往后塍街上，冲进地头蛇、乡行政局委员俞道聘家，将俞家的田契、债据、租簿连同全部房屋一起烧毁。此后，中共江阴县委为营救被国民党拘捕、关押在后塍电灯厂的朱松寿等三名农民暴动骨干，于12月21日凌晨又举行了第二次后塍暴动。钱振标组织了近3000名手持大刀、长矛和土炸弹的农民，配备了缴获的枪支，分东西两路,向后塍电灯厂和公安分局发起猛攻。暴动农民先切断电线，又接近电灯厂放火，趁敌人混乱之际救出三名被捕人员。接着与反动军警激战四小时，打死警察六人，处决密探两人，缴获步枪三支，一直到天亮才胜利地撤退。暴动农民在街上贴遍“农民暴动，夺取政权”、“农友们快快起来”等标语。钱振标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又身穿军装，一般人以为他是外地人。在暴动中，他派人张贴署名“农民革命军总司令高大鹏”的布告,用以威慑、迷惑敌人。

1928年1月，在农民暴动接连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中共江阴县委在东南乡的周庄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同时成立江阴红军。已被中共江苏省委临时执行委员会提名担任候补委员的钱振标，在党代会上将农民暴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骨干蒋云、茅学勤等，充实到新的县委领导机构中来，自己主要负责军事领导。

在农民暴动中，江阴红军不断扩大，其中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少数不纯分子趁机打劫，造成不良影响，其中有一个是钱振标幼时的同学。钱振标知道后，深入调查,掌握了证据，在周庄伞墩召开红军会议，将几个败类给予严厉惩处，使红军纪律得到了整顿。

江阴农民暴动，使敌人惊恐万状。国民党江阴县县长多次向上告急，要求增派正规部队。江阴、无锡、常熟三县的国民党驻军经常联合“围剿”，城乡各地相继建文民团组织，大肆搜捕江阴红军和赤色群众，白色恐怖日益加剧。在敌人的血腥镇压下，农民暴动失败了。

钱振标在反动派的日夜追捕下仍出没于沪宁线上，频繁地进行活动。1928年7月，江苏省委为了使沪宁线各地的武装斗争互相呼应，密切配合，决定建立京沪特委。钱振标担任特委委员、军委书记，组织领导沪宁线一带14个县的农民武装斗争。

1928年10月18日下午，钱振标在常州大城旅馆准备参加中共京沪特委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时不幸被捕。押到江阴后，国民党县长如获至宝，亲自审讯。钱振标自称是做生意的金雨生，坚不承认自己的身份。几天后，县长亲自审问，叫叛徒出场对质，要钱振标交出江阴共产党名单。钱振标知道自已的身份已经暴露，便坦然地用幽默的口吻说:“要我交江阴共产党的名单也可以，不过，你必须把江阴的城墙先拆掉。”县长不解地问什么意思，钱振标回答说:“如 果反对你们的都是共产党，那么江阴人民全是共产党员。不拆掉城墙，城里站得了吗?”说完哈哈大笑起来。敌人无可奈何，最后提出只要他写张自首书便可以开释，还说他原是江阴国民党组织的创建者，出狱后仍可为党国效力。钱振标坚定地说:“我钱振标投了红旗绝不投白旗!”

几天后，牢房门又被打开了。钱振标母校的校长美国人沈文蔚拎着一包苹果和蜜橘走了进来。沈文蔚一阵寒暄过后，话锋一转说:“振标， 你是个才华出众的人物。尽管你今天落到这种地步，政府还是很器重你的。以我之见，共产党是成不了大事业的，你何苦如此呢?还是回心转意站在政府一边吧。”钱振标一听，顿时变了脸，说:“别来游说了,我对于共产主义信仰至死不变!”说罢，将那包礼品掷出牢门。

钱振标清醒地知道，敌人是不会轻易地放过他的。在为革命献身的那一天即将来临的时候，他挥笔写了如下的遗嘱:“余以努力中国革命，历年奔走南北，无时或息，不治生产，不顾家室。母则双目失明，妻则中途离异，无子无女，断种绝嗣，今且并此于然一身，亦将为革命而牺牲矣。革命到如此地步，亦可自问无愧，而荣幸为何如乎?凡我家属亲友，切勿以我死而悲哀，当偕我同呼革命口号也。”又写道:“我死后，切勿棺葬，可火葬后投入大江，随滚滚东流而入大海，何等干净!现在中国社会之坟墓制度，以一袭臭皮囊，占据能生产之土地，实为万恶。望革命当局，将此制度随我同葬江海，亦革命事业之一也......

1928年11月25日下午，钱振标神态安详地换上了一身整洁的长袍马褂，一位新闻记者给他照过相以后，他拖着一副18斤重的铁镣，被推上一般辆黄包车。几十个军警将他押送到君山陆家坟场。敌人要他转过头跪下。钱振标面对枪口说:“要死站着死!开枪吧!”在一阵高亢激越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中，枪声响了，钱振标壮烈地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3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