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4-28 13:09
先生生于万历四十年壬子四月二十九日（1612.05.30）。幼从父读，十六岁为县学学生，崇祯时考取秀才。弱冠时，一日御史某巡至安庆，大摆仪仗，威风显赫，进谒孔庙，秀才都在门外迎接。先生突然上前挡住车，扯住帷帐，溺溲溅其衣。先生整衣毕，当众揭发该人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卑鄙行为。该人原为魏忠贤余党，怕露老底，忍辱不敢追究此事。先生因此声名大起。
先生身体魁伟，少有大志，好饮酒，喜谈经世方略。崇祯末，复社、几社兴起。宣城有沈眉生，贵池有吴应箕，桐城（现枞阳县、桐城市明清之时皆属桐城县）有先生、方文和方以智诸人。先生和陈子龙、夏允彝组织云龙社，与东林遥接，和马士英、阮大铖抗争。福王称帝南京，马士英、阮大铖当权，通缉东林和复社人士。先生逃避武水钱仲驭家，不久福王朝廷覆灭。先生与钱仲驭起兵抗清，然而不幸兵败震泽。仲驭战死，先生夫人方氏、次子孺祺、女儿瑶池皆殉难。先生与长子法祖逃往福建。时唐王朱聿键称帝福建，授先生任吉安府推官，不久改任延平府推官。唐王朝廷覆灭，先生远赴广西，投效桂王朱由榔，桂王授礼部主事。永历三年(1649)经特试，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兼制诰，后因爱说直话遭排挤，其有诗记云：“志士终难辱，微官岂待驱。明朝拂衣去，幸谢李金吾”（黄山书社版《藏山阁集》第282页）。乃化装僧服，辗转回到故乡麦园，遂在田中筑屋，隐居著书，自号田间老人。
康熙七年（1668），先生长子法祖被盗贼杀害，县令胡必选隐瞒不敢追查贼人。先生据理力争，胡必选反而庇护被告，导致被告竟然敢找先生寻仇。因此先生移居枞阳市内(今枞阳县枞阳镇)，购置北山楼。先生晚年所著《易学》、《诗学》两书，大半成于此楼，并留有名篇《北山楼记》。
先生卒于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九月初一日（1693.09.30），享年八十二岁，葬桃花山麓周家山余家湾月形。“桐城派”古文大家方苞为先生作《田间先生墓表》，今先生之墓尚存枞阳县破罡桃花山麓。
先生一生著作宏富。诗、文约二百四十七万字。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编审委员会，将先生著作作为国家重点古籍图书立项。已经由安徽省黄山书社出版《钱澄之全集》，共七册，依次为：《田间易学》一册、《田间诗学》一册、《庄屈合诂》一册、《藏山阁集》一册、《田间诗集》一册、《田间文集》一册、《所知录》等一册。
先生之文，博大精深，不仅记录着本人的遭遇和感受，还对明末社会动乱的政治斗争予以无情鞭挞；对饱受兵祸灾难的人民大众，则无限同情。《南度论》、《闽论》、《粤论》三篇，笔力矫健，“苍苍莽莽，浩浩洋洋，气势魄力直匹《过秦论》”（黄山书社版《藏山阁集》第413页）。先生之文，源于对社会与现实的深刻考察与研究，不仅饱涵济世之志，且深具经世之略。先生之文风，一反明习，清新而脍炙人口，与方以智共同开创了“桐城派”之先河，史学界称之为“桐城派”开山鼻祖。
先生之诗，冲淡深远，出于自然，且在平淡中蕴藏着民族感情。先生不仅是严谨的文学大家，同时也是杰出的哲学家。代表作有《大水叹》、《水夫谣》、《捕匠行》、《苦旱行》、《莱阳宋铨郡部死难歌》、《虔州死节歌》等。因此，先生之诗既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同时也是极为珍贵的文史史料。先生之诗不下万首，由于所处的非常时代，传世之作仅有三千余首。二零零七年四月由安徽省社科院专家与民意评选出的“安徽省百名历史文化名人之星”，先生位列其中。安徽省合肥市政府将其头像及生平，镌刻在“星光大道”上，供人们永世瞻仰。
先生著作，先哲近贤，早有定评。苏州大学钱仲联先生撰《钱澄之全集序》云：“方以智、钱澄之二家都是桐城人，在诗文方面，可以说是桐城文派、桐城诗派的先导。二家都是学人，就诗而论诗，则澄之的造诣，在方以智之上。”“在明福王朝，因避阮大铖之祸，东走吴江，入浙入闽入粤入桂，所作载于藏山阁诗存中的，反映坎坷的遭遇，艰难的行役，以及山川胜概，风俗动态等等，沉沉颗颐，尤以纪载天时人事之变迁，南明抗清斗争可歌可泣的事迹和南明政权内部勾心斗角之争的作品，具有诗史价值。回乡以后，隐居田园，躬耕劳动，坚持民族气节，田间一集，即其晚期作品，风格与陶渊明为近”。“在同时代爱国遗民诗人中，澄之与吴嘉纪为同一类型，而与顾炎武之坚苍质实学杜，屈大均之浪漫奇肆学李者，分树旗帜，卓然大家。清初大诗人查慎行曾从澄之学诗，可见其影响之大。钱谦益、周箦、朱彝尊、姚文燮、郑方坤、沈德潜、韩苁诸名大家，备致推崇，可见世有定论。”“论桐城派古文，后海先河，澄之为昆仑之源，当无疑义。”
安徽大学朱一清教授在《田间诗学》介绍中说：“该书说诗不主一人，既不随意漫测，也不主观臆解，而是原本风雅和史实，力求得其‘至是至当’。这种实事求是的求实创新精神，成为全书一大特色。其主要特征是：征引资料，辨正诗义；竭力释补，增加新意；积极创新，提出己见。-----田间诗学确是一部力求‘至是至当’，以发前人所未发的富有求实创新精神的学术著作，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评：‘持论精核。’实开清代朴学之先导。”
清代学者唐甄《序》曰：“饮光先生，忠直立身，以藏为用。晚年注易成诗成，意有未尽，复以庄继易，以骚继诗，二子精义，已畅于诸篇。--------夫善读书者如腹药，桂热檗寒，其性相反，和而为剂，可以已疾。然则合二书而一之，不亦宜乎！”《序》中曰：“出于险，终于穷，不丧所守，而能成其学，吾罕见其人，饮光先生有焉。”“先生遭变革，行患难，立身之善，处世之宜，自少至老，所历多矣。《易》言精洁，《诗》言典雅，《屈》言恺恻，《庄》言高荡，所陶习者深矣。其为人如彼，其所学如此，皆本性达情，无所庸其支饰，故其为文，如泉之流，清莹可监，甘洁可饮，萦纡不滞以达于江海，使读之者目明而心开。”
清代诗人朱彝尊曾借用昔人评陶渊明语评价先生之诗，曰：“心存忠义，地处闲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田间一集，庶几近之。”
彭君华教授（安徽大学出版社，《田间文集》点校者）在《田间文集》的整理说明中说：“通部文集，引据最多的就是易，其次是庄子、诗经。澄之以其所得深者无往而不施，亦无施而不可。其祟祯间拟上皇帝二书，所谓：‘由选举，历学校，教而后试之，试而后用之。’提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人材教育体制。其所撰策议，涉及到文化教育、社会治安、工商税务、财政金融等多方面的社会问题，都能‘指陈利害，深切事理’，表现出澄之的济世之志，更可明白地看出澄之能不负所学，据以体察社会，研究现实，真正具有经世之略，绝不等同於纸上谈兵，大而无当。”
先生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具有远见卓识，在军事战略方面，亦同样具有预见性分析与决策意见。汤华泉教授（安徽大学中文系）在《藏山阁集》整理说明中称：“奏疏以拟上行在书、初至端州第一疏最为精彩。前一篇是入闽不久奏隆武帝的，在这篇奏疏中，作者透彻地分析了敌我双方总的态势，各地义军的动向及利害关系，行在所权臣郑氏的心性、长短、衡、赣、湘战略位置及军事意义，提出了‘出闽、巡楚、跸赣、协和鲁国，团结郑氏’的立国方略。这里的分析是十分中肯的，有些还是带有预见性的，如几月后正如他的预料，南昌的金声桓果然反正。只可惜行朝未能采纳作者的建言，未能及时‘跸赣’，而又与鲁国失和，对郑氏羁縻失策，最后导至唇亡齿寒，变生肘腋，迅速败亡。------两疏贯注了他的深谋熟虑、远见卓识，是他怀抱经济之策，在政治实践上的光辉记录。-----同时也显现他具有堪当重任的才具。”
清末桐城学者姚永概为重印先生文集序云：“先生之文，才气俊发，不可控抑，一扫明季之习。诗尤杰出，刘海峰历朝诗选於吾县之诗，登先生一人。”
诸伟奇研究员（安徽省古籍整理办公室主任，负责《钱澄之全集》编刊）在谈《所知录》及对它的整理中说：“钱澄之终生不仕清廷，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诗人和思想家。他生活在明清之际那个‘天崩地解’的时代，亲身参与了当时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动，与当时文坛很多重要人物都有过交往，且享年八十二岁，在清初知识层（尤其是‘遗民’）中行辈甚高，影响亦大。其一生著述宏富，------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史学诸学科，精深邃密，卓有建树，其学术成就堪与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顾（炎武）共相颉颃，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之一。”“《所所录》文直事核，公正不偏、真实可靠，是钱氏著史所追求的准则。检之史实，《所知录》一书当之无愧。”
唐甄在为先生八十寿序中称颂：“寿，人所尊也；文、学、名、节，世所贵也，四者难兼也。譬之於谷：士而不学，犹不耕也；学矣而不文，犹苗而不秀也；文矣而无节，犹秀而不实也；节矣而无名，犹食其谷而不传其种也。四者而寿，尤难兼也。请又譬之：无是四者而寿，则为樗木卵石；有是四者而不寿，则为槿华蜉羽；有是四者而寿，是为黄金白玉。先生，其黄金白玉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