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幽涧听泉》，整个画面色彩斑斓，亮丽高贵。花草、泉流、坡石，以及一组神态悠闲，颇解人意的八哥，都透出勃勃生机，表现出画家清逸超迈的情志。画面的每个组成部分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笔墨技巧融入意象之中，给人以清远高旷，余味无穷的意境。《宣和画谱》上说：“宗室士雷，以丹青驰誉于时，作雁鹜鸥鹭，溪塘汀渚，有诗人之致”。

钱行健这种全景构图的花鸟画，通过大自然中常见的景物，创造出感人的艺术形象，表现了“诗人之致”和“地偏无人”的情趣，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钱行健的花鸟，大量的是折技构图。或以花卉为主，或以禽鸟为主，但不论孰主孰从，花卉和禽鸟互相映照，有机而和谐地形成一种特定的意境。

例如他的《霜荻栖雀》，画面上占主体地位的显然是雀，工笔勾勒描摹，栩栩如生。寥寥几根苍老劲挺的芦干，几簇迎风飘动的荻花，映照出雀儿生动的态势，使人毫无霜风肃杀之感，反而产生一种激昂向上的动力，可谓以少胜多，以小见大的杰作。

再如《贞姿眩冰》，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枝老梅。老梅以积墨与披麻皴相间，再以石绿点苔，已经显示出老当益壮的顽强生命力，白色的没骨花朵，贞姿秀丽，与盘曲伸展的老梅树干强烈对比，更加动人心怀。树枝上的两只红头雀呢喃低语，似乎在传递春天的信息。整个画面笔墨浓润，气韵生动，写尽了画家的心灵性情。

钱行健的《富贵锦绣》图，把牡丹的大朵花头画得圆缺参差，生动活泼；凝香含露，妩媚端庄。花头丰润的体态和舞姿般的花瓣开张怒放之状展现了花枝招展的动态，一枝顾盼多情，含苑待放的花蕾更增添了画面的生气。枝叶间一尊色彩亮丽，以夸张手法表现的太湖石，透出一股清气，使整体画面显得层次分明，疏密有序，开阖有度。

钱行健的《草虫长卷》气度非凡，如康雍乾盛世的瓷器上的斗彩、五彩图那样绚丽、生动，光彩照人，而《春塘》《柳荫小憩》《晨雾》《曙光》则既具中国古典乐曲之韵，又有西方弦乐之魂，歌颂了祥和、幸福、自由的生活。其创作手法明显地突破了前人的窠臼，是中国画的创新，也是中国传统审美情趣的现代延伸。

1956年获上海市青年美展甲等奖，以后历年在上海市及全国各重要画展中均有作品展出。1984年首次在上海举行个人画展，同年和1985年、1990先后三次在香港举行个人画展，1988年在新加坡举行个人画展。

钱行健先生对国画艺术极有造诣和研究，是海上画坛颇负盛名的花鸟画家，是海上书坛优美的风景线，其美在于把庭院的典雅置身在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中，生机勃发，凝重典丽，大气磅礴。更知花鸟是是天然的造化，将山水与花鸟融合一气，扬笔墨绮丽之清秀；得高古之质朴，显艺术之壮美之境界。钱行健的花鸟画很见功力与风骨，其实就是学问。钱行健作工笔精致经典、写意之笔酣畅淋漓、山水与花鸟的融合富有新意，是真放与精微的结晶，绚烂与平淡的结合。

回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国的花鸟画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推动下，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当时上海的花鸟画家以文人画为传承，将明清画风以生活为情采，写生为底蕴，弘扬古气为导向，一开推陈出新之貌。以唐云先生执笔的《百花齐放图》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全国花鸟画展上，一开花鸟画风的时代之新。从此海派花鸟画别于任伯年、吴昌硕的以都市市井为基石的新画风，传承古气，张扬现实，事实证明，下生活，搞创作的新写实之技法无疑为花鸟画一开崭新的新题材，浓郁的生活气息加上生动的笔墨与写实的想象，前无古人地开时代画风之先声。

进入开放时代，中国画家摆脱了固步自封的思维，中国画的创新精神再度被唤起，而且是打开国门，畅开胸怀的境界中张扬创新神采的。八十年代初，钱行健先生的一幅《幽涧听泉图》巨作在朵云轩的展览大厅以为上海花鸟画再度兴起添一佳景。因为中国前期的花鸟画把山水、花鸟画割裂开，将好些具有创新激情的想象泯灭了。艺术的创造本是人类生命价值中最有灵动的所在，世界上的好些创新精神都是海洋文化营造的，上海处在开放的前沿，钱行健先生当时在外国语学院执教花鸟画，在开放激情的推动下，钱行健先生按捺不住思绪翩翩，由前人的花鸟画在自然山水美中获得一派灵动，将浙派潘天寿先生以花鸟、石块的巨大合一的创作思路，再度注入在更宽广的野荒山涧中，这是一派静幽的山涧，开阔、宏伟、野芳芬菲，一派新欣。这是想象的新天地，更是钱行健先生畅开开放的新思维，任凭天地宽敞，野芳绽芳，鸟儿在山石间倾听着山泉在叮咚如诗的礼乐之声。这是开放之声，是激情创新的礼乐之声。海上花鸟画坛以为钱行健先生山水与花鸟合一的巨作作为开放时代新海派花鸟创新的先声，使海派花鸟画的现实主义精神开放的激情中得以再度张扬。

从唐云先生新现实的花鸟画的创立到钱行健先生新海派开放激情的花鸟画又一新兴，两位先生的新海派花鸟画，就成了现当代上海花鸟画的发展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