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统治范围扩大，新卫、所不断增置，火铳需要量越来越大，集中制造日益困难。约在洪武十年，明廷便将造铳权力下放，各卫(或府)、所可以直接制造。1971年内蒙古托克托县出土洪武十年铜手铳，铭“凤阳行府造重三斤八两监造镇抚刘聚教匠陈有才军匠崔玉洪武十年月日造”。现存还有不少洪武十年至十八年的铜铳，皆卫所制造，铭文中均无铳的编号，但绝大多数铭有监造、教匠(或教师)、军匠(或习学军匠、习学军人)三级或其中二级人名。物勒工名，以考其诚。

第二，铳炮的品种有所创新。

明初铳炮的主要品种仍是手铳和碗口铳，但已发展出新品种。1972年河北宽城出土洪武十八年铜铳，形制类于手铳，但铳身加长，口径增大，形体粗重，需装于架上发射，是较早的一件直膛铜铳。

第三，碗口铳的形制有较大改进。

中国军事博物馆藏洪武五年铜碗口铳，以及1964年山东冠县出土洪武十一年铜碗口铳的身长、口径与元至顺三年铳相仿，但重量超出一倍多。这是因为洪武碗口铳管壁明显加厚，能耐更大的膛压。另外，洪武碗口铳的口部更为外敞，药室更加隆起。

第四，铳炮趋于大型化。

这体现在手铳铳型的基础上发展出直膛铜炮以及碗口铳的管壁加厚、重量增加。更有甚者，1988年山东蓬莱营子里村出土两件洪武八年铜碗口铳，一长61、口径26厘米，重73千克，铭“莱州卫莱字七号大炮筒重壹佰贰拾斤洪武八年二月日宝源局造”；一长63、口径26厘米，重73.5千克，铭文格式全同，自铭“重一百二十一斤”。这是明初铳炮大型化的标志，两铳铭文也是现知中国古代以“炮(炮)”来指称重型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最早之例。

明成祖即位后，加强了对火器的控制，铳炮制造又归中央政府控制。洪武十三年，明廷已成立专门的造兵机构军器局，洪武二十八年又设兵仗局，中央政府的造兵能力显著提高，永乐以后的铳炮便是由这两个局主制。

随着造兵制度的改变，火铳铭文款式也发生变化。现存永乐铜铳铭文普遍只有编号和制造年月两个内容，趋于简化，但格式、用字极为统一，尤其是采用统一的编号，随年递增。这些铳应都是中央两局所造。1978年辽宁辽阳出土永乐七年铜手铳，铭“天字贰万贰千伍拾捌号永乐柒年玖月日造”。首都博物馆藏一件正统元年(1436年)铜手铳，铭“天字玖万捌千陆佰拾贰号正统元年叁月日造”。可见天字铳的编号，永乐之后还延续了好几代。据今所见，永乐还有以“奇字(12046号)”、“武字(4344号)”、“英字(15034号)”、“功字(18568号)”，正统有以“胜字(12775号)”，成化有以“烈字(2282号)”，弘治有以“神字(149号)”编号的铜铳，铭文格式相同。这些编号是否表示实际生产的件数，尚可考查，但可以肯定，这个时期尤其是永乐年间的造铳数量极为庞大，形成了一个高潮。这与明成祖南征北战，重视火器有很大关系。永乐前期设立的神机营，是世界上第一支专门的火器部队。

从存世实物可以明显看出，永乐铜铳普遍具有规格统一、铜质精良、铸作精细、形制规整的特点，其工艺质量和规范化程度在元明铜铳中是第一流的。而且永乐铜铳有几项重要的技术改进:

其一，手铳的身管改变了原来的直筒形，而做成自铳口至药室逐渐增大，形似现在的粉笔，因而使管壁自铳口至药室逐渐增厚。说明时人对火药燃烧所形成的气体压力自药室至铳口递减分布的规律已有认识，故以做出了合理的设计。

其二，铜铳的火门上普遍增设了一个长方形的曲面火门盖，可以翻旋，以防止雨水打湿点火的药线和药室内装填的发射药。

其三，1967年河北万全沙家店出土一件永乐十三年铜铳(属直膛炮)，铳管内遗有装填物，内为火药，外为铁弹子，中为一个木活塞，其大小与铳管内径基本吻合，这也就是后来文献中所说的“木马子”或“木送子”，能够起到承弹闭气，提高膛压，增强射击威力的作用。这是已知铳炮装木马子的最早一例。

这一阶段铳炮铸造技术先进，质量上乘，标志着中国古代青铜铳炮在永乐年间(1403一1424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其后直至弘治、正德，基本上是承袭永乐时期的成果。1965年在湖南株州发现一件直膛铜炮，铭“正德陆年拾月内汝宁府知府毕昭守御千户任伦奏准铸造”。长81、口径22厘米，重348千克，说明这个时期在火炮大型化方面，继续有所发展。从弘治年间开始，朝廷也批准一些地区有限制地制造一些铳炮。地方造铳的铭文款式，自与统一编号的中央造铳有别。

仿制欧洲铳炮阶段

15世纪初叶，欧洲的枪炮制造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借鉴铸铜技术，开始以铜铸炮，同时发明了应用于手持枪的火绳枪机，这是最早的机械点火装置。15世纪中、晚期，中国铳炮基本停留于永乐时期的水平上，而欧洲枪炮却迅速改进，一方面火炮益趋重型化(1453年奥斯曼帝国用以攻打君士坦丁堡的青铜炮重19吨)，各项技术不断改进，出现铸铁炮并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手持枪愈益轻型化，较为灵便、射击准确的火绳枪发展成熟。于是欧洲枪炮技术全面超越了中国。

16世纪初，随着欧洲殖民主义者东侵，西方先进火器开始传播到中国。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人来到广东，献给广东佥事顾应祥一门火炮。由于明人称葡萄牙为佛郎机(转译自Frangi，本是伊斯兰教徒对欧洲人的泛称，源自对Frank的不准确读法)，因称其炮为佛郎机铳或佛郎机炮。正德末年(约1521年)，广东巡检何儒招降葡军舰船上的中国人，获其铸炮之法。嘉靖二年即成批仿制，以后制造规模越来越大。就在嘉靖年间，火绳枪也传人中国，明人称之为鸟铳，大量仿制。由此开始了以仿制欧洲铳炮为主的时代，直至清末。

明嘉靖至万历(1522一1620年)这一百年中主要是仿造佛郎机铳和鸟铳。鸟铳都以熟铁锻制。佛郎机铳为葡人携来之物，系以铁铸（见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郑若曾《筹海图编》、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嘉靖初年，明人仿制的铳炮，皆以铜铸(《大明会典·火器》、《明史·兵志》)，可能承袭了中国固有的青铜铸铳传统，后来则铜、铁并行，存世实物就有不少是以铁铸成。可见铸铁炮在这个时候有了显著发展，这当是西方先进技术影响所致。

嘉靖以后，中国传统铳炮在某些方面也还续有发展，主要体现为创制出长管多箍铁炮和三眼铁铳等。青铜铳炮方面，手铳的身管明显加长，口径稍有增大。但从全局上看，中国传统铳炮的进步不大，作用日益减弱，地位迅速下降。

清朝建立后，由于清人崇尚骑射，本不会制造和使用火器。天启六年(1626年)，明军在宁远之战以新引进的西洋大炮重创后金，清人极受震动，乃网罗匠师，决意仿制，于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制成第一门大炮。其后，清人对火器愈益重视，铳炮制造规模日益扩大，技术不断提高，至康熙时达到了高峰。由于清代铳炮从仿制西方起步，之后也循此路线发展，故入清后，中国传统铳炮的发展就寿终正寝了。

清初火枪仍以火绳枪为主，清人习称之为鸟枪，皆以铁制。火炮以明红夷大炮为主，因清讳夷字，故改称红衣大炮。主要以青铜铸造。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崇德八年(1643年)神威大将军炮，铜体铁心，长264、口径13厘米，以满、汉文铭“神威大将军大清崇德八年十二月日造重三千七百斤”。此炮铸于清人关前夕，身长、口径不亚于现存崇祯年间明廷仿制的红夷大炮(包括铁炮)。

清代以炮重自3500公斤至280公斤为重炮，自195公斤至13.5公斤为轻炮(《清文献通考》)。山海关长城存有两门康熙五十七年威远将军铜炮，红衣炮型，长100和101厘米，口径4和5厘米，重约85千克，是典型的轻炮。

康熙三十年(1691年)，三藩之乱平定，火器制造由兴旺转趋消寂。闭关锁国，承平日久，雍正以后，铳炮技术因袭祖制，停滞不前，甚至于不断退化，火炮越造越轻，变而为抬炮(二人可抬)，再变而为抬枪。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前后，为抗御英人，赶造了一些重炮，皆是康熙红衣炮的旧制，不同的是，多以铁铸造。其时也仿康熙旧制，铸造了一些较轻的铜炮，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道光二十二年铸造的神威将军铜炮，炮长213、口径5.3厘米，完全仿自康熙二十年南怀仁所铸神威将军炮的法式(载入《钦定大清会典图·武备》)。

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开始大量购置西方近代钢制枪炮，继之又开设新式兵工厂进行仿造。由是，自明代中期以来从西方传来的老一代火器渐被淘汰，青铜铳炮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