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银票”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加盖本州州印，只是临时填写的金额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贯至十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宋仁宗时，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以新换旧。首届银票发行1256340贯，备本钱360000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银票”的流通范围也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内，后来虽在陕西、河东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废止了。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银票”为“钱引”，改“银票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银票”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1109年）改银票为钱引。“钱引”与“银票”的最大区别，是它以“缗”为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到了元代，进一步完善了银票制度。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发现了元代使用的银票，于1298年撰写的《马可波罗记》中，详细介绍了中国银票印制工艺和发行流通的情况。从此，欧洲人了解了银票。美国学者罗波特·坦普尔说：“最早的欧洲银票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

清朝末年，清王朝经济困难，国库空虚，为筹措军需费用，不得不一改长达二百年不印发银票的初衷，于咸丰三年（1853年）印制了清王朝建立以来的首种银票户部官票。此次发行的户部官票，以银两为单位，分一两、三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五种。票面正中上方用满、汉两种文字额书“户部官票”四字。中书“准二两平足色银壹两”。票面下方有注文楷书“户部奏行官票凡愿将官票兑换银钱者与银一律并准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项伪造者依律治罪不贷”。户部官票的背面，在市场流通中依次签字花押。

清代发行的银票品种复杂，有官钞和私钞之分，官钞即由官府金融机构发行，私钞由民间金融机构发行，纸钞又可分铜钱票（可兑换方孔铜钱）、铜元票（可兑换铜元）、银两票（可兑换白银）、银元票（可兑换银元）四种。发行银票开始有库银准备金、钞本来凭证。清代的银票，除政府印发的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之外，清末官私银钱行号和私营银钱店也在印发钞票。其中私营银钱店又有钱庄、钱铺、钱店、银号等多种称谓，是一种地方性的金融行业。其业务主要是兑换银钱和印发钱票银票。起着配合制钱和纹银、发挥支付手段的作用。私人钱庄印发的银钱票，印刷质量简单粗糙，票面金额数字多用手书写，缺乏必要的防伪措施，使得当时的币制更加混乱。大清银票本为中国古代清朝时期用于流通的银票，这种银票有轻巧便携的好处，解决了银子金子等货币不便大量携带的困难，因此被广为使用。银票的使用在中国始于宋朝，最早出现在当时的四川地区，被称为“银票”，但那时银票还不太规范。到了清朝，银票的使用规范起来，被广为使用，清朝政府定其名为“大清银票”。

银票的出现是货币史上的一大进步。钱币界有人认为中国银票的起源要追溯到汉武帝时的“白鹿皮币”和唐代宪宗时的“飞钱”。汉武帝时期因长年与匈奴作战，国库空虚，为解决财政困难，在铸行“三铢钱”和“白金币”（用银和锡铸成的合金币）的同时，又发行了“白鹿皮币”。所谓“白鹿皮币”，是用宫苑的白鹿皮作为币材，每张一方尺，周边彩绘，每张皮币定值40万钱。由于其价值远远脱离皮币的自身价值，因此“白鹿皮币”只是作为王侯之间贡赠之用，并没有用于流通领域，因此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票，只能说是银票的先驱。“飞钱”出现于唐代中期，当时商人外出经商带上大量铜钱有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之后持凭证去异地提款购货。此凭证即“飞钱”。“飞钱”实质上只是一种汇兑业务，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票。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银票”则是真正银票的开始。

银票出现在北宋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而当时铜钱短缺，满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当时的四川地区通行铁钱，铁钱值低量重，使用极为不便。当时一铜钱抵铁钱十，每千铁钱的重量，大钱25斤，中钱13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500斤，要用车载。因此客观上需要轻便的货币，这也是银票最早出现于四川的主要原因。再者，北宋虽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但全国货币并不统一，存在着几个货币区，各自为政，互不通用。当时有13路（宋代的行政单位）专用铜钱，4路专用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各个货币区又严禁货币外流，使用银票正可防止铜铁钱外流。此外，宋朝政府经常受辽、夏、金的攻打，军费和赔款开支很大，也需要发行银票来弥补财政赤字。种种原因促成了“银票”的产生。

“银票”的出现，便利了商业往来，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大业绩。此外，“银票”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发行最早的银票，在印刷史、版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研究中国古代银票印刷技术有着重要意义。

过去的研究者曾认为，成都东门的“椒子街”应该是当时官方印制“银票”的地方。因为《成都城坊古迹考》对成都东门“椒子街”有这样的解释：“一说街名曰‘银票’，以宋代尝设银票务于此。”但是当地的货币收藏家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因为根据《成都金融志》中的文字解释：“北宋益州的‘银票铺’实为四川历史上最早的货币金融机构，而益州的银票务则是最早由国家批准设立的银票发行机构。”显然，说银票发行机构就是印制地，是没有依据的。也就是说，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椒子街”就是“银票”的诞生地。由于“银票”诞生已900多年，又无具体的实物考证，只有从文献资料中查找。货币博物馆的詹星就开始从历史典籍入手，查找“银票”的诞生地。他从图书馆找来《全蜀艺文志》，查到了元代费著的《楮币谱》中有一段文字：“元丰元年（1078年）增1员；掌典10人，贴书69人，印匠81人，雕匠6人，铸匠2人，杂役12人，廪给各有差。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以银票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兴元年（1163年），使特置官一员莅之，移寓城西净众寺。”

这说明官方发行的“银票”印制地就在城西的净众寺，不过经过了900余年，成都早已没有什么净众寺了。后来，经过四川南充市的学者丁祖春的帮忙，詹星的查证又深入了一步，原来，净众寺最早建于东汉桓帝延熙年间，六朝时名为安浦寺，唐时名为净众寺，宋代换名净因寺，元末明初更名为万佛寺，明末张献忠进川后毁于战火，清代康熙初年重建，仍名为万佛寺，地址就在成都西门金花桥侧。

史学界一直认为，产生于北宋的“银票”是世界上最早的银票。南宋钱币博物馆馆长屠燕治解释，四川的地理闭塞，促使北宋时期出现“银票”，但“银票”不直接参与流通，商人从四川携带“银票”外出，仍然需要将“银票”再兑换成金银铜钱等货币进行交易。“银票”是有价证券，相当于支票。到了南宋时期，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铜币的制造已经不能满足流通的需要，再加上南宋经济主要靠海外贸易，导致钱币大量流失海外，民间由此出现可以用于交易的“会子”，公元1160年临安府知府钱端礼率先统一由政府出面发行“会子”，随着他升任为户部官员，“会子”也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直到元朝，马可·波罗才将银票传播到伊朗，而后传到日本、高丽。直到500年后，即1690年，欧洲瑞典才出现银票。

银票的产生某种程度上讲也是经济发达的象征。在南宋152年的历史中，使用银票的时间长达100多年，共发行“会子”近14亿贯，如果按照南宋当时1两黄金兑换35贯铜钱的换算方法，相当于发行了1600多吨黄金。银票的重要用途由此可见。在具体证据方面，宋代吴自牧的《梦梁录》记载：“造会纸局，在赤山湖滨。”赤山，在苏堤第一桥西南，与玉岑山对峙，北连大麦岭，东接太子湾。而且800多年前的另一部古书《咸淳临安志》有一张现存最早的南宋《西湖图》，图中赤山教场与南山第一桥之间，清楚地标有“会子纸局”四个字，从中可以看出会子纸局的大致位置。它应是靠近杭州南山路、西山路和虎跑路三路交叉口的南山路以北一侧。

自明清以来，晋商、徽商逐渐兴起，民间的贸易十分频繁。山西的“日升昌”私营票号，经营的起因充分显示了老一辈实业家们独特的眼光。当时人们做买卖奔波于平遥与外地之间，由于随身携带银两既不安全又不方便。于是，日升昌的创业者们便做起了汇兑的买卖。商人拿着银票就可以到日升昌的各个票号换取银两，方便、安全。而两地银价的差异和银两成色的不同，则成为日升昌赚取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