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勒还指出；信任不仅能使经济中的资本得到最有效的配置，还能使一国的“产业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如果社会中有“较良的法律”或“较良的教育”，使人的品性得到改良，使人互相信任，那些自己没有资本或仅有少许资本但有着非凡的营业才能的人，就能够以自己的品性为担保，获得为资本所有者经营资本的机会，而“这种利益的收获，还会更大得多”。

相反，在一些欠发达国家，银行缺少信誉，居民往往以手持货币的方式保有储蓄而不是把钱存入银行。在发生债务危机的阿根廷，银行的信誉几乎被耗尽，根据阿根廷盖洛普民意测验公司2002年2月24日在阿根廷26个城镇1036人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5%的人表示不相信银行并准备把存款取出来，这使得经济中的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

二、存款者的信心与银行危机

1．银行危机的成本

银行危机的发生极易给经济金融秩序带来结构性的破坏，甚至引发整个社会的系统性危机。银行危机会导致货币存量的意外的急剧下降，并导致经济衰退。如果一些银行倒闭，其他银行的资本下降，信贷供给紧缩，迫使企业和居民减少开支，这会导致短期产出下降，Bernake(1983)认为正是由于这种信贷渠道，大量的银行倒闭带来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危机时的持久的严重后果。如果银行融资受到限制，还会影响投资，进而影响了资本积累和生产能力，给经济中长期的产出带来不利影响。Leland和Pyle(1977)以及Fama(1985)认为，银行的中介职能对某些类型的借款者是不可或缺的，因而银行信贷不能轻易地被其他融资渠道所取代，银行长期搜集借款者的有关信息，从而能够对不同借款者的资信状况做出区分，银行倒闭会导致这些信息的丧失。当经济需要重新获取这些信息时就不得不另外支付成本。此外，这些信息往往具有专有性的特点．如果借款者不能从原来的银行那里获得融资，想要与别的银行建立交易关系是十分困难的。银行体系困难还可能从更广泛的渠道影响经济，例如，如果客户对银行没信心而不把资金存入银行，或者银行之间失去了信任，则支付体系不能运转，支付体系的全面崩溃会阻碍贸易，导致巨大的损失。Hoggarth等人(2002)对银行危机的成本进行了估算和研究，他们估计了最近20年以来24次主要的银行危机中发生的财政救助成本，为复兴金融体系的多种支出，包括给银行重新注资和对存款者的支付以弥补其存款损失。研究表明，银行危机爆发后重组金融部门的成本相当高昂，有些国家占到GDP的50%以上，例如，韩国在1997—2000年间为处置银行坏账所负担的财政支出达到其年GDP的14．7%，印度尼西亚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为处置银行坏账而付出的财政支出在1997—2000年间高达当年GDP的55%。他们还通过比较实际产出和假定无危机条件下的产出的差异估计了银行危机给整个经济带来的福利损失，研究表明银行危机导致的产出损失占GDP的比重平均在10%以上，且银行危机一旦爆发，实际经济平均要花3年多一点的时间才能恢复增长趋势。

2．存款者的信心与银行危机

银行危机带来的巨大成本引起了经济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理论上对于银行危机的成因进行了很多的探讨。Minsky(1986)基于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的长波理论对银行危机做出解释，他认为，经济中存在三种融资结构，分别是：避险筹资、冒险筹资和高风险筹资，其风险程度逐个上升。这三种结构在经济中的比重随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变化，并对银行危机产生影响。在经济稳定增长时，多数企业会采取较为稳健的避险筹资方式，经济的持续繁荣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后两种融资方式，与投机型或高风险型企业之间的业务在银行全部业务中的比重上升。一旦经济发展面临滑坡，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并出现衰退，企业违约或破产就会上升，并波及到金融部门，导致银行倒闭。

Kindleberger(1995)也从周期性角度来解释银行体系风险的产生和发展，他认为，当经济中由于某种原因产生了新的利润增长点时，银行往往会扩张信贷以获取盈利机会，在投资和收入增加的热潮中，对利润投机的非理性行为加剧了，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产生了“泡沫”，利率、货币流通率和价格都在上涨，直到某个阶段，投资者开始意识到，市场已经达到顶峰，应该是撤退的时候了，于是竞相将金融资产变现，资产泡沫破灭了，大量的银行贷款不能被归还，银行危机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

尽管实体经济的变化是导致银行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是，银行危机的最终爆发往往是由于公众失去了对银行的信任，产生对存款的挤兑，因此许多研究从个人或群体的心理层面去探寻危机的根源，认为危机是由大众的“歇斯底里”或群体心理导致的，因而危机具有随机性的特点，存款者则以其“毫无根据”的恐惧引起银行挤兑而受到责备。李嘉图认为，银行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胆小怕事的那部分公众无来由的恐惧的传染导致了对银行的挤兑，即使银行没向政府贷那么多款，即使银行持有两倍于原来的资本，挤兑也同样会发生。弗里德曼认为由公众信心动摇所导致的挤兑是爆发危机的原因。金德尔伯格总结历史上金融危机的演变过程，指出危机爆发的早晚取决于人们的预期、信心或幻觉，直到在最后一刹那，脆弱的心理平衡被瓦解或打破，结果很可能就是一发而不可收，即发生危机。对银行危机的定义中也体现了公众信任危机和银行危机之间的关系，例如，Minsky认为，危机可以被定义为对准备金的突然的紧急需求，它通过投资者的焦虑紧张、银行挤兑和资产组合转换反映出来。在戴维，皮尔斯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辞典》中，对“银行恐慌”的解释为：银行恐慌是一种事件，在这种事件中，对一个或多个银行的信心的丧失，引起公众对银行的突然和普遍的“挤兑”，这种恐慌可能并确实会导致银行的倒闭，而且倒闭不仅限于不健全的银行。

银行经营方面的特征使存款者对银行的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特点。在银行的全部资金来源中，储蓄存款所占的比重很大，对1990年美国的一般银行业而言，负债方18%是活期存款，51%是储蓄存款与定期存款，24%是其他债务，7%是股权(Dewatripont和Tirole，2002)。对一家资产状况恶化，甚至已经资不抵债的银行，只要存款者仍然认为银行是安全的，对银行有信心，不断地把资金存入银行，银行获得流入的资金用以按时偿还短期债务，其问题就可以暂时被掩盖，甚至可以通过持续经营带来的利润积累将历史问题消化掉。事实上，银行很可能进行Ponzi博弈，即只要银行吸收的债务大于所要支付的利息，银行就能靠债务生存，只要公众不同时提取存款，采取高风险战略的银行也能生存，也就是说，公众认为值得信任的银行可能确实会表现得比较稳健。

另一方面，银行的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存在很大差异。银行的负债具有很高的流动性，存款者对于其在银行的活期存款可以随时要求变现，定期存款合同尽管有约定的提款期限，但这种期限对存款者只构成一种软约束，即使没有到期，只要存款者要求变现，银行也必须满足。因此，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都可能很容易地流出银行。但是，银行的资产却不能保持与负债同样高的流动性，在通常情况下，银行不能要求借款人提前偿还贷款，也就是说，贷款合同期限对债权人——银行是硬约束的。与其他金融资产相比，贷款缺乏二级市场，变现能力差，流动性低，如果在短期内急于出售银行资产，一般要付出巨大的贬值代价。银行的负债高流动性与资产低流动性的特点，使得如果公众认为一家健康的银行已经资不抵债，并进行挤兑，则该银行并不能提供完全的兑付存款来显示自己的类型从而恢复公众的信心，从而一家资产质量很高的银行也完全有可能因为公众预期的逆转而真的发生偿付困难。

对存款者的恐慌与银行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经典的现代理论表述的是Diamond和Dybvig(1983)，他们研究了纯粹因为存款者信心丧失所导致的银行挤兑，由于银行危机中公众信任危机导致挤兑表现得很明显，所以在表面上看，银行危机是由一些难以预料、不可捉摸的心理因素导致的，而且最直接地表现为银行流动性不足而导致危机，即“流动性危机”。Diamond和Dybvig研究的银行危机就是这样一种流动性危机。他们假设了一个存续三期的经济，在第一期进行投资，在第三期这些投资带来正的收益率。所有当事人事前都是相同的，都在第一期储蓄他们的收入，在第二期当事人出现差异，此时，一部分存款者会产生随机的流动性需求。在Diamond和Dybvig那里，活期存款合约被解释为风险分担机制，因此，第二期有流动性需求的存款者可以提前取款而不被惩罚，银行在应付随机性的提款需求方面也不存在困难。但是，由于缺乏流动性的投资在提前清算时会遭受损失，且银行提供的是一种先来先得的“顺序服务”，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破坏了存款者的信心，使得存款者预期其他存款者要去挤兑存款，则那些在第二期没有流动性需求的存款者也会争先在银行资产被全部提走之前取回自己的存款。可能导致存款者信心危机的因素有很多，如：银行的不利的收益报告，已发生的对其他银行的挤兑，消极的政府预测，甚至太阳黑子。总体来说，这些因素具有随机性的特点，而与银行本身的健全与否无关，任何引起存款者信心丧失的事件都会触发挤兑。

Diamond和Dybvig突出了存款者信心危机对银行失败的关键作用，但由于存款者的信心与银行的清偿能力毫无关系而呈现出随机性和非理性的特点，同时上述特点还使得银行在影响存款者的信心方面无所作为：银行可以采取措施降低资产风险，但银行的做法不会影响到存款者对银行的信心。

然而，存款者的信心危机并不是非理性的，它实际上代表了存款者对银行资产风险的预期，Gorton(1985)，Chaff和Jagannathan(~988)发展了这种在理性基础上产生的信心危机和银行危机。Gorton(1985)描述了一个持续三期的经济，当事人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最大化自己的收益。在他的模型中，每个当事人要在存款和现金之间选择，为了决定是否存款，存款者需要估计存款所能带来的收益，由于缺乏完全信息，存款者使用“噪声指标”来进行估计。所谓“噪声指标”，是指相关但不完全准确的信息，存款者根据这些估计决定是否提款。存款者可能犯两类错误，一类是在不应提款时错误地提款(1类错误)，另一类是在应当提款时没有提款(Ⅱ类错误)。Gorton认为，Ⅱ类错误带来的福利损失不大，而1类错误则具有破坏性的效果。Gorton设计了一种存款合约来大大降低犯1类错误的概率，这主要是通过授予银行在需要时停止支付的权利来实现的，而实现的途径也是通过停止支付来传达一种信号，使存款者知道，维持长期投资的持续性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在Chaff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中，存款者被分为两组，其中一组比另一组掌握更多有关银行未来收益的信息，因而比另一组能够更准确地评价银行的信誉，当那些不知情的存款者观察到许多其他存款者的提款行为以后，他们将推测这些提款行为不是完全基于提前到来的流动性需求而是基于较低的未来收入的预期，这个推测使得不知情的存款者去挤兑从而导致银行危机。因此，与Diamond和Dybvig(1983)一样，存款者也是根据其他存款者的行为采取行动，但不同的是，这一假设有理性的基础，即其他存款者的行动被当作一种信号，用来获取信息。

总之，公众选择是否存款本质上依赖对银行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本身又仅是一种预期，公众为了存款的安全，将通过观察银行的经营行为不断地修正这种预期。其他存款者的挤兑，或者是相关的某些指标，都会影响公众的预期，一旦由于某些因素，使得公众认为银行的信誉低于某个临界值，公众就倾向于手持货币，从银行提走存款，表现为公众突然丧失对银行的信任，引发银行危机。

银行的信誉缺失还可以用来解释银行失败的传染性。所谓传染性是指一家银行的失败引起其他银行失败的连锁反应，尤其是从资不抵债的银行的挤兑蔓延到本来具有清偿能力的银行，并引起后者的失败。传染性是银行业出现外部性问题的主要原因，也是政府介入的主要理由。前面几个模型虽是从存款者的角度解释银行业的问题，但并未很好地说明为什么银行挤兑具有传染性。Park(1992)认为，银行挤兑之所以具有传染性，是因为银行的信誉缺失致使存款者对不同类型的银行不能进行区分，对它们估计的风险概率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的银行对存款者而言是没有区别的，这样，那些资产质量好的银行就会受到那些财务结构脆弱的投机性银行的牵连，为了避免银行危机的传染性，资产质量好的银行必须建立信誉使其资产状况为公众所知。

1 彭雷清.银行业市场营销.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

2 梁媛著.银行信誉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0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