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张怿伯将书稿寄往重庆，请求出版。但国民政府出版署审查后认为，书中有关伤兵被日寇浇上火油活活烧死的叙述，以及关于政府对抗战的组织、宣传不力的议论有损政府形象。以所谓“书中所载军队撤退时之秩序混乱，及置伤兵于不顾等情况，不仅贻笑友邦，且予敌人以宣传机会”为由，要求删改。但张怿伯认为，他写的是亲目所见的事实，是为了揭露日寇的凶残，并非针对政府和军队。何况他自己就曾帮助过伤兵，并在书中号召同胞“没有了国，就没有了一切，……家国两个，实在分离不开，国土既失，家业亦难保矣。未遭铁蹄蹂躏下的地方同胞们，趁早尽量出钱出力，帮助国家抗敌，卫国就是保家，救国就是救自己，切弗作壁上观，坐失机会，及至国破，家也随亡，那就悔之无及了。”现在既然政府不允出版，那么，为了抗战大业，只有自己设法了。

当时，江南已为日寇占领，江北也岌岌可危，这件事不但要投入巨大财力，更关系到身家性命。于是他隐去真名，倾其所有，通过友人，自费在尚未沦陷的兴化印刷了1000册，并通过邮局，向全国各地机关工厂寄送大量宣传广告，而将索书地址写为“樊川一桂轩”，以避免敌特注意。在第一版寄送一空后，张怿伯又在三个月内连续补充再版两次，总数达4000册，其中11月26日出版的第三版还附刊了1938年7月15日上海《大美晚报》登载的美国人莫龙纳的《南京屠城记》。当时索要者遍及上海、苏北各地，并远至湘、鄂、川、滇、桂、港等全国各地。

然而正当张怿伯增补好修订本准备第四次再版时，因为寄往南京金陵女子学院的一本被敌伪查获，接着在汉口、镇江两地邮局也被敌检查扣留，引起敌人在镇江的全面搜查。当时日寇连续多日检查镇江所有进出邮件，并查封了所有的印刷厂，一一对照铅字字体。终因本书并非在镇江印刷和寄出，敌人一无所获。然而由于纪实内容中难免出现的蛛丝马迹，张怿伯不得不为避祸而在江北四处逃亡，初居兴化，继迁樊川，樊川沦陷后，又辗转逃至泰州，再转东台。在四年三个月间，转迁八九次之多。那册由他亲笔修订准备好的第四版书样也只好深藏在家乡地窖中，直到抗战胜利才取出。所幸虽有局部霉烂，却基本完好。于是他重新整理抄写，增加内容准备重印。然而由于抗战胜利后时局的迅速变化，他未能如愿。而解放后连年的运动，本书不但未能出版，书稿也在寄出后，既未得出版又未退回，以至去向不明。幸好那册地窖藏书，由于赠送给了镇江市档案馆，得以完好保存至今。

为了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92年镇江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曾和镇江市档案馆联合整理出版了《镇江沦陷记》。然而这本重要的历史资料，在镇江以外似乎并未引起史学界的关注。

《镇江沦陷记》“系由作者付印，并非书坊出版，敬谨送阅，不取代价，并贴邮票寄出，唯一愿望，在将个人经历，忠实报道于社会，以求增强抗战意识，激发敌忾同仇……”，在当时国土沦陷，兵荒马乱之际，本书未能被各地图书馆收藏。“吾国春秋大义，有九世复仇之古训，又曰：‘为国复仇，虽百世可也。’”“我们对于日本的深仇大恨，过去、现在，真书不尽。这次再不彻底耻争存，还想同他妥协么？抗战到底，胜不用说，即使战败，忠义正气，与天地长存，民族精神不死，将来仍会复国。如果中途屈服，弃战言和，甘心做亡国奴，志气消沉，虽生犹死，那就永无复国之望，子子孙孙，千秋万代，永远堕下了十八层阿鼻地狱。诸位试看这本小册子上所载，不过一时间一地方的痛史，亡国滋味，还不已够尝么！”字字句句，铿锵有声。民族气节，爱国精神，跃然纸上。说明当时的中国人民决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镇江沦陷记》总计12．4万字，收录了张怿伯所著的《守厂记》、《辛亥海军举义记》；镇江焦山定慧寺僧人德峻所著的《焦山沦陷记》；美国人莫龙纳1938年7月发表的《南京屠城记》等珍贵资料。

目前已知存世仅两本，即镇江市档案馆保存的一本，而另一本归著名出版家范用所有。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新版的嵇钧生编注的《镇江沦陷记》，分为上下两编。其中上编除上述外，还编入了张怿伯先生《守厂记》，德峻和尚《焦山沦陷记》，以及嵇钧生所编《镇江地区沦陷前后(1937年8月-12月)》等史料；下编则为嵇钧生所撰张怿伯及其《镇江沦陷记》的背景传记，1998年北京海王村拍卖公司拍卖《镇江沦陷记》手稿的故事，以及齐锡宝《纪念先翁张怿伯》等，因此本书实为—部翔实真切的抗战镇江沦陷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