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意料的是王琦瑶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当“老克腊”游历40年代的“太虚幻境”之后，欲重新回归现实，要别她而去。王琦瑶为了挽留住他。不惜以黄金相诱。她的真心告白非但未能留住“老克腊”，反而加速了他逃逸的速度。最后王琦瑶被张永红的男朋友“长脚”所害，魂归离恨天。

《长恨歌》的原型是王安忆无意中看到的一则新闻。新闻讲述的是“美丽”牌香烟封面上的女郎被男青年骚扰，男青年做贼心虚杀害了封面女郎的事件。上文材料只是相对粗糙的信息，作者需要通过在心灵深处的筛选，抽出曾风靡一时的封面女郎、男青年两个现实人物和女主人公悲惨命运的结局作为小说的真实元素。比如“上海小姐”是上海20世纪四五十年代“摩登”的代名词，竞选“上海小姐”的比赛，获得前三位的“名花”都有各自名号，像这样名妓文化在现代转换成新的公众形象依然存在。因此，真实的材料更能把人们迅速带回到四五十年代，去感受当时的上海风情。王安忆运用现实的人物和情节表现上海，更会让读者产生认同感。随后作者在确定了小说结局的基础上对故事情节进行虚构。

1995年，《长恨歌》正式在《钟山》上连载，并于1996年由首度出版。

王琦瑶

上海女孩。从出生就注定被安排，每天陪母亲走街串访，听母亲们唏嘘男人的秉性，王琦瑶不愿甘于平庸，她认识了富家小姐蒋丽莉和对她始终如一的程先生。并在蒋丽莉和程先生的设计下，荣获“三小姐”称号。可以说她命运的起点就是从这里开始发生改变，有了这个称号，她就不再是巷子里那个无人关注的小丫头了，“三小姐”是都市潮流的一个代言词，而她也承认夜色灯光变幻的代言人。

王琦瑶第二个阶段的人生可以用“沉潜”来形容，从爱丽丝公寓到水乡邬桥。在这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王琦瑶仍无法按捺内心对上海的梦的憧憬，在邬桥“沉潜”了三年后，她重拾心情回到了上海的弄堂——平安里。在这几次地点的改变之后，王琦瑶已经把她渗入到骨子里的上海人的气质完全展露出来。世俗，精明，但又敢于追求属于自己的东西。

20世纪80年代的王琦瑶已经是个母亲，女儿薇薇是新时代的代表，穿着打扮，都是那个时代的风采，但她不喜欢女儿的品味，同样女儿也不愿意跟王琦瑶交流。王琦瑶是老上海的见证者，面对这样的时代变化，她缅怀旧上海的风雅的同时，已经俨然成为一位旁观者，这就是为什么王琦瑶和薇薇之间永远都有争吵和间隙，王琦瑶不理解薇薇这代人，而薇薇也对母亲心生怨怼。

李主任

李主任是权威的代表，是权力规则的决策者，正如在文中他与王琦瑶的第一次见面是作为评审，而王琦瑶也就是在以李主任为代表的权力掌控下被异化的。王琦瑶竞选“上海小姐”无疑是一个色相市场，而王琦瑶就是展品之一，最后被李主任看重，成为李主任在竞选现场的猎物。李主任把“带着孩童气”的王琦瑶当作政治场外的温柔乡。

程先生

程先生是贯穿全文的一位男主人公。他和王琦瑶是郎有心、妾无意。在与王琦瑶有瓜葛的那些男人中，程先生算是最真心的一位了。在王琦瑶心里，程先生是这样的存在，“退上一步，最后还有个程先生；万事无成，最后也还有个程先生”。当王琦瑶住进了爱丽丝公寓之后，程先生逃命似的离开了上海。等他十几年后再回来，昔日的光彩夺目的王琦瑶成为了身怀六甲的单身母亲，程先生仍未改初衷，悉心照料她们母女。直到他见到康明逊，才知道王琦瑶从来没有给过他爱情。他带着满心的绝望，离开了爱恋了半个世纪的女人。

康明逊

豪门少爷。王琦瑶与康明逊之间是“角角落落的温爱，一样的孤独，无聊没前途，相互间不乏吸引，还有着真实的同情”。康明逊的细致和善解深深吸引着王琦瑶，两人为了暂时的欢爱，不顾门第之间，偷偷地过上了同居生活。他们像是在末日相爱，每日都是偷来的时光。但是王琦瑶的怀孕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把暂时的欢愉都碾为了泡沫。康明逊的软弱、自私与寡情使得他选择逃避现实。“他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就像他所说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无法再为王琦瑶遮风挡雨。而正好是他的软弱和无助唤起了王琦瑶的怜爱，为他找了萨沙这个替罪羊，他则继续心安理得做他的豪门二少。

宿命观念

《长恨歌》具有多重的主题意蕴，首先，是对浮华人生的参悟。“上海小姐”之名，对王琦瑶其实是她人生的一副无形枷锁，凭借“上海小姐”，先是身不由己而又心怀窃喜地与李主任交往，后来与康明逊、“老克腊”等人的恋情莫不因此而开始，但最终却又因“上海小姐”之名而死于非命。一切都躲不掉“锦绣炯尘”的宿命。

女性悲剧

其次，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揭示。“上海小姐”王琦瑶无疑是美丽的，但美丽并未给她带来幸福人生。她与小说中几个男性的或浓烈或平淡的爱情，在她的心田上划下的均是深深的伤痕。对于王琦瑶来说“眼前的快乐其实是要以将来作抵押，将来又是要过去来抵，人生真是连成一串的锁链，想独取一环谈何容易”。

王琦瑶的悲剧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这与她个人性格、成长环境、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首先是她的性格因素，性格决定命运。王琦瑶之所以最后落得这个下场，我认为和她的爱慕虚荣有很大的关系。由于从小在弄堂里的耳濡目染，她对自己的前途有着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想要的是一古脑儿，终身受益的安慰”，而这些是她的现实身份所接触不到的。于是她为了“终身受益”而委身于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

其次是成长环境对她的影响。程先生曾说王琦瑶的母亲是市侩的，他去家里找王琦瑶的时候，母亲从未给过他什么好脸色。在王琦瑶怀薇薇的时候，母亲曾出言训斥她误入了歧路。父母在王琦瑶的生命中一直都是可有可无的形象，甚至王琦瑶一年至多回家一次。家庭里的不如意让她几乎把所有感情都投放在爱情上。一次又一次恋爱的失败并没有使她气馁，反而更加出格，她甚至找了一个比自己小二十岁的老克腊。另外，她周围家境富裕的好友蒋丽莉之类的，有意无意间让她见识到了上流社会的奢华，这正是她所向往的世界。蒋丽莉等朋友向她打开了一扇通向上流社会的大门。她终究是走了她想走的路。

最后是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在物欲横流的大上海，又正值于社会动荡不安之际，在人们的普遍意识里，唯有金钱和权势才是王道。不只是王琦瑶，所有的人都是利益至上。而在这种利益至上的大背景下，人们难免不会沾染上这种习气。无论是男女关系也好，还是亲情、友情，都统统置于这种利益之下。社会上普遍的男女不平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性的自我解放，她们往往都是以依附男人为人生目标。在这种大背景下，王琦瑶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中的一个。

空间叙事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不注重以时间为序，而以空间来体现时间，采用空间叙事手法来安排小说的情节发展。小说中以刻画王琦瑶几个生活空间的转变来抒写王琦瑶一生多舛的命运：弄堂——闺阁——片厂——爱丽丝公寓——邬桥——平安里。王安忆运用独特的散文笔法和排比手法来描写小说中平凡无奇或者琐碎的事物，赋予它们诗性和灵性，正是这种细碎的语言描述，为小说人物情节的发展作了很好的铺垫，每一个空间场景都预示着故事发展的结果。

叙事视角

书中每个人物的视角都是有局限的，但鸽子却没有。通过鸽子的眼睛，读者了解到程先生隐秘的心理活动，看到王琦瑶和老克腊在深夜里待在一起，也目睹了王琦瑶生命尽头的惨淡景象。鸽子的视角能使读者看清诸多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导致最终结果的。读者站在这样的角度看待整个事件，看待王琦瑶的一生，会产生阴差阳错之感。其中也蕴含着作家对于命运的思考——命运是“有常”的，认真经营，最后结局似乎总不会太差；命运亦是“无常”的，大到时局的变化，小到某个人无心的一句话，都可能产生蝴蝶效应，让某个人的人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譬如王琦瑶回到邬桥遇到阿二，阿二的言行举止间接促使王琦瑶认清自己心中对上海的向往，她回到了平安里；王琦瑶无意间问长脚换不换黄货，让长脚起了歹心，导致自己被长脚杀死。

《长恨歌》中的“讲述者”是以一种极其冷静克制的语气来讲王琦瑶的故事的。讲述者按照时间顺序将王琦瑶的一生展现在读者面前，语言中并未夹杂过多的感情色彩。王琦瑶一生中做过不少令读者扼腕叹息的事，如放弃学业进入名利场，做别人的外室等。但作者叙述王琦瑶成为李主任外室的来龙去脉时，语气是冷静和平淡的，并未夹杂个人的感情色彩，只是客观地讲述了李主任如何约她出来吃饭，她如何搬进了爱丽丝公寓，如何一天天等待李主任。读者在阅读时只是单纯地了解了事实，可以独立思考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自己的价值评判。这种冷静客观、洞察全貌的叙述视角给读者留下了足够的思考空间，读者在解读时不易受作者个人看法的影响。

蒙太奇手法

《长恨歌》有三个部分，几乎每一个部分都用到了平行蒙太奇中的依次分叙各个角色这样电影中常有的剪辑方式。以第二部分为例，这部分分别从王琦瑶、康明逊和程老师的角度进行叙述，最后通过吃饭相聚。首先，关于王琦瑶，她爱上了康明逊，甚至怀上了他的孩子。因为康明逊是“家庭的正宗代表”，王琦瑶想把养育孩子的重担推给萨沙，而萨沙却要求王琦瑶打掉孩子。“她这颗心算是灰到底了”，王琦瑶最终还是没能决定堕胎。之后，镜头切换到康明逊的情节线。康明逊深爱着王琦瑶，但是由于自己的家庭原因，不得不放弃这个孩子。最后，正如章节题目一样“还有一个程先生”，即便他已经两鬓斑白，但因为爱，他义无反顾地接过了照顾王琦瑶生和抚养孩子的重任。王琦瑶分娩后，多条平行情节归于一处。在作品中，体现在一起吃饭。程先生在饭桌上遇到了孩子的父亲康明逊，并且发现王琦瑶的话始终不提“情”字。这次吃饭的结局是程先生离开了王琦瑶，此外王琦瑶见不到康明逊和萨沙了。通过多条情节线的平行蒙太奇对每一个角色依次分叙并最终合并，作者可以轻易展现每个角色的性格和想法，增加信息传递的广度和厚度。同时平行蒙太奇的剪辑方式可以让人们更加多角度地看待同一段情节，在更加客观的同时也增加了读者与书中情节发展的距离感，使读者成为对这段历史无可奈何的旁观者。

弄堂文化

王安忆《长恨歌》第一部的第一章以标志性的建筑弄堂为开篇，“流言”“闺阁”“上海小姐”等都在诉说着上海的历史。例如“站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晨曦一点一点亮起，灯光一点一点熄灭：先是有薄薄的雾，光是平直的光，勾出轮廓，细工笔似的。”在上海，弄堂是典型标志性建筑，最能体现上海的历史和特色。王安忆独具匠心地从时间和空间描写刻画出弄堂的特点。在常人眼中弄堂不过是居住的地方，在王安忆笔下弄堂是有韵味的，是令人感动的，是各形各异，是有温度的，代表着城市的文化。经过作家一番入戏的描绘后，我们仿佛看到一个真真切切的上海。“这城市的弄堂有多少，流言就有多少，是数也数不清，谁也说不完的。”在小说中王琦瑶就是流言的驱动者，流言的主线一直跟随着王琦瑶，王琦瑶在哪里，流言就在哪里。“闺阁通常是做在偏厢房或亭子间里，总是被阴着窗，拉着花窗帘。”她将上海的历史文化一层层剥开，细致入微地展现在看似散漫的生活细节里。领略到繁华未尽美丽如旧的城市，如同日落之前的夕阳，惆怅中依然有无尽的灿烂霞光，短暂而记忆深刻久远。小说中体现城市文化特色的还有上海人的服饰，特色美食，社交活动等。在上海饮食文化上，“桂花糖粥”“乌梅汤”“蟹粉小笼”“咖啡茗茶”“花赤豆粥芝麻糖金橘饼”等等尽收眼底。穿着家常素碎花旗袍的王琦瑶自身就带着忧郁的气质和独特的味道，潜藏着中国女人无限的魅力。昔日的上海小姐王琦瑶和副厂长太太严家师母、大家庭里没落公子康明逊以及“革命的混血儿”萨沙凑成一餐下午茶或是一桌麻将。这无不渗透着上海的文化是中西结合的产物，反映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以及上海的文化风情。

语言

王安忆逐渐地淡化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影响，她潜心于以小说语言创造一个自己的独特的心灵世界……她的小说走过了天真单纯的语言阶段，发展到了语言意识的充分自觉阶段，并形成自己的独特的语言风格：一种叙述性的抽象化语言，这种语言表现出繁复缠绕、细致绵密、曲折幽深的特点。

这种语言风格首先就体现在对弄堂等意象的书写中，她使用了多重的比喻，而且这比喻是用多种东西来比喻一个事物，是一种博喻。同时也用抽象的来比喻具体的事物，出乎意料地赋予了弄堂、流言等生命力和感染力。

弄堂里的绿苔是“伤口上结的疤”，是“痛处”；爬墙虎是“帷幕”，太阳光是“巨大的力”。流言的阴沉之气是“薰衣草香味”和“樟脑丸气味”；流言是“草籽”，是“一线光”，是“一双绣花拖鞋”；闺阁里的梦是“一片浮云”，闺阁里的心事是“一点活跃”，闺阁里的等待是“束手待毙”，闺阁里的热望是“无果的花”，闺阁里的夕阳是“最后关头的述说”，是“一点无可奈何”。鸽群是“云雨”，是“太阳里的斑点”；王琦瑶是“绰绰月影”等等，使比喻具有了更多的力量和含义，描述了一个细腻而深邃的理性世界。郜元宝先生曾说《长恨歌》的比喻性语言是“语言之雾”，“朴素而富有蕴藏”，具有了繁复缠绕、细致绵密、曲折幽深的特点。

其次王安忆比喻句的句式，都是“……是……的”，以一种预设式的诱惑，使读者接受了作者的观念，“这种句式是城市图像意义解读的某种诱导，甚至是强制性的锁定。”王安忆正是通过这锁定了读者理解王琦瑶的背景，锁定了读者对于上海这个城市意象——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的理解。告诉人们，这是上海独特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这就是上海，这才是上海。

1998年，《长恨歌》获选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1999年获选《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2000年成功获选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并被评为20世纪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品。

2000年前后，该作品有了话剧、舞剧。话剧《长恨歌》有过张露、朱杰、沈佳妮三任王琦瑶，杨绍林、吕凉、周野芒、朱茵、徐幸、宋忆宁、冯绍峰、张铎等曾参演过。

2005年，《长恨歌》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英皇影业有限公司等联合摄制。

2006年，《长恨歌》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由丁黑执导。

截至2014年，法文版小说《长恨歌》，已发行了近3万册。

2018年，粤语版舞台剧《长恨歌》上演。2018年9月27日，由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杂志社、中国小说学会、人民日报海外网主办，青岛市作家协会承办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评选在青岛揭晓。《长恨歌》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

文学评论家汪政、晓华：《长恨歌》里的王琦瑶是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典型的上海小姐，她似乎被动地被上海所塑造，所接纳，自然而然地、按部就班地走着上海女性走过的或期望走过的路，而在这漫长的路上，她领略并保存着这城市的精华。她的存在是一个城市的存在，她时时提醒人们回望日益阑珊的旧时灯火，即使当王琦瑶飘零为一个街道护士时，她依然能复活人们的城市记忆。

王安忆，1954年出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到沪。1970年赴安徽插队落户，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调回上海，任《儿童时代》小说编辑，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专业创作至今。自1976年发表第一篇散文，至今出版发表有小说《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站》《流逝》《小鲍庄》《叔叔的故事》《69届初中生》《长恨歌》等短、中、长篇，约有400万字，以及若干散文、文学理论。其中一度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二度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翻译为外国语的有英、法、荷、德、日、捷、韩等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