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7-03 21:02
吉光屯庙里的正殿点着一盏长明灯，1000多年了都不曾灭过。在村人们看来这是传统的象征，幸福的吉照。倘若灯灭了，便会招来灾难，人人都变作泥鳅。因此，谁要想吹灭这长明灯，便会被大家视为“疯子”。但村里偏偏就出了个“疯子”，而且“他的老子也就有些疯的”，父子两代都认为熄了这灯，“使不再会有虫和病”，因此要坚决吹熄长明灯，双方的斗争非常尖锐，双方都赶到了庙门前，甚至连空气也显得紧张。“疯子”在叫看庙的老黑开门，要进去吹灯；村人们在劝阻，但都无济于事，而且“疯子”还扬言“我放火！”这一着顿时吓得人们了手脚，“都很不安”，并七嘴八舌议论着对付“疯子”的办法；有的主张打死他，有的主张关起来，最后是终于把“疯子”关在了庙门西倒的一间仅开小窗、粗木直栅的屋子里，这才天下太平。“疯子”尽管被关，但他依然精神壮旺地在呼喊；“我放火！”
从1918年写《狂人日记》，到1925年写《长明灯》，时间过去了7年，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南方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革命势力正在发展，鲁迅的思想也已经处在走出彷徨进向转折期的前夜，他已经听到了并认真谛听着广大工农发出的深沉悲壮的求解放的历史声音，他感到了自己那“救救孩子”的声音的空洞，而要充实以实际的战斗之音。由于他在小说方面还是以处理前一历史阶段的生活、题材为主要创作定向（杂文则从事现实的直接的战斗），以总结历史启示今天为主旨，所以他仍然是写了一个昨天的造反者。
在《长明灯》的创作中，他也受到了俄国迦尔洵的小说《红花》的影响，受到了他的友人俄国童话作家爱罗先珂的《世界的火灾》和《时光老人》的影响。这影响表现为艺术触媒的作用、创作立意的启发，创作构思的设计和创作手法的借鉴上。《红花》写一个狂人认定医院里的一朵红花，就是世界上万恶之源，必须除掉它。这与以长明灯为象征的立意相通。《世界的火灾》写一个狂人放火烧掉城市，其中心词语即是“放火！”《时光老人》则表现了“古的诸神不毁坏，人们便不会有幸福”的中心旨意。这也与《长明灯》旨意相通。
小说发表时，篇末注明“1925年3月1日”。实据鲁迅日记载，该篇的写作时间当为1925年2月28日。此时正是鲁迅先生从北京砖塔胡同搬到西三胡同绿林书屋，由于刚搬入还没有通电，所以鲁迅先生是在灰暗的房间中点着煤油灯创作了《长明灯》。
疯子
疯子，吉光屯人，他不是一般的疯子，他忧国忧民；不仅如此，他还具有改革者的勇气和坚定。他敢于去吹熄长明灯，在被群众欺骗了一次以后，他坚决要自己去吹熄长明灯，阔亭说要代替他去吹，他坚持自己去熄并说现在就去，这说明他办事很坚决，上过一次当，不会再被骗。他知道结局——即使吹熄了长明灯，那些东西也还在，但是他阴鸷的笑容说明他内心很深邃，“我知道的，熄了也还在。然而我只能姑且这么办。我先来这么办，容易些。我就要吹熄它，自己熄”；在没有办法打开大门的时候，他想出的办法是放火，这是一种暴力革命，即使是革命失败后，他也依然在喊这句话。
与《狂人日记》相似，《长明灯》也是一篇思想启蒙的反讽之作。鲁迅以“疯子熄灯”讽刺改革者形式主义之肤浅，又以“疯子放火”讽刺改革者激进主义之鲁莽，其实都深刻反映出鲁迅本人对于文化变革与社会改造的强烈忧患意识。
鲁迅深知要改造中国社会，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长明灯》中的吉光屯是鲁迅笔下虚构的微型社会，其迷信落后的当地风气反映出旧中国封建文化土壤中畸形成长的社会生态。在这里，迷信传统根深蒂固，已经渗透到日常出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饮食起居等方方面面。屯民们惧怕神明报应，平日说话行事诸多禁忌，思想封闭守旧，文化停滞不前。在这个陈腐愚昧的昏暗生态中，偏偏在社庙正殿上安置了一盏长明灯，那是封建社会时期君权与神权的产物，然而更要紧的是，屯民们心中还都点燃了另一盏“长明灯”，那象征着封建社会残留的精神文化，长期盘踞在人们心坎里，造成吉光屯居民愚昧迷信、落后无知、精神麻木。这种情况下，要想改变吉光屯的社会生态，仅仅把有形的长明灯吹熄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把人们内心中无形的“长明灯”吹熄，把封建文化的病源连根拔起。显然，相比之下，前者更“容易些”，然而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疯子”执意并且只求吹熄社庙正殿上的长明灯，倘若非要将此举看作是反封建、求变革，那么也是非常表面肤浅的，此举根本无法体现鲁迅意图“改革国民性”的文人意识。照直说，鲁迅塑造“疯子”这个胡闹的叛逆者，正是要讽刺当今一些所谓的改革者，身陷形式主义的泥潭，所作所为只是在僵化的改革框架中小修小补，未能看透并撼动国民劣根性的病源所在。
小说以外视角讲述吉光屯所发生的一切，整体叙述凝练单纯。从小说的情节设置来看，存在这么几个主要情节高潮场面：茶馆的紧张，庙门前的紧张，村民们的紧张，四老爷客厅的紧张，庙院西厢房的寂寞和冷清。故事情节的发展进程，有如一颗石子落于平静的湖面，随着一声“叮咚”，湖心的涟漪不断向四周扩散开来。等到这些波动的涟漪静止消失之后，湖面再次恢复死样的寂静。此种情节设计或叙事顺序的安排，并不只是为了整体叙事的方便，更是为了彰显小说的深层意义。
在叙事话语特点上，则表现出“彷徨”时期鲁迅创作的“冷色调”。晚年鲁迅就曾自评，这时的创作“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然而，似乎正由此而“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从作品的深层结构来看，这种冷静的叙述之下又显示出“看/被看”二项对立的叙事模式，文中的“疯子”与屯中的其他百姓，既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也是“看”与“被看”的关系。当“疯子”成为全屯“被看”的对象后，一切的努力都显得那样空洞无力，甚至无聊和可笑，竟还成了屯中孩童们自编儿歌的佐料。单纯孩童无心的玩乐更显出一种莫名的悲凉之感。其中内蕴着鲁迅极为深广的忧愤。这正如文学史家王瑶所言：“读鲁迅小说时会有一种‘重压之感’”。
在叙事结构上，《长明灯》呈现出封闭性/环形特点：封建腐朽文化、森严的等级制度：吉光屯的“死气”——吉光屯人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状态及竭力维持奴隶地位的努力：杀、骗、关“疯子”——吉光屯人回到“暂时做稳了奴隶”的状态。叙事作品正是通过自身独特的叙事结构组合，将其深层的价值意义完美呈现出来。而“鲁迅小说的哲理意义是在小说的整体结构模式中呈现出来的”。
再者，小说还富于浓郁的象征意味。小说整体从意象创造设置（人物、器物乃至场景等）到创作手法，均表现出浓郁的象征意味。其中的“长明灯”可谓统治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制度的绝妙象征；“疯子”无疑是指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觉醒者；而四爷的客厅简直就是中国封建制度大厦的缩影，并且这客厅连同茶馆与社庙一起共同建构起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典型图景。
近代革命家李大钊：“鲁迅先生发表《长明灯》，这是他继续《狂人日记》的精神，已经挺身出来了！”
当代政治家张闻天《〈狗的跳舞〉译者序言》：《长明灯》对于人物的描写，不着重在外面的行动，而着重在灵魂的振动。作者毫不疲倦地找求着人心中所蕴藏着的革命的、反抗的、愤激的、恐怖的、人道的、残酷的、悲哀的、凄凉的种种精神，用了写实的、象征的、神秘的笔墨传达出来，使读者时而愤怒，时而恐怖，时而悲哀，时而怜悯，时而发狂。它用铁锤敲着我们的灵魂，使我们不得不觉到战栗！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从小勤奋好学，7岁开始读书，12岁就读于私塾“三味书屋”，后因家庭的一次变故，饱尝了世人的冷漠和蔑视。1902年东渡日本学医，当他目睹国人的愚昧和麻木不仁时，毅然决定弃医从文，用文笔来唤醒国人的灵魂。回国后，先后在北京、杭州的几所大学任教。1918年，第一次用笔名“鲁迅”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从此开始了辉煌的创作生涯。五四运动前后，鲁迅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沿，并先后创作了《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