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处分、组织处理和经济处分。纪律处分由轻到重依次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职）、撤职、留用察看、开除。组织处理包括：调离、停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经济处分包括：扣减薪酬等

新京报：最近，一些曾经被问责的官员再度被起用，引发了争议，这方面有没有制度规范？

汪玉凯：《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规定:“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自愿辞去领导职务的干部，根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情况予以适当安排。”恰恰是这种“适当安排”，让外界看来，问责官员的复出不太透明。

这是任用制度的“缺失”。应该说，一个官员承担的是领导责任，不是直接责任，年龄上也不大，就应该考虑如何起用和使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官员被免职是因为官场斗争，一些领导通过问责打击异己，免职后就没有起用。相反，有的官员被免职后，因为和组织部门关系好，又能轻易复出了，这也不规范。

新京报：问责风暴中频频出现免职，有人担心免职成了挡箭牌，本该撤职甚至开除的，却只给予免职，等风头过后再重新任命。

汪玉凯：一般来说，免职是中性的。从干部管理的程序看，一个官员的职务发生变动了，比如要升到更高的地位了，这就必须把原来的职务免了。但当免职和责任事故联系时，与行政问责联系时，就不是中性了，而是比引咎辞职更严重的问责，这就是贬性了。

人大的质询也是问责手段

新京报：这次，山西溃坝导致了省长引咎辞职，结石奶粉导致了质检总局局长引咎辞职，大家有一个疑问，出现一个责任事故的时候，应该问责到哪个层级？

汪玉凯：问责行政级别的高度，和事件恶劣程度以及公众的关注度有关。对直接责任人永远都应该严厉。同时，应该说，越到上直接问责就递减。整体来讲，如果是重大安全事故，需要层层问责的，有时省长也要引咎辞职。这要看事件恶劣程度，以及公众关注度。对问责的具体范围和具体高度，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尽管公务员法已经把行政问责写进去了，但有待完善，对具体操作办法要有完整的规范。随着问责制的深入，将来应该出台一个详细的细则，明确实行范围等等。

新京报：就问责主体而言，问责通常是自上而下的，问责主体好像只是相关政府。有没有其他的问责启动主体？

汪玉凯：上级监督下级，这是体制内的问责，监察系统就是行政体制内的，这次处理河南矿难事故，就是监察部门出面。纪委、人大和司法是体制外的。虽然行政问责仍是行政体系内部上级对下级的问责，但外力是公众的压力，因此问责的源头还是公众，还是社会。

新京报：这是公众间接问责，公众能不能直接问责？

汪玉凯：从法律上讲，老百姓可以监督政府，对政府有控告、揭发的权利。

新京报：人大也应该是重要的问责主体，但在公共事件中，很少看到人大出来问责。

汪玉凯：人大代表对官员可以质询，可以要求官员就某件事情讲清楚，而且官员必须回答。质询本身就具有问责的性质，是人大代表行使权利的一种手段。这次问责风暴中，人大往往没有主动站出来，这是遗憾。

新京报：问责频繁会不会让官员认为，做官是一个高风险行业？

新京报：官不好做，这是好事。权责对等，出了事故，官员就应该负相应的责任。如果真能使人认为做官是高风险行业，这也是正面的导向，能够激励公务员用好权力，善待权力。

近年来被问责官员

2003年非典时期 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免职。

2005年11月 吉林石化双苯厂爆炸，污染了松花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

2007年12月 山西临汾洪洞县新窑煤矿瓦斯爆炸，临汾市长李天太被免职。

2008年1月 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因“进京拘传记者”被责令引咎辞职。

2008年9月 山西临汾新塔矿业公司尾矿库溃坝，孟学农引咎辞去省长职务，张建民的副省长职务被免。

2008年9月 “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冀纯堂被免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职务。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