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宗临(1904--1978)，字琮琳，又名已然，晚年自号铁牛老人。五台县中庄村人，为著名教授和历史学家。七岁入本村小学，后入县立第三高小。幼时每冬课余，常为家中背炭背水，双脚冻裂只能用山药粉糊于伤处止痛。高小毕业后，因家庭经济困难在本村小学任教一年，又投考河边川至中学。将近毕业，因参加反对校长的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在乔松岩老师帮助下，转学崞县中学。1924年夏毕业后，携老师资助旅费十元赴京，时值梁漱溟先生在山东曹州办“重华书院”，他去应试,以第一名录取。同时报考朝阳大学。因梁所讲内容为儒学佛学，他觉得格格不入。正好又被朝大录取，遂回北京上学。是年参，他认识了鲁迅先生，他曾就青年读书等问题请教鲁迅先生，深得教诲，奠定了向西方学习的志愿，蓝增强了他对文学的爱好。曾创作散文集《夜烟》、中篇小说《大雾》等，反映了他青年时代的生活和憧憬。

由于生活困难，阎宗临在朝阳大学无法坚持读书，经人介绍，到《国风报》任校对，结识了留法勤工俭学返国学生华林。经华林介绍，景梅九给他筹借旅费，他于1925年12月初乘船抵马赛，转巴黎，白天作零工，晚上进夜校，补习法文。1927年迁居里昂，适遇同乡忻县石光彦，经介绍入里昂人造丝杜此兹工厂做工。不久，因工作勤奋提升为实验室助理员。并节衣缩食，积蓄存款，准备继续深造。1929年参，经该厂工程师来但介绍，考入有奖学金的瑞士伏利堡大学文学院，专攻世界古代史及中世纪史。1933年得硕士学位，并被该校教育学院校长岱梧氏聘为中国文化讲座讲师。1933年9月利用休假回国探亲，蓝在中法大学讲课。1 934年秋，返伏利堡大学讲授中国近代思想史。1936年，写完博士论文《杜赫德之研究》，经瑞士伏利堡国立大学鉴定考核，获得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

阎宗临治学勤奋、谨严。写论文时，为寻找资料，需查阅梵蒂罔教会档案，曾由瑞士到罗马，往返七次。为查阅剑桥大学的特藏，曾不辞辛苦渡海访问剑桥，对自己论文中每一条资料都进行了核对。他虽在欧洲生活了十三年之久，却仅看过三次电影。在西欧跳舞风气极盛的环境中，他从未涉足于舞厅，却刻苦研习拉丁文，并获得优巽成绩。1929年，阎宗临访问了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并翻译其著作《米开明琪罗传》。罗曼·罗兰亲自撰写了中译本序言。

1937年，阎宗临在瑞士与梁佩云女士结婚。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教授报国心切，毅然辞掉伏利堡大学的职务，放下热爱的研究工作，离开风光绮丽的瑞士，携眷返国。首先急切地回到家乡探视。1937年8月，经当时任山西大学英文系主任的徐士瑚教授介绍，担任了学院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因日机轰炸，文学院迁往运城二中，他随往授课。1937年12月，山西大学奉省府令解散后，他携眷至汉口参加了郭沫若负责的政治部第三厅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讲授近代史。1938年底，应广西大学聘请，讲授《世界通史》。在此期间，写成《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欧洲文化史论要》，分别出版。书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苏联十月革命和列宁给以很高的评价，说“列宁是一位天才的领导者，他能把握住俄国问题的核心”。十月革命“最标特之巽的是解决了经济与社会的问题”。表现了阎宗临在白色恐怖的蒋管区，不畏强暴坚持真理的革命精神。

1943年7月，阎宗临应教育学家林励儒的邀请，转赴桂林师院任教，讲授《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1946年7月，山西大学从陕西宜川县迂回太原后，他曾应校长徐士瑚之聘为山大文学院院，后因交通阻隔未能返省，是年8月，应中山大学之聘，讲授《世界通史》、《世界古代史》、《世界中古史》、《希腊罗马专题研究》等课程。1948年至1950年兼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和历史研究所主任。1950，应山西大学副校长赵宗复邀请，回山西任教。先后任山西师范学院副教务长，山西大学研究部主任，山西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并先后被选为太原市人民代表，山西省人民代表，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政协委员。

十年动乱中，阎宗临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和迫害，以至产生多种疾病，形成偏瘫，队床不起。但他襟怀宽广，对所蒙受的冤屈，从不计较，而是仍然关心着史学领域中的建设和斗争。请托友人从法国寄回资料，进行翻译。并以“俯首甘为孺子牛”自慰，自号铁牛老人。自题诗云： “史业今生未许休，病床长欲写春秋。残阳愿照非州土，俯首甘为孺子牛。”

1978年10月5日，因病情恶化，不幸逝世，终年75岁。

阎宗临一生热爱党和国家，热爱历史科学和教育工作。1965年即提出入党申请，逝世后，党根据他生前的要求和表现，经中共山西省委文教部批准，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员。

《阎宗临史学文集》、《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欧洲文化史论》、《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中西交通史》等。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我父亲不是富家子弟、世家子弟，是农家子弟。1904年6月18日出生在山西五台县中座村。小时候在农田里干活，背煤，很艰苦。他7岁进村小学读《论语》。辛亥革命后，村里寺院改成县立高小，才接触数学、体育等新东西。父亲喜欢读书，他表兄家境富裕，稍有藏书，他经常跑30多里山路去借书。小学毕业后，爷爷想送他去店铺当学徒，早点赚钱补贴家用。表兄答应每年资助20元，父亲才得以继续读书。 1919年他考入私立川至中学，1924年毕业。教化学的乔松岩老师建议他去北平报考高等师范。父亲拿着乔老师给的10元钱，从此走出了山村。 　没考上师范大学。梁漱溟先生在曹州办重华书院，父亲考了第一名。梁先生亲自到旅店看望这位穷学生，答应免学杂费、负担食宿。父亲志趣在文史，梁先生讲儒、佛、印度哲学，他不感兴趣，梁先生欣然放行。这段师生缘虽短，梁先生却是父亲终身敬重的老师。父亲青年时代爱好文学，有散文集《波动》，中篇小说《大雾》等。后来转事史学，论著写得灵动优美，和早年文学功底有关，文史是不分家的。 回到北京，山西籍的辛亥革命元老景梅九办《国风日报》，“学汇”副刊需要校对，父亲求职，吃住在报社，才算解决生计问题。 这时认识了鲁迅先生。父亲参加老乡高歌和高长虹兄弟组建的文学社团狂飙社，高和鲁迅往来密切，带父亲去拜会，从此常去，有一次问读什么书？鲁迅说：“我读中国书时，总觉得沉静下去，与实际人生脱离。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就想做点事。”这对父亲后来出国是有触动的。父亲和鲁迅的好些交往在《鲁迅日记》里都有记载，可我知道的并不多。 出国也是机缘。父亲偶尔认识老勤工俭学生华林，竭力劝父亲去法国。父亲在景梅九帮助下筹足了200元出国费用。1925年12月5日，一个人从上海上船，第二年1月8号到马赛。他语言不通，事先写了张英、法文条子：“我来自中国，要去巴黎，请问火车站在哪里？”就这样到了巴黎。 由法华教育会的关系安置父亲学法文，一年时间后能看报和说日常用语，就由里昂的老乡安排住宿、介绍做散工，打杂。推过土车整修场地、捶捣锅炉沉淀、油漆车门等。因为没给工头送礼被解雇，借口是使用“学生居留证”。父亲换了产业工人证，又送了茶叶和刺绣，才进生产实验室做勤杂。他留心学习，掌握了实验技能。技师克洛诺好喝酒，常让父亲替他做实验。总工程师来旦发现后，辞退克洛诺，让父亲替补，升为助理员，工资提高为每小时4法郎50生丁，夜班还加两个半法郎。这样两年多，积到两万多法郎。 来旦得知父亲存钱为学习，答应帮助他。他亲戚认识瑞士伏利堡大学教授夏立依，住宿便宜点，父亲的存款可读完三年大学。1929年冬，父亲在文学院注册入学。 从中学毕业到进大学，整整过了5年，非常不容易，所以父亲特别刻苦。拉丁文深奥难学，学校规定东方学生免修，几位日本籍同学都免了，他却经过3年，熟练掌握了这种语言。他精通法、英、拉丁语，德语也懂一些。 1929年11月，父亲拜访了心仪已久的罗兰先生。罗兰住在列芒湖边的伏尔加别墅。此后多次拜访，罗兰对鲁迅的《阿Q正传》评价很高。父亲将《米开朗琪罗传》译成中文，罗兰写了序言，可惜1937年回国时毁于战火。 父亲选修教育学，老师是岱梧教授。父亲一生有三位恩师，中学的乔松岩老师、梁漱溟先生、岱梧。岱梧是天主教神甫，认为父亲是10年来最优秀的学生，经济上给帮助，父亲去意大利、英国查阅资料的费用，都是岱梧资助的。1933年，父亲获得瑞士国家文学硕士学位，岱梧当选校长，让父亲留校，允许回国探亲一年，报销往返船票。父亲是幸运的。《周易》说“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老天爷会帮助自强不息的人。 父亲回到阔别10年的家乡，探亲后受聘于中法大学伏尔德学院，在《中法大学月刊》上发表《巴斯加尔的生活》、《波特来尔的研究》等论文。这年他刚30岁，已经是教授。他经人介绍认识我母亲梁佩云。母亲当时是北京农业大学学生，因花粉过敏休学在家。1934年，他俩同赴瑞士，母亲学学前教育，父亲一边教中国近代思想史，一边准备博士学位考试。 博士论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杜赫德（Jean Baptdu Halde）是18世纪法国汉学家，编辑过《耶苏会士书简集》9到26卷和“18世纪最全面论述中国的史料”《中华帝国志》，这两本书连同《中国丛刊》，被认为是法国乃至欧洲汉学的奠基之作。1936年获博士学位，论文在瑞士出版，获欧洲汉学界好评。他是第一个研究杜赫德的中国学者。 七七事变改变了父亲的生活。岱梧劝他留在中立国，还表示可以帮他取得瑞士国籍。父亲婉言谢绝了。当时他学业刚完成，事业刚起步，在瑞士有稳定职业，又刚组建家庭，毅然回到战乱中的祖国，实在不容易。他说：“国家有难，留在国外怎能安心？外国人也会看不起你。” 1937年7月13日，父母亲在伏利堡教堂举行婚礼，蜜月未满就启程回国。临行前，岱梧校长送了只瑞士闹钟，可惜逃难中丢失了。本来计划乘船到上海，所以把多年的图书装成五大箱运往上海，哪知8月上海打起来了，父亲改道去香港，先期运到的书全毁于战火，给后来的研究造成极大困难和损失。

恭敬桑梓，丹心报国

父亲不愿做阎锡山的外文秘书，受聘为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不久太原沦陷，转到汉口。1938年2月，在教育部登记为流亡教授，被分配到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讲授世界近代史。战干团受军委会第三厅领导，厅长郭沫若。父亲是教授，月薪120元，相当于上校，他教的世界史属于国际政治组。这就是“文革”中“国民党上校政治教官”的来历。父亲只教了一期，就受聘广西大学。抗战八年我家是在广西度过的。

父亲参加由宋庆龄为会长的救亡团体“国际宣传委员会”工作，法国进步人士李蒙到桂林演说，是父亲即席翻译的。他还参加广西建设研究会文化部，部里的知名人士很多，陈此生、欧阳予倩、胡愈之等。 主要还是继续教学研究工作。我家住桂林施家园，广西大学在22公里外的良丰。父亲每周到学校住三天，讲完课再回家。正当壮年，精力充沛，研究条件还好，图书馆有必要的参考书，父亲四年写了近60万字论著，《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欧洲文化史论要》和一批论文。父亲的论著是有价值的。他在欧洲生活13年，其中5年在社会底层，对欧洲有感性认识。他学习欧洲历史和文化，从本科直到博士，对欧洲有理性认识。他又有很好的国学根底，能够中西会通。 桂林生活很艰难，父母7年内有了5个儿女。父亲1943年应聘到桂林师范学院，就因为工资比广西大学高180元。但他抱达观态度。有一次说到米价高，孩子多，笑着说：“怕什么？人家囤积米，我们囤积人，看将来到底是米吃人，还是人吃米？”在朋友间传为佳话。 还有个小故事可见我家生活状况。母亲病了，父亲送去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他们都布衣布鞋，很有几分土气。医护人员以为是难民，态度很不好。母亲在病床上翻阅外文期刊，护士很惊奇，有医生试着用英语说话，母亲对答如流，他们才知道是著名的阎宗临教授的夫人，也是留学生、大学讲师。肃然起敬，精心治疗。这事在当时桂林高校引起小小的轰动。 最值得讲的是逃难。1944年8月，日军逼近桂林，我们随无锡国专撤离，经平乐、茘蒲到蒙山，在文尔村复课两个月。次年正月转移到昭平仙回，遭遇日军，上山躲避，衣物被抢劫一空，生活陷入最困难的境地。朋友援助才到北陀的昭平中学教书，直到抗战胜利。 在文尔村，父亲写《罗马史》，字迹很工整。“自序”说：“这只是一个清苦的中国教授，苦守着他战时的岗位，养着5个孩子（他们合起尚不到20岁），对他职责的一种解脱，诚如罗马民族的精神，永远在奋斗着。”“文革”有学生贴大字报责问：“你说回国参加抗战，为什么不到前方打仗，却躲在后方教书？”今天看来可笑也可悲。那一代知识分子，把文化视为民族灵魂。国土沦丧还可收复，文化沦丧，民族就会灭亡。他们清楚自己的职责是传承、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为战后国家民族复兴贡献力量。所以在极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守岗位。这就是为什么西南联大能培养那样多优秀人才、四川李庄中央研究院能出那样多优秀成果。 抗战胜利后，父亲到中山大学。因为他学术兴趣在中西交通史，中大的岑仲勉、朱谦之这方面很有成就，可以时相研讨。1948年8月，我家搬到广州石牌，父亲教世界史（西洋史），写《希腊罗马史稿》和《欧洲史稿》及一些论文。后在校长陈可忠一再动员下担任历史系主任兼历史研究所所长。其时，国内政局急剧变化，反饥饿、争民主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不少师生因反对国民党而遭逮捕，父亲积极参加营救，一直站在斗争最前列。 解放前夕，钱穆先生来家劝父亲去台湾。父亲谢绝了。他和钱穆不熟，也许因为当时是历史系主任，有一定名望。解放后面临多种选择：中山挽留他；陆侃如邀请到山东大学；焦菊隐是北师大文学院院长，邀请他去任历史系主任；张友渔、赵宗复邀请回山西大学。父亲最终回山西，一是因为经济，大哥大姐要上初中，石牌没有中学，到广州城里住校，经济上负担不起。二是在南方12年，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想回北方，他内心眷恋故乡，说：“封建时代的读书人还懂得恭敬桑梓，社会主义时代的史学工作者不更应热爱自己家乡吗？”三是阎锡山的问题。父亲和阎锡山同姓不同宗，同县不同村，但有师生关系。阎锡山是父亲中学时的校长，他们也打过几次交道。广州一解放，军管会就扣发父亲聘书，让他交代和阎锡山的关系，这事对他的触动很大，他认为阎锡山的问题只有回山西能说清楚。

历史无底，文化有根

父亲1950年任山西大学历史系主任。1953年冬，山大分为山西师范学院和太原工学院，父亲任副教务长。1961年山西大学与山西师范学院合并成立研究部，父亲是主任。“文革”中恢复招生，又当系主任。他在近40年中三次出任系主任，每隔十几年就当一次，在中国高教史上大概绝无仅有。社会职务上，他当过省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以及省人民政府委员。

教学主要讲授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留下一部《世界古代史讲稿》，1960年代写的，主要反对欧洲中心论。科研主要还是中西交通，但没有外文资料，只好看中国古代文献。他论文数量不多，且从不向外投稿，一般就发在学报，《匈奴西迁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巴克特里亚的古代历史》等发在山西社科联内部刊物《学术通讯》上。只有1962年的《巴斯加尔传略》是应商务印书馆约稿写的。 解放后运动不断，父亲安然无恙，原因有三：一是他经历新旧两社会，政治态度上由衷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二是他人生最大愿望是当老师、学者，没有非分之求，无意仕途。三是他为人正派，宅心仁厚，性格平和，处事严谨有原则。梁漱溟是父亲的恩师，无锡国专时是邻居，过从甚密。1953年全国批判梁，父亲一言未发，且两次赴京探望。梁先生得知父亲去世，写道：“今者阎君……谢世，独余老朽一人在耳，不禁黯然神伤矣。” 　父亲长期受西方教育，接受文化史观。解放后在史学观念上有所转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史观，真诚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晚年在病床上还让母亲读《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但史学观念转变一定在他心中留下困惑。他对我们选择专业的指导思想很明确，不希望学文科，尤其不学历史，再三说“历史是无底洞，太难，不如学理科实际一点”。文化史观在他思想里也一定没泯灭。晚年谈及“四人帮”破坏传统文化，说：“文化是有根的东西，深入泥土岩石，扎根在地心，靠几个吹鼓手怎能吹倒大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吸收人类思想的精华，有巨大的包容性。马克思主义不是终极真理，也不是真理的顶峰。辨证唯物史观和文化史观有不同，也有相通互补，非要在非此即彼、是非对错中选择一种，否则就扣上政治帽子，这是不对的。 　“文革”未能幸免于难。6月初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8月揪出来陪斗，游校园，挨打，摔掉三颗门牙，勒令劳改。他原来就有高血压、肺气肿，很快形成脑血栓，开始还坚持劳动，拔草时被中学生当胸打了两拳，走路都困难。1967年摔骨折，从此卧床不起，多亏母亲悉心照料，才又坚持了10多年，1978年10月5日逝世。 　这里我想为母亲梁佩云说几句话。她出生在封建官僚家庭，外祖父是前清进士，长于书画。母亲深明大义，共赴国难。回国后在无锡国专任讲师，由于家庭窘迫子女拖累，1944年辞去教职，从此成为普通家庭妇女，独力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任劳任怨、含辛茹苦把我们抚育成人，也使父亲安心工作。特别是在父亲晚年，不论是“文革”带来的痛苦，还是长期卧病所受的折磨，母亲坚强、开朗、温柔、体贴，给父亲以极大的安慰与支持。以母亲的学力和智慧，原本是可以成就一番事业的，但为了这个家，她默默地、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母亲给我们的爱是博大深沉的。在我们心中，母亲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 　父亲逝世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在当时也是件大事。当时“文革”已结束，但还在“两个凡是”期间，依然歧视知识分子。校革委通知家属，追悼会在历史系教室举行，校革委第三把手（一位工宣队干部）致悼词。我们一商量，不能这样草草安葬。想起1956年父亲曾提出入党，没人找他，他也没再提过。我们要求“追认”，本意是不满后事安排，给领导出难题。校党委讨论认为父亲表现够党员标准，问题在于雷锋、王杰可以追认，知识分子也能追认？打报告逐级请示，最后主管文教的省委书记表态，他个人同意追认。最后在双塔寺烈士陵园开了个规格很高的追悼会，悼词由一把手致辞，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领导都出席了，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事。这反映了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后来邓小平讲“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寓意深刻。30年后回顾这事，也许有人不理解。当时我们的要求，并不违背父亲的意愿，因为他始终认为，共产党员应该真正为人民服务。 　我一直有整理出版父亲作品的愿望，深知他求学治学艰难，论著手稿保存下来也不容易，至少经过两次大劫难：1944年逃难，衣物用具丢失殆尽，不论走到哪里，父亲总提只小箱子，装着重要的书、讲义和文稿。“文革”中被“造反派”作为黑材料抄走，父亲精神受到极大打击，学术就是他生命。后来，我费尽口舌，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将文稿取回，但《大雾》和散文集《夜烟》、《波动》从此丢失。我常想，父亲经磨历劫、呕心沥血的成果，在当今学术昌明的新时代，如果在我手里湮灭或散失，那就愧对父亲在天之灵了。

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五个教授，一个高级工程师。只有我的专业是史学，整理父亲遗作我义不容辞。拿西方人的话说是上帝的安排；拿东方人的话说算是一种缘分！这缘分既有父子间亲情的责任，也有对前辈学者的学术责任。《阎宗临作品》三种的出版使父亲全部学术成果得到集中保存，我多年来的愿望得以实现，特别是作品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我由衷的欣慰。我相信真正的学者生命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