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凯力3岁跟着父母去了美国，5岁又回到中国。年幼的孩子学习语言的能力格外的强，虽只是两年的英语熏陶，却培养了较强的英语阅读能力。就是儿童时的一点基础，没想到在他一生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考上了清华大学，恰好也赶上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阚凯力真正在清华大学电子学系学习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之后就被分配到张家口无线电厂，一呆就是好几年。

1976年，阚凯力被召回北京，安排在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作通讯系统设计工作。1978年，全国开始招考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国家教委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决定从这批研究生中选拔英语较好者出国留学。凭着离开清华后在工作中的积累和刻苦自学，他成为了北京邮电大学的研究生。借助年幼时的点滴英语基础以及当初培养的浓厚的语言兴趣，阚凯力有幸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当中的一员。

已经33岁的阚凯力，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除了享受出国深造的待遇外，花的学费竟然是别人的三倍。鉴于他在国内行业内已经彰现出来的聪明才智，中科院院士叶培大和导师蔡长年双双向美国斯坦福大学推荐。而该校是全美国收分最高、学费最昂贵的学校。临行前教委的一位处长曾对他说“派你到斯坦福大学不容易，为你花的钱在其他学校派三个都够了。”自始至终，这句话伴随着阚凯力，他感受到的重担似乎也要较别人重三倍。

1979-1984年国家教委首批公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获硕士、博士学位。1984-1986年美国太平洋贝尔公司战略技术评价部经理，负责制定公司的技术发展战略及重大项目评估；曾任国际电信联盟美国代表团成员；曾代表太平洋贝尔对美国航天政策提出修订意见。

1987-1994年任邮电部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负责电信发展战略和技术经济方面的研究工作。

1989-1996年回到斯坦福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曾负责我国多项技术引进项目,并参与联通公司筹备工作；曾任世界银行电信政策和发展战略顾问。

1997-1999年回国重任邮电部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负责中心的科研工作，向国务院领导提交过中国电信重组方案。

1999-2000年在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从事我国电信和信息产业政策及企业经营策略的研究工作；代表我国参加国际电信联盟的会议及工作。

2000年至今竞聘为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现为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

从清华大学电子系跳到了北京邮电大学的信息学，阚凯力最终选择了斯坦福大学的电信领域的研究。

阚凯力发现一个特别怪的现象。同自己一起来美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当初在国内全是清一色的默默无闻者，可一到美国，都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观点独到的论文、居世界领先级的发明创造，源源不断地出自他们之手，绝大部分都受到了实力雄厚的公司和科研机构的青睐，并受到了高薪聘请。

他琢磨又琢磨，发现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管理和体制。只有把体制改革和管理搞好才是中国求得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自己既在张家口的厂子里干过，又在信息部呆过，从地方到中央、从基层到机关，各方面的经验都比较全面，阚凯力想从技术转向管理。

从小父亲就给他讲过一个故事：古人韩信求师，师傅问他要学“一人敌”还是“万人敌”。“一人敌”就是学十八般武艺，将来在战场上有万夫不挡之勇；“万人敌”就是学政治和兵法，将来可以治国安邦。韩信选择了“万人敌”，后来果然辅佐刘邦建立了汉朝。

但是文革中的经历无法使阚凯力断然去放弃电信管理。毕竟“技术保险、管理危险”：作纯技术最多是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研究管理体制却有可能成为“现行反革命”，受到最严重的迫害。当时，国内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其趋势还不大明朗。阚凯力为了保住自己小命，不得不放弃电信管理。

是《中国日报》的第一任主编关在汉帮助他坚定了决心，使阚凯力在博士论文中义无反顾地开始研究属于电信管理的网络规划。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只有一条要求，就是必须创新，必须对人类知识有所贡献。但正因为如此，每年都有很多学生只得放弃对博士学位的追求。好在阚凯力的数学功底好，在系统地学习了运筹学的各个分支之后，他的博士论文《本地网络最优化》根据运筹学的网络优化理论，使电信网络的成本最低，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在这篇论文答辩后的第二年，他的导师在课堂上就开始对学生讲起了“阚氏算法”。

1987年，党的十三大刚开过，阚凯力在中科院叶培大院士的领导下，起草了中国科学院一个项目的主报告《按照商品经济规律改革我国通信管理体制》。这篇仅有两千多字的报告是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电信体制改革方案，明确提出了政企分开、引入竞争、建立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股份制公司、逐步对外资开放，以及其他许多电信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被称为“八个问题”、九条建议”。这是阚教授平生最得意之作，虽然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毁誉不一。但后来我国电信体改革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报告中观点的正确性，难怪一些人看到这篇1988年的报告还以为是1998年写的。

从研究技术决策，九十年代阚凯力转战电信体制改革。作为电信政策的研究者和建议者，面对中国电信“一分为三”、“网业分离”到“一分为四”，中国电信行业是“竖拆”还是“横拆”等重大问题，他始终以极大的热情与严肃的态度推进着另外一场重大的改革。

克服了重重困难，以阚凯力为代表的反电信垄断者最终还是成功了。但是，旧的局面虽已打破，新体制的建立尚需要一段时间电信业内人士的共同努力。这个时候，阚凯力选择了回归校园，他打比方说，当时我国的电信业就像辛亥革命后的局面：一方面满清王朝已被推翻，但另一方面又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中山一辈子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宣扬三民主义、唤醒民众、推翻满清王朝；第二件事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创办黄埔军校，培养革命队伍，把革命进行到底。通过近年来电信体制改革的亲身体验，阚凯力认识到每一步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阻力。这里的原因很多，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国电信行业缺少一个市场经济的干部队伍。因此，既然当时中国电信的垄断格局已经初步被打破，就要在北京邮电大学这个电信业的“黄埔军校”培养干部，以他自己多年来的经验向学生传授电信业的市场经济观念。

阚凯力表示电信业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制造业较小，但内因冲击非常大。他认为电信企业做的非常大，电信高增长是不正常的，今年电信行业的两件大事——发放3G牌照和启动TD都是皇帝的新衣。利用TD体现科技创新从而拉动经济是在回避科研体制根本转型的问题。

阚凯力认为，目前全球3G运行商都在赔钱，包括李嘉诚，中国目前并不适宜推3G。

阚凯力强调2004年电信业高管轮调以及目前的合并没有论证过程，体现了决策合理化和科学化不够。国资委成立后，要求做大做强，保值增值，结果却是与民争利，应重新回顾反省最近几年改革。他同时建议制造业应审时度势，面对危机可早掉头，因为制造业不像电信业的沉没成本那么大。

刚到斯坦福时，必须要接受严格的面试。阚凯力面对高水平教授提出来的问题，没有露出丝毫的胆怯，而是侃侃而谈，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也得到了教授们的认可和肯定。但是他非常清楚自己基础知识还不是很扎实。所以，当教授们夸赞他时，他反倒显得非常羞涩，一个劲儿地说“还不够，还不够。”最后面试成绩公布时，他得了98分。喜欢凡事弄个明白的阚凯力找到了一位教授，询问为何被扣掉了2分。原来这2分出自他最后谦虚那两下。一谈起这个，阚教授就难免要调侃道“谁知道‘谦虚’到美国就不‘美’了呢！”

在以后的生活和学习当中，阚凯力开始试着对美国文化实行“拿来主义”，摈弃糟粕、取其精华，希望自己集大成后回国效力。

“集大成”，首先就要选择好合适的专业，既适合自己，又是国家急需的。阚凯力清楚地记得一件事：在他联系到斯坦福大学入学时，曾经要给美国去电话。当时，打国际长途必须到全北京唯一的西单电报大楼填写话单，递进去之后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等待。看到大厅里到处都是等着打电话的人，只能多花几倍的钱加急、再加急，但仍然几次都是一等就是一天，直到服务员说：小伙子，明天再来吧，美国那里已经是深夜了。后来到美国一看，不但每个办公室、每家都通电话，连每个学生宿舍里都有电话，电话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正是这种强烈的对比促使阚凯力学习电信，下决心要在中国多装几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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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是检验技术的唯一标准

阚凯力说，当时中国的大学不大理会一项技术对国家或企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效益，市场会不会接受这项技术。但斯坦福不一样，讲技术课一定说这东西现在或将来是否有用，它与其它技术比较有无优势，并且最终必须落实到经济效益上。阚凯力的博士论文就是如何优化网络、以最低成本赢得最大的利润。美国硅谷高技术公司百分之七十的CEO都是从斯坦福毕业的，因此被称为硅谷的母校，阚凯力认为与这种教学思想不无关系。

1980年代中期，ISDN炒得很热，人们觉得21世纪就是ISDN的世纪，“当时谁要是怀疑ISDN，那就别想在电信界混了。”按照ISDN的理论，用一对线能传两路电话，同时还能传输一路低速数据，但是很贵，必须对已有的电话网进行很大的改造。阚凯力当时怎么也不看出ISDN的市场在哪里：“当时还没有因特网，所以数据通信还没有市场；而如果需要两部电话，再接一对线就行了，谁愿意费那么大劲、花那么多钱？”阚凯力这样说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因为那时候与AT&T刚分家，自己作为公司战略技术评价部的经理，对已经被公认的ISDN提出质疑，不是有损太平洋贝尔公司和自己的形象吗？但阚凯力在部门的报告中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坚决反对在ISDN上大规模投入，提出了“高举大旗，原地踏步”的策略：一方面公司建立了ISDN的演示室，表面上宣传要大搞ISDN，另一方面却一点也不投资，至少要等到市场情况明朗以后再说。这样，其它几家从AT&T分出去的“小贝尔”公司在ISDN上投入了几亿、几十亿的美元，但“扔到海里连水泡都没看到一个”，而阚凯力制定的这种策略为太平洋贝尔公司避免了巨大的损失。

“敢于说自己不懂”

阚凯力解释当他在太平洋贝尔任职期间，国际上涌现了大量名目繁多的“新技术”，例如其中就包括人工智能和以此为基础的“第五代计算机”。但是，阚凯力对这些东西却始终怀疑。“我能从斯坦福大学拿到博士，至少说明我不笨，不怕被人说自己是‘愚蠢和不称职的人’。但是我对计算机也研究了不少，连第二代计算机都没看到，怎么一下就冒出个第五代？”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就从一个最出名的人工智能公司借了一套演示软件，据称只需描述一顿饭菜，人工智能就能判定应该配什么样的葡萄酒。阚凯力在公司的会上当众输入麦当劳汉堡包的特征：什么样的形状，什么样的配料，结果计算机还引经据典地显示出应该喝某公司在某地某年出产的高级红葡萄酒。“在麦当劳吃汉堡，谁还花几十美元喝什么酒啊？”阚凯力回忆当时所有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而人工智能和第五代计算机的神话也就在公司里不攻自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