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加缪就出版了随笔集《反与正》，第一次表现出自己思想的锋芒。他的随笔涉及到了人在被异化的世界里的孤独感、人面对自身的罪恶和死亡威胁时应该如何做出选择等等。1940年，阿尔贝·加缪来到法国首都巴黎，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先在《巴黎晚报》从事编辑工作。这一年的6月14日，希特勒军队的铁蹄就踏进了巴黎市区，很快，由纳粹扶植起来的法国傀儡政权维希政府开始运作。这年的冬天，加缪带着妻子离开沦陷的巴黎，来到了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城教书，在这里一共住了18个月，正是这一段生活，使他酝酿出《鼠疫》。

1942年，加缪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巴黎，开始为《巴黎晚报》工作，然后在伽里马出版社做编辑，秘密地活跃于抵抗运动中，主编地下刊物《战斗报》。

加缪因小说《局外人》成名，书中他形象地提出了存在主义关于“荒谬”的观念。随后，他开始写作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

1943年4月，加缪结识了萨特（让-保罗·萨特）和波伏娃，在哲学和戏剧等方面的共同爱好使他们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然而萨特倾向于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而加缪则对苏联社会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1944年法国解放，加缪出任《战斗报》主编，写了不少著名的论文。

1945戏剧《卡里古拉》首次演出。1947年的长篇小说《鼠疫》曾获法国批评奖，它进一步确立了他在西方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1949年12月，戏剧《正义者》（Justes）首次演出。

1951年加缪发表了哲学论文《反抗者》之后，遭到了左派知识分子阵营的攻击，并引起一场与萨特等人长达一年之久的论战，最后与萨特决裂。这时人们才发现，加缪是荒诞哲学及其文学的代表人物。

1954年春天，《夏天》出版。10月4、5、6三天，他前往荷兰作短暂旅行。这是加缪唯一一次访问这个成为他的小说《堕落》（La chute）发生地的国家。加缪在阿姆斯特丹停留了两天。在海牙，他参观了Mauritshuis博物馆，对伦勃朗的作品赞不绝口。11月1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线开始袭击阿拉伯和法国平民，随后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

1955年3月，《一件有趣的案件》（Uncas intéressant）上演，改编自Dino Buzzati的作品。4月，访问希腊。5月到转年2月，为《快报》（L‘express）写专栏文章，评论阿尔及利亚危机，所有文章以后，以“ActuellesIII”为题结集出版。

1956年，阿尔贝·加缪发表了中篇小说《堕落》，还出版了包括6个短篇小说的集子《流放与王国》。这个时候，他的思想多少已经开始转向基督教伦理的探讨，对过于世俗化的道德和存在的命题，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中篇小说《堕落》的发表，实际上是对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种质疑。最终，历史证明了阿尔贝·加缪更加正确，而萨特在当时似乎正确，但是后来则并不正确了。

1957年10月，瑞典文学院宣布，44岁的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获得了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阿尔贝·加缪因此成为了这个奖项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这一年的12月，他在瑞典的一所大学做了一场题为《艺术家及其时代》的演讲，他说道：“面对时代，艺术家既不能弃之不顾也不能迷失其中。如果他弃之不顾，他就要说空话。但是，反过来说，在他把时代当作客体的情况下，他就作为主体肯定了自身的存在，并且不能完全服从它。换句话说，艺术家正是在选择分享普通人的命运的时候肯定了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艺术的目的不在立法和统治，而首先在于理解。”

1958年《瑞典演讲》出版。在Lourmarin买了一幢房子。

1959年《鬼怪附身的人》上演。同时，加缪千方百计想实现一个渴望了许久的梦想：成立自己的剧团。

1960年1月4日，加缪搭朋友的顺风车从普罗旺斯去巴黎，途中发生车祸，加缪当场死亡，年仅47岁。在他随身携带的提包里，还有一部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手稿《第一个人》。

参考资料

在阿尔贝·加缪的全部文学作品和哲学随笔当中，“荒诞”是他强调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荒诞”这个概念也是20世纪文学和哲学中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但是，对“荒诞”的解释则大为不同，各人有各人的表述。加缪是这么说的：“这个世界是不合理的，这是人们可以明确说出的表述。但是，荒诞是这一不合理性与人的心灵深处所呼唤的对理性的强烈要求的对立。”听上去，他的这句解释特别的拗口和费解，其实，他理解的人生荒诞感，是人对世界的主观感受。加缪认为，人在面对艰难而机械的现实生存的时候，每天都要按照一个节奏和生活模式来生存，必然要产生出我为什么要这么生活，我为什么不能以其它方式生活的荒诞感，可是，偏偏人就不能以其它方式生活，人还必须要以人现在的方式生活。于是，这就产生了荒诞感。

加缪的创作特色是用白描手法，极其客观地表现人物的一言一行。文笔简洁、明快、朴实，保持传统的优雅笔调和纯正风格。他的“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蕴含着哲学家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和艺术家的强烈激情。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他赢得了远远超过前辈的荣誉。他的哲学及其文学作品，对后期的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影响很大。评论家认为，加缪的作品体现了适应工业时代要求的新人道主义精神。萨特说他在一个把现实主义当作金牛膜拜的时代里，肯定了精神世界的存在。

“加缪的作品始终与追求正义紧密相连。”——法国作家文化部长马尔罗

“加缪在20世纪顶住了历史潮流，独自继承着源远流长的醒世文学，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主义，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了胜负难卜的宣战”。——法国作家、哲学家萨特

“他（加缪）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瑞典文学院授予加缪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辞

“加缪的作品是从战后混乱中冒出来的少有的文学之声，充满既和谐又有分寸的人道主义声音。”——《纽约时报》

“加缪有着一颗不停地探求和思索的灵魂。”——美国作家福克纳

“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他死于1960年，他的死让整个文学界感到是一种个人损失。”在她看来，加缪是20世纪文学具有“理想丈夫”般形象的作家，同样描绘自杀、冷漠、罪咎、绝对的恐怖这些现代文学主题，“却带着一种如此理智、适度、自如、和蔼而不失冷静的气质，使他与其他人迥然有别。”——（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加缪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留给人们的遗产不仅有《西西弗的神话》、《局外人》对人的荒诞处境的揭示，更重要的也许是人们该如何应对荒诞。加缪发现了有一种跟“情欲的罪恶”表现形态不同的罪恶——逻辑的罪恶——大行其道，荒诞理性以乔装打扮的样式鼓噪着，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逻辑性杀人成了人类尊严和良知的最大敌人。他追根溯源，对理性暴力的传统和哲学基础进行了梳理，他提出了以古希腊的均衡思想为基础的南方思想，亦即太阳思想、地中海思想，并把二者的关系比喻为“永恒的青春过分行为与成年人的力量之间”的关系。显然，加缪的“太阳”思想与《局外人》中的“阳光”是根本对立的。他所真正热爱的，是给人带来温暖的真实、美好、自然、均衡的“阳光”。——《文汇报》

2013年，巴黎十多家公共图书馆联合推出了贯穿9、10两个月的纪念活动，他们以加缪著作中的“荒谬”和“反叛”为主题词策划活动。这些活动包括了作品朗诵会、圆桌讨论会、电影放映会、配乐朗诵等等。

在伦敦的加缪协会（由英国的加缪爱好者们于2007年成立）也举行了讨论会。美国的加缪协会没有忘记在他们的官网上对这次活动进行导览。来自英美等国的很多专家会参与这次活动，他们讨论的主题包括了“加缪和陌生人”、“加缪和荒谬”、“加缪和萨特”等许多方面。而美国方面许多不同的大学内有着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了展览和配乐朗诵等等。

加缪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义，人的尊严问题，一直是缠绕着他的创作、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根本问题。《西西弗的神话》和《局外人》构成了加缪文学创作的母题，包含着加缪未来作品的核心问题。书中，西西弗的幸福假设的提出，其本质动机，不在荒诞，荒诞既不能告诉我们幸福，也不能告诉我们不幸。之所以加缪假设西西弗是幸福的，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严，被责为永罚，却幸福，这是一种反抗，也是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体现尊严。加缪在假设西西弗幸福的时候，充分运用了想象和独断，其潜台词，却是人类尊严的需要。由荒诞的出发点，萨特走向焦虑和不安，而加缪走向幸福，萨特是思辨后的结论，加缪却是激情洋溢的独断。

加缪的创作存在大量的二元对立的主题，其中有一些直接作为书名如反与正，流放和王国等，荒诞和理性，生与死，堕落和拯救，阳光和阴影，有罪和无辜。这些二元对立的主题经常成对出现，而且互不取消，甚至有相辅相成的意思，这是他的一大特点和魅力之所在。加缪在他的随笔中数次使用这样的修辞方式：用一片黑暗来形容明亮的阳光。随笔中也许不过是一种修辞，但这种修辞代表的思维方式却贯穿了加缪几乎全部的创作，成为他的重要特色。

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戏剧，或是哲理随笔，都看不到逻辑的一贯性，到处都隐含着矛盾，这在别的作家那里，这可能是个致命的弱点，可从加缪的作品中体现的却是复杂的深刻。丹麦物理学家玻尔

二元对立其实是西方的传统思维习惯，传统的二元对立主要是主客关系，善与恶，美与丑等一系列概念，但在加缪那儿，这些传统的理念被抛弃了，善恶美丑问题被诸如流放和王国，阳光和阴影这样的形象所取代。甚至在讲述一桩杀人案的《局外人》中，传统的罪与无辜的问题竟消解于无形之中，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存在。加缪的这些悖论性的理念没有给他找到理论上的出路，却使他的小说和戏剧有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多义性，成为意义之源。在美学的意义上，则是用简单，毫不修饰的语言产生让人困惑的效果，这在《局外人》和《堕落》中最为明显。

阿尔贝·加缪并不是一个纯思辨型的哲学家，他从来都没有像萨特那样写过砖头一样厚的哲学著作。他是以自身经历、以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形象和人的行为，来推导出时代的哲学命题的带有哲学思想的小说家。

加缪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义者，尽管他自己多次否认。以《鼠疫》为例，《鼠疫》是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代表作，被认为是加缪最有影响力和社会意义的作品。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不像让-保罗·萨特和海德格尔的那般艰深，至少在这篇小说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加缪认为世间的混乱和荒谬是必然的，人作为一种存在，是没有他的必然的意义与目的的。在故事中，加缪描写了一个神甫的两次布道，从而否定了宗教可以带来的意义。他通过主人公的态度表明了一个人面对虚无的人生的态度，就是以爱情、友谊和最重要的——同情心来充实内心。存在主义本身就否定了“意义”，把人放逐到了荒芜的沙漠。可是和这种哲学相反，存在主义哲学家往往都是“良心”的虔诚追随者。

阿尔贝·加缪是存在主义哲学家中对荒诞论述得最为全面、最深刻，并使之具有新意的人之一，这也是他的哲学的最大特色，因而被人们称之为“荒诞哲学” 。荒诞哲学是资产阶级文明遭到严重冲击的哲学表现。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暴露出它的痼疾，和由此带来的灾难性、毁坏性后果，诸如剧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震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它对人的灭绝人性的迫害，“使得人们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所滋长蔓延起来的对理性和科学的颂扬，对社会进步的乐观幻想，迅速被一种所谓‘存在的不可理解’，‘人的存在的走投无路的悲剧性’的感觉所取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更感到前途渺茫，苦闷彷徨，人的生存面临严重威胁，人失去了安全感，人被绝望、孤独和无家可归的情绪所笼罩，这时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乐观主义逐步被荒诞哲学所取代。人们普遍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荒诞性，人存在的荒诞性，于是荒诞哲学应运而生。存在主义哲学对于“荒诞”的解释是：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在存在主义文学中，加缪无疑是将这种状态表现得最惟妙惟肖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