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齐确信，他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一定会被比他卓越的思想超越。在他看来，那些有志于科学研究的人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因为这是科学发展的规律。

伊本·西那的医学成就主要体现于一部极其著名的百万字医学百科全书——《医典》。他在《医典》的开篇中说：“医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它告诉人们关于机体的健康状况，从而使人们在拥有健康的时候珍惜健康，并且帮助人们在失去健康的时候恢复健康。”《医典》一书全面而系统，全书包括五部分，分别讲述医学总论、药物学、人体疾病各论及全身性疾病等内容。

传染病方面：

感染性疾病曾经一直是人类疾病的第一位死亡原因，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类疾病是由病原体例如致病性细菌、真菌与病毒等引起的。伊本·西那提出人本身以外的因素在引发疾病方面的作用，首先发现了“原体”可以是产生疾病的原因，指出肺结核就属于此类疾病，天花和麻疹也是由肉眼看不到的“原体”所致，而且还强调了“消毒”的重要性。他发现水与土壤可以是传播致病物质的媒介。伊本·西那不但认识到钩虫病是由肠道寄生虫引起的，并能够做出准确的诊断。

临床方面：

伊本·西那对医学的造诣是广泛而深入的。他主张外科医生应该在早期阶段治疗恶性肿瘤，以确保对所有病变组织加以切除。伊本·西那在著作里强调膳食营养的重要意义，提出气候和环境与疾病有关的观点。他研究过心脏瓣膜，发现主动脉有三个瓣膜，瓣膜的张开与关闭配合心脏的收缩与舒张，从而维持血液的流出与流入。伊本·西那描述和记录了有关心脏病药物的提炼，以及皮肤病、性病、神经病（例如脑膜炎）与精神疾病等病症。他还能够将纵膈炎与胸膜炎相鉴别。他也介绍了用烧灼治疯狗咬伤、针刺放血与竹筒灌肠以及音乐等疗法。，此外，中国医学的诊脉也被收入到其著作之中。

药用方面：

伊本·西那主张，在正式推广使用一种新药之前，首先应该进行动物与人体实验，从而保证药物的安全性。

《医典》从12世纪被译成拉丁文起直至17世纪的数百年间，始终被欧洲的医学院校用作医学教科书，仅在15世纪的最后30年内，这部著作就被用拉丁文出版过15个版次。它对西方医学的影响胜过任何一部医学著作。著名医学教育家奥斯勒（William Osler，1849～1919年）博士对《医典》的评价是“被当作医学圣经的时间比其它任何著作都要长”。《医典》是现代医学产生的重要基础之一。

其实，伊本·西那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他一生大约写了450部著作，它们不仅是关于医学的，还有专门论述哲学、心理学、地质学、数学、天文学、逻辑学与音乐等学科的，其中传世的有240部左右（关于哲学与医学的分别为150部与40部）。例如影响力仅次于《医典》的《治疗论》一书，本身就是一部百科全书。

出于对两位医学先驱的尊敬，拉齐与伊本·西那的画像今天仍然悬挂在巴黎大学医学院的画廊上。

公元10世纪的扎哈拉维（Abul Qasim al’Zahrawi，欧洲人称之为Abuicasis或Albucasis，阿尔布卡西斯，公元936～1013年）是出生在穆斯林治理下的西班牙的著名医学家，享有“外科学之父”的赞誉，其祖先来源于阿拉伯半岛的安萨尔部落。

扎哈拉维的《医学手册》是一部集其数十年医学知识与经验的著作，包括30篇的内容，涵盖大量临床问题，适用于执业医生与医学生。这部著作附有历史上最早的外科器械插图与文字说明，而且数量相当丰富（200幅左右）。这些精致的插图（与文字说明）使其极具学术价值。他还把外科治疗划分成几个部分，例如烧灼术、手术切除、放血疗法与接骨术。12世纪，《医学手册》的外科部分（第30篇）在托莱多被来自意大利克雷默那的翻译家杰拉德（Gerard，1114~1187年）翻译成拉丁语，并且在1497~1544年之间至少再版10次之多。从12~15或16世纪，几乎欧洲所有的医学家编撰的外科教科书无不参考或引用扎哈拉维原书的译本，例如Roger、Guglielmo Salicefte、Lanfranchi、Henri de Mondeville、Mondinus、Bruno、Guy de Chaulliac、Valescus、Nicholas及Leonardo da Bertapagatie等人。

在《医学手册》的第一与第二篇里，扎哈拉维归类了325种疾病，讨论了它们的症状与治疗，并且在第145页上首次描述了一种由“健康”母亲传递给儿子的出血性疾病，也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血友病。这部分篇幅后来亦有拉丁文译本出现，名为“Liber Thoricae”。

在妇产科方面，扎哈拉维的著作包括指导训练助产士如何处理异常分娩，取出死胎与去除胎盘，以及剖腹产的实施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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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哈拉维对于后来的医学尤其是外科学具有很大的影响，人们也并没有忘记这位生活在1000年前医学家。现在，在扎哈拉维的家乡西班牙科尔多瓦，有一条叫做“Calle Albucasis”的街道，就是以他的拉丁化名字Albucasis（阿尔布卡西斯）命名的，意思是“阿尔布卡西斯大街”；西班牙旅游局在这条街道的6号建筑物门前安放了一块铜匾，上书“阿布·卡西姆旧居”（“阿布·卡西姆”也是扎哈拉维的名字，取自其全名）。按扎哈拉维的设计而复原的外科器械，曾经在西班牙、突尼斯和巴基斯坦等地的博物馆中庄重地陈列展示，以表达人们对他的尊敬。

出生在西班牙的医学家伊本·拉希德[ibn Rushd，拉丁名阿威罗伊（Averroes），1126～1198年]是研究组织学的先驱，他还发现患过天花的人以后不会沾染天花，他对血管与运动保健也颇有研究，西班牙与北非的摩洛哥都曾留下他工作的足迹。他的《医学原理》在当时是一部很全面的医学入门书籍。除了医学之外，哲学与天文学也是伊本·拉希德研究的对象，尤其是在哲学方面，他的“阿威罗伊哲学”（Averroism）对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力甚至大大胜过其在伊斯兰世界所享有的威望。

阿拉伯帝国的医学非常注重眼科疾病，医生们好像大多都对这方面的病症显示出浓厚的兴趣，而且具有很高的诊断与治疗眼科疾病的技艺。几乎所有的医学著作都有专门的篇章论述眼科疾病，但是最全面的关于眼科疾病的论述是以专著的形式讲述的。

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Hunayn ibn Ishaq，公元809～873年，欧洲人称之为Joannitius，兼翻译家与数学家，基督徒）写了多部眼科学专著，诸如《眼科问题》、《眼睛的结构》、《五彩斑斓》、《眼科疾病》、《眼病治疗》、《眼科疾病的手术疗法》……其中以《眼科十论》影响最大。

卡哈尔（Kahhal，公元940~ 1010年，可能是基督徒）则在其眼科学专著《眼科医师手册》里介绍了多达130种眼科疾病。

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的眼科疾病，其病变部位在眼球的晶状体，未治者的结局常常是致盲。当时，聪明的医生已经知道它的治疗方法。与卡哈尔同时代的毛斯里（Mawsili），是白内障针吸术的发明者，这种技术即通过一种金属空心针经过巩膜吸除白内障病变。200多年后，即大约于1230年，有一位历史学家兼眼科医生在大马士革的一家医院里亲眼目睹过使用上述器械去除白内障的手术的过程。然而，14世纪埃及著名的眼科医生萨达卡（Sadaqah）对这种疗法的真实性表示质疑。

沙眼是又一眼科常见疾病，常引起倒睫、睑内翻及角膜血管翳，严重者也可致盲。当时的医生对于此症已有深刻的认识，他们不但对角膜血管翳给予清晰的描述，而且尤其擅长于手术切除这种长在角膜上的血管组织，但是这种手术的真实性似乎令人疑惑。他们在手术中使用一系列自己发明的手术器械，例如开眼器、拉钩、细小的手术刀和拨针。他们还能够采用类似的手术器械治疗翼状胬肉。

以当时的医学水平来看，上述手术是非常精细与复杂的，而且患者往往要忍受相当程度的疼痛，故帝国的医生可能并非常规进行这种手术。

在12～14世纪，在阿拉伯帝国范围内出现了许多眼科学著作，例如《眼科指南》与《眼科疾病治疗的思考》等，后者分17章讲述了眼的解剖、生理，以及124种眼科疾病的病因、症状和治疗，其中不乏在作者之前从未描述过的内容。它们在当时以及其后几百年间都是从医者学习眼科疾病的权威著作。

虽然眼科疾病早先一般是在外科疾病中讨论的，但是阿拉伯帝国的医生已经开始把眼科疾病从一般医学中独立出来，这就是现代眼科学学科的雏形。例如13世纪叙利亚医学家库弗（Quff，公元1233～1286年）在其编写的外科专用手册里，故意不收入任何眼科疾病，因为在他看来，眼部疾病应该属于专科医生的诊治范畴。哈森（al’Haitham或al’Haytham，公元965～1040年，欧洲人称为Alhazen）不仅是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与数学家，他在研究光学原理的同时，也对人类眼科学或眼科生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于眼球的生理解剖和视觉原理的认识。今天眼科医生使用的“视网膜”、“角膜”、“玻璃体”及“前房液”等专业术语据说大多是哈森发明的。

穆斯林是研究精神疾病的开拓者，而且在这一领域发挥了早期的作用。事实上这归功于拉齐的直接贡献，是他在巴格达为精神疾病患者建立了特别的病房。正如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医学教授赛义德（Ibrahim B. Syed）所言，“穆斯林为精神病学带来一种冷静的全新的意识”。因为穆斯林医学家根本不会相信在欧洲基督教世界盛行的精神疾病的“鬼魂学说”（鬼魂附体），所以他们能够对此类疾病进行冷静的临床观察。

13世纪大马士革的医学家纳菲（或称伊本·纳菲斯，ibn al’Nafis，1213～1288年）对盖仑的血液循环学说进行了积极的批判。盖仑认为血液的流程是右心腔→左心腔，而纳菲发现心脏左右心腔之间的隔膜很厚，而且隔膜上面没有像盖伦所设想的那种孔道，血液不可能从右心腔直接流至左心腔。为了纠正盖仑的谬误，纳菲斯提出一种血液小循环（肺循环）理论，即血液在此的流程是右心腔→肺动脉→肺（交换空气）→肺静脉→左心腔。这种血液小循环理论比后来的塞尔维特（Servetus，1511～1553年，因蔑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学说被宗教裁判所裁决处死）的发现要早300多年。遗憾的是他的学说并未在当时引起人们的重视，被淹没了700多年直至20世纪才重新被后人在布满尘埃的档案中发现。另外，1547年，安德里亚·阿尔帕戈（Andrea Alpago）曾经将伊本·纳菲斯的一些书稿翻译成拉丁语，因此欧洲人完全有条件了解伊本·纳菲的重要工作（甚至包括直接阅读阿拉伯语书稿），而就在这前后欧洲的医学家便获得了与伊本·纳菲斯相同的“发现”。难道这只是巧合？以下是纳菲手稿的英译。

……the blood from the right chamber of the heart must arrive at the left chamber, but there is no direct pathway between them. The thick septum of the heart is not perforated and does not have visible pores as some people thought or invisible pores as Galen thought. The blood from the right chamber must flow through the vena arteriosa (pulmonary artery) to the lungs, spread through its substance, be mingled with air, pass through the arteria venosa (pulmonary vein) to reach the left chamber of the heart……the nourishment of the heart is from the blood that goes through the vessels that permeate the body of the heart……

伊本·纳菲斯不仅正确揭示了肺的解剖结构，而且还是第一位记录心脏冠状动脉血液循环的医学家。他写到“……心脏的营养物质来自沿这些血管运行的血液，而这些血管是分布于心脏的……”

在药物学方面，阿拉伯帝国的医生与药物学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与大量的创新。他们善于使用复方制剂，主药、佐药与替代药巧妙搭配，首先开始将樟脑、氯化氨与番泻叶等作为药物加以使用；在他们的处方里，还出现了来自中国、东南亚、喜马拉雅山脉以及非洲的药物；而糖浆、软膏、搽剂、油剂、乳剂或脂等剂型，以及丸药的金、银箔外衣则是他们首创的，甚至今天西方医学界使用的“Syrup”（糖浆）、“Soda”（苏打水）等词汇，都是从阿拉伯语音译的。当时的医学百科全书或综合性医学书籍都留有专门的章节介绍药物以及处方药物的搭配。这部分章节系统地讲解了药物与处方的构成成分与配制的程序和步骤。

伊本·贝塔尔（ibn al’Baitar，1188？～1248年）是中世纪最伟大的药用植物学家，他编写了两部医药学著作《药物学集成》与《医方汇编》，堪称经典之作，其中药物是根据它们的治疗作用进行编排的，而且除了阿拉伯语名称之外，还加上了希腊语和拉丁语名称，从而促进了医药学知识在欧洲的传播。《医方汇编》的拉丁语译本的若干部分，1758年还曾在意大利的克雷默那出版。

穆斯林的药物学成就对欧洲具有不可或缺的影响，后来相当长时期内欧洲这方面的著作，主要就是在先前穆斯林著作的基础上编辑或是稍做改编而成的，例如约翰尼斯1250年完成的《Expositio Supra Nicolai Antidotarium》（分别于1495、1599和1602年在威尼斯出版）。阿尔巴诺（1306~1316在帕多瓦任教）的《Conciliator and De Venenorum Remediis》则是广泛承袭伊本·拉希德等人的著述。15世纪萨拉迪尼·阿斯科罗的《Compendium Aromatariorum》（药剂师手册），在形式和内容上深受穆斯林医学家伊本·西那等人的影响。而17世纪晚期出版的《伦敦药典》，在编列的药物分类和剂型种类上也反映出受到穆斯林药物学影响的程度。事实上，欧洲人使用的药典一直依赖穆斯林的著作与资料，直至19世纪晚期。

关于从医者的职业操守，（伊斯兰哲学家、宗教学者）伊本·哈兹姆（ibn Hazm，公元994～1064年）提出，一个做医师的人必须在道德上具有良好的品质，即仁慈、富有同情心、友善、忍辱、接受负面批评；他对医师外表的要求是，医师应该留短发，勤剪指甲，穿戴干净，举止尊严。

在众多科学学科中，医药学是穆斯林的长处所在，这种地位的取得，与学科教育是分不开的，而早在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初期，即公元765年，巴格达就建立了医科学校培养医药学人才。

阿拉伯帝国早在倭马亚王朝时期（中国史书称为“白衣大食”，公元661～750年）就在大马士革建立医院提供医疗方面的服务，但是有文献可考的世界上第一所正规医院是公元9世纪在阿拔斯王朝的巴格达建立的；大约经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又有五所医院在巴格达开业。而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初期医院，则是东征的十字军在伊斯兰世界开阔眼界之后，返回欧洲13世纪在巴黎建立的，与巴格达的医院相差约有400年的时间，公元931年，帝国还规定城市或医院的医生必须通过考试才可以开业行医（据说先前的罗马帝国也有城市医生需要通过考试的规定）。根据记述，公元10世纪初期那里已经建立起流动医院，日常在帝国的村庄提供医疗服务。巴格达最具规模的一所医院建立于公元982年，该院建院之初就拥有包括眼科医生与外科医生（含正骨医师）在内的25名医生，而到1184年，一位旅行家描述说，那所医院的规模就像是一个巨型的宫殿。另外，努里医院是12世纪在大马士革建立的。

公元872年帝国在开罗建立的一所医院，它是迄今最早的为精神病患者提供医疗的医院；12世纪与13世纪，纳斯里医院和曼苏里医院先后在开罗建立。

相对巴格达而言，在穆斯林管理下的西班牙，医院出现的比较晚一些。

帝国的医院在设计上即为其赋予了非常完善的功能。目前了解比较多的是关于公元12～13世纪叙利亚与埃及的医院的情况。那里的医院在布局上呈纵横交叉垂直形状，中央部分是四个拱形大厅，比邻有药房、储藏间、图书室、工作人员生活区以及厨房，每个拱形大厅都有喷水池提供干净的水源。不同的疾病，诸如胃肠道疾病尤其是痢疾与腹泻、风湿性疾病、外科疾病、眼科疾病和发热等各自在不同的区域就诊，而女性患者则是在独立的诊室与病房就诊的。医院还为精神病开辟专门的病房。医院不仅配置正常的执业医生与药剂师，而且安排有值班医生接诊预约定时复诊的病人。当时的医院同时具有医学教学功能，并且有管理、护理与勤务人员从事工作，还有医学生为非专业人员提供相应的培训。

所有医院的建立与运营在财政上主要依靠的是国家预算，这笔预算来源于国家（向富人）征收的遗产税；另外，富人与统治者的捐赠也为医院提供了资金（伊斯兰教教义要求，生活宽余者，应该用部分节余帮助穷人，给予的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金钱，即交纳“天课”）。虽然独立的行医者是收取一定的费用的，但是医院的服务据说是免费的。

阿拉伯早期医学在病理上继承古希腊医学理论。伊斯兰教兴起后，遵循《古兰经》和《圣训》的医学原则，积极推广医学。阿拉伯医学允许在治疗方面依靠医生（含非穆斯林的医生）。在伊斯兰国家，众多的基督教徒（包括基督教教职人员）以医为业或从事医学研究，他们得到政府和老百姓的尊重。9世纪中叶，巴格达哈里发政府，曾对860个未获得医务执照的医生进行考试，通过考试者才能开业行医。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一批从事眼科、外科、妇科等专业医生迅速成长，还出现了一些女医生。医院建设方面，707年，倭马亚王朝瓦利德一世建立了收容盲人和麻疯病人的处所，还建立了一座医院。9世纪初，巴格达建立了第一所医院，以后各地先后建立了34所医院（还有一些流动医院）。到1109年仅巴格达的医院就达60座。此外，大马士革、开罗、亚历山大、科尔多瓦等各大城市的医院，都非常著名。医院建筑恢弘，内分妇女病室、专科病室、传染病室等，实行免费治疗。在药物逐渐增多后，药学自医学中分离出来，药师成为一种专业。法规与政令中明确规定了药师的地位，而这种规定很快就经西班牙传遍欧洲与阿拉伯其他领地。

8～10世纪以巴格达为中心的“翻译运动”中，大量古希腊、印度、迦勒底（巴比伦）、埃及和波斯的医学典籍被翻译为阿拉伯文，为医学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医学家。尤以拉齐、伊本·西那、宰赫拉威和伊本·左胡尔最为著名。

阿拉伯医学对世界医学的影响很大，重要的阿拉伯医学典籍都译成了西方文字。因《医典》等阿拉伯医学著作在欧洲流传较较久，一些英语药名还保留阿拉伯语音译，许多医学术语出自阿拉伯语。

阿拉伯与中国很早就有药物交流。晋人张华《博物志》载：“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据统计汉代张骞及其随员出使西域，带回的植物种子除胡桃外，还有葡萄、安石榴、胡瓜、胡豆、苜蓿、蒜葫、胡荽、西瓜、无花果等药用植物。

唐朝时期6世纪初起，波斯及中亚诸国献的或与中国交易的药物有琥珀、真珠、朱沙、水银、熏陆、郁金、苏合香、青木香、胡椒、香附、雌黄等多种。唐代杜环所撰的《经行记》为较早记述伊斯兰国家药物及医术的书籍。段成式(803～863年)撰写的博物学专著《酉阳杂俎》，记录数十种阿拉伯动物、植物药的名称，对其性状描述得很具体。晚唐、五代时经营香药的波斯人后裔文学家、药物学家李珣（字德润。生于蜀中）所撰《海药本草》，收药124种（以阿拉伯药物居多），对《神农本草》、《名医别录》、《唐本草》、《食疗本草》、《本草拾遗》等起到了补充作用。

宋朝时期

北宋初年，中国与大食商人的海上贸易再度兴起。当时，一次输入的阿拉伯乳香就达数十万斤。阿拉伯—伊斯兰医药借鉴古希腊医药学的传统，善用有机矿物药。宋代，有一种阿拉伯语称“摩西(穆萨)的石头”（黑琥珀，即煤精石）的药物传入中国，该药内含焦油等成分，可解蛇毒及其他动、植物之毒。至道三年（997年），大食商船队的首领将一块珍贵的药材“无名异”（能治疗脓肿、瘫痪、癫痫、肺大出血、尿道炎、膀胱炎等多种疾病），献给宋太宗。制药技术方面，伊本·西那创用的以金、银箔丸衣保质、防腐的技术，在宋代广泛运用。

元朝时期

元初，阿拉伯、中亚及波斯等地的医生及药物大量进入中国，阿拉伯医学得到广泛应用和推广。定宗(1246～1248年)时有希腊血统的阿拉伯天文学家、医学家爱薛(1227～1308年)为元朝服务。爱薛于至元七年(1270年)成立京师医药院（其提举为正三品，级别仅次于太医院），由其妻撒刺主持。至元十年(1273年)春正月京师医药院改广惠司，仍由爱薛掌管。不久爱薛擢秘书监，领崇福使，迁翰林学士，兼修国史。秘书监搜藏的23种回回书籍，有些是爱薛和扎马鲁丁从国外搜集的，有些是爱薛编订的。后任平章政事。大德十一年(1307年)封秦国公。次年去世，追封拂菻王，谥忠献。此外，据《元史》载，元代朝廷专设六个机构研究和推广阿拉伯医学，在中国医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当时的从阿拉伯来的医生，能治疗多种疑难杂症，还能进行外科手术。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元大都(北京)回回医生曾为一小儿做过开额切除肿瘤手术。活跃于民间的回回医生，因其医术高超而受到人们赞誉。元人王沂《老胡卖药歌》曰：“西域胡贾年八十，一生技能人不及。神农百草旧知名，久客江南是乡邑。朝来街北暮街东，闻掷铜铃竞来集。师心已解工名术，疗病何须说《难经》。……

明朝时期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翰林李翀、吴伯宗受皇帝召，与钦天监灵台郎黑的儿(海达儿)、阿答兀丁、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合作翻译阿拉伯文天文书等。《回回药方》约于同期译出。这是明代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回回药方》的内容多来自元代阿拉伯医书，是阿拉伯医药方剂的汇编。原文为阿拉伯文。明初经翻译木刻印刷成书，著、译者均未署名（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收藏）。现存的《回回药方》为残本四卷，计485页，约20万字。共载方剂450余个，兼以病理治疗分析（有研究者推断《回回药方》全书的方剂约有7000余个）。《回回药方》极大地丰富了中医的本草学，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瑰宝。

阿拉伯医学对传统中医学的医药经典著作也有重要影响。明初朱橚、滕硕、刘醇同编的《普济方》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均录有阿拉伯医方。有的药名是用阿拉伯药名，如朵梯牙(天然硫酸锌)、安咱芦(波斯树胶)、可铁刺(西黄耆胶)、阿飞勇(鸦片)、红石扁豆(鸡血石)、李子树胶(阿拉伯树胶)、咱甫兰(藏红花、番栀子花)、鸡子清、火煅大海螺、炼酥铜、奶女儿汁(奶汁、乳汁)、白雪粉(铅白)等。

清朝时期

自清代起，阿拉伯医学与中医进一步融合，一些药方和疗法，已经成为中医药物学的内容。医学理论上，清代著名伊斯兰学者刘智根据阿拉伯医学解剖知识，在《天方性理》中提出人的眼、耳、口、鼻以及四肢百体，均“各有所司”，但大脑“为百脉之总源，而百体之知觉运动皆赖焉”。在中国心理医学史上，较早明确揭示人的器官活动与感知心理的生理基础。一些阿拉伯医生的后裔，运用新技术发展医药业。

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对中国少数民族医学有较大影响。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邀请大食、印度和内地的医生各1名到吐蕃编撰医书，大食医生写了《主要文集补编》；三位医生合编了综合性医书《无畏的武器》，全书共七卷，包括了三种不同来源的医学。《维吾尔医常用复方制剂手册》里也保留有《医典》的内容；《维吾尔药志》(上册)110余种本草的名字有半数以上沿用阿拉伯语称谓。

《伊斯兰的遗产》（Legacy of Islam）一书写到：“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这样讲，伊斯兰医学与科学映射着希腊的光芒，当希腊科学的白昼流逝，伊斯兰医学与科学的光辉犹如月亮，照耀着中世纪欧洲最黑暗的夜晚……”

事实上，阿拉伯帝国的医学成就，是帝国版图内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共同体，在吸收其它先进文化的基础上的智慧的结晶。除了他们自身的研究与探索之外，许多古代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甚至中国的科学典籍都是其灵感的源泉。这种成就不仅是他们赋予医学世界的礼物，而且也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