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教传入中国，正是中国的太平盛世：唐高祖创立的基业，传到唐太宗已达到举国富庶，人民安康，文化昌明的境界；可是中原之外的边疆，却充满着战争气息，整年动不安。回教徒又不断地与西南亚洲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及波斯等地的基督教国家发生冲突。战争的威胁随时都有可能进犯中国本土，唐太宗为防止边界突厥民族的入侵，常藉通婚及商业上的来往交流，缓和紧张情势，并确保当时中国通往欧亚各国交通要道－丝路－的畅通。

阿罗本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来到中国的。他之所以会受到皇帝的特别礼遇，虽与他自己的良好名声有关，但多少也掺杂着一些政治性因素：因为中国急需在动荡不安的中亚地区维护边防的安全，确保丝路的畅通，争取贸易的机会。可是这些措施都需要先取得当地居民的谅解合作。巧的是当地居民中有不少基督徒，观念无法与中国派出的使臣顺利沟通，太宗正为此事感到束手无策。这时得得知景教要派传教士来华，自然高兴无比。这一方面可以透过景教传教士以结识这一群基督徒，同时也可请他们充当翻译员，在对抗回教的战争中能有很大的帮助。

阿罗本原是叙利亚人，以后到了波斯，在那儿受到景教的薰陶，领受圣秩，成了司铎。阿罗本在中国给人的印象，是一位端庄肃穆、谦诚有礼、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中年学者，颇有儒家风范，所以立刻就被皇帝接纳，迎为上宾。他来华时，携带了530部经书，有部分后来翻译成了中文，太宗曾亲自审阅，并听他宣讲道理。太宗发现他所讲的以及所带来的经书，不仅内容丰富、言之有物，而且在中国又自成一家之言，对治国安世会有贡献，于是就给阿罗本及他的随从人员留华传教的权力。

在传教期间，阿罗本还得到宰相房玄龄、大臣魏徵等人的协助，进行的很顺利。不过传教事业真正开始萌芽，在贞观十二年秋，也就是阿罗本抵长安的第3年。那时太宗亲自下诏谕令景教在国内可以自由公开传布，并且在京师长安的义宁坊地方，兴建景教寺，同时把自己的肖像转塑在景教寺的墙壁上。这些都使我们看出太宗和景教的密切关系了。

650年高宗继位，对景教更加提倡，敕令在全国各州，建立景教寺，并且仍旧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这时的景教，已经传遍全国各大城市。不久，阿罗本升为中国景教的教长，京师长安也成了中国景教的中心。

阿罗本来华后，建立景教寺，翻译经书，将福音真光带给了华夏。3年内，陆续由波斯东来的传教士，增至二十一位。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修院组织与波斯、叙利亚的景教相似，同属于隐修院传统，奉巴格达宗主教为领袖；在中国教长之下，分为几个教区，由副主教管理；并有司铎负责礼节、布施、教育等事；在较大的寺院设寺主和理院。

阿罗本传教工作除了讲授景教教义外，还很重视宗教生活。在讲授教义方面，他以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作为出发点，来说明救赎的真理，并用圣洗来滴除皈依基督的原罪。在宗徒生活方面，他很重视诵念日课，每日有七个固定时辰的礼仪朝拜，配合着磬声显出有规律而虔诚的心，在礼仪中并穿着僧人服装，留着胡须，削掉头发，保存了东方隐修士的礼规。除了这些礼仪性的行动外，在生活上也表现出贫穷、受斋、施舍、为亡者祈祷等精神，并在主日献祭、告解、涤除心灵罪污，所以渐渐地吸引了部分中国人士的注意及重视。

阿罗本宣教工作除了讲授福音外，还很重视过属灵生活。在敬拜礼仪方面，他重视诵念日课，每日有七个固定时辰的礼仪朝拜。在礼仪中并穿着僧人服装，留着胡须，削掉头发，保存了东方隐修士的礼规。在生活上也表现出贫穷、守贞、顺服等精神。他“为光为盐”的举动逐渐得到了很多唐朝人的好感。

阿罗本及景教宣教士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为了让中国人更明白“神的话语”，他们采用了不少佛教、道教的词汇。如：三一妙身（三位一体）、慈父阿罗诃（天父耶和华）、弥施诃普尊大圣子（弥赛亚圣子耶稣）、八境（八福）、慈喜羔（神的羔羊）、三常（信望爱）等等。由于史料匮乏及译本失传，当时是否翻译了全本《圣经》已无从考查。但我们仍能从敦煌发现的景教文献知道一点当年的汉译经文。比如：“若左手布施，勿令右觉。”（太：6：3）“梁柱着自己眼里，倒向余人说言汝眼里有物。”（太：7：4）等。

唐贞观十二年（638年），太宗诏日：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零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在长安发现唐建中二年（781年）大秦寺僧景净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有“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大秦国有上德日阿罗本(Alopen) 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的记载。

据宋代宋敏求《长安志》记载，“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一胡僧阿罗斯立”。见此时景教仍未改名，寺院也未被毁。此“阿罗斯”应为“阿罗本”。